危机与生机：现代生态伦理的诘问与反思

面对全球生态问题,现代生态伦理学者试图阐明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产生了“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动物权利论、大地伦理学、生态整体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等理论流派。虽然不同的生态伦理理论为人们理解和解决生态道德问题提供了多种视角和道德框架,但各种理论流派之间始终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间的“范式之争”,以致陷入了现代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困境。现代生态伦理研究要想获得新的生命形式,只有在消解“范式之争”中实现典范转移,以全新的世界观融通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才能引领构建新型生态伦理关系,从而为现代生态伦理的发展带来生机。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语境下生态农业的伦理蕴涵

生态农业是一种生态可持续、利益共分享的普惠型农业。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讲,生态农业的伦理"应当"就是保有并发展土地和生态系统的生命价值,以此为前提获取经济价值。就人与人的伦理关系而言,生态农业的伦理蕴涵在于摆脱资本逻辑和工业理念的控制,以生态农业构建平等互利、共信负责、合作共赢的人际关系。生态农业追求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共赢,追求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普遍利益的实现,维护生态正义和社会正义。海南生态循环农业同样应承担双重伦理"应当",走出一条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保育、绿色兴农、共享富农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制度伦理的道德审视

制度文明制约着社会主体的精神文明 ,而制度体系的每一社会制度 ,无不是对社会关系根本层面或某一具体层面的规范化。合理的制度安排 ,正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富有成效的依托和杠杆。只有加强制度伦理的道德建设 ,完善以制度为核心的道德建构 ,才能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有效保障。     

论敬畏生命与生命伦理共同体

随着生命科技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已有的伦理学理论已不能时当代生命科技发展带来的问题给出满意的回答,生命伦理亟须理论创新.以敬畏生命为基本伦理观念,从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在达成差异共识的基础上,构建当代生命伦理共同体,是解决当代生命科技发展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的可能路径之一.     

“利益最大化”的伦理审视

“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主体的普遍追求。尊重人们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特征所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有严格界限的,其界限就在于人们只能在不损害他人利益最大化和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范围之内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要求人们以正当的行为方式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     

佛教“食蒜戒”考

流传至今的"食蒜戒",是佛陀时期制定的。其制戒的目的是防止俗众对僧尼的讥讽,增长俗众对佛教的信心,亦是为了僧尼在精进修行中脱离烦恼而达到圣证,最终实现佛法永住的理想。与佛教"食蒜戒"有关的本生故事,则是藉因果报应故事形象化地教育听众。     

佛教生态伦理及其现实启示

佛教以缘起论为哲学基础，以众生平等为核心价值，以尊重生命、爱护环境为行为规范，以净土为终极理想，形成了自己的生态伦理思想。佛教生态伦理为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生命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借鉴，并为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条路径。     

中国家庭伦理共同体的时代变迁、现状审视及逻辑建构

家庭伦理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家庭伦理思想的重要概念。建构家庭伦理共同体,是新时代家庭文明建设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过程和基本要求。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家庭伦理共同体经历了“等级式”到“契约式”的关系变迁、“单一化”到“多元化”的结构变迁、“严格化”到“自由化”的功能变迁,在家庭经济、婚姻和文化等领域呈现出一系列伦理问题。建构新时代中国家庭伦理共同体,需坚持以伦理自觉树立正确家庭伦理观,以伦理自信培育优良家庭伦理文化,以伦理自强健全现代家庭伦理体系。     

我国食源性疾病与卫生文明观念的嬗变

食源性疾病在我国伴随社会历史的发展有不同的疾病表征和社会成因,凸显中国社会各时期卫生文明观念的嬗变.通过个体养生观念的传统演绎、公共卫生观念的近代启蒙、爱国卫生运动的政治影响、现代卫生观念的科学展望等几个阶段类型的反思与批判,致力于保障食品安全,防治食源性疾病,促进公众健康和社会文明,这一探讨寄寓了人类新的伦理价值期望,以及对人类生存之道追寻的心灵救赎和自我拯救.     

对“逃避自由”的伦理审视

启蒙时代的观念解放、社会的个体化进程,无疑导致了每个人自由的行为空间 的形成与扩展。但当自由成为一种核心价值时,抉择便构成了当事人唯一的行为选项,即 他就陷入了一种“必须选”的苛求之中。于是,顺应行为便成为许多试图逃避自由的人的必 然出路。单个人的顺应性行为,可以逐渐与其他人的顺应性行为一起共同演变成一种群体性 思维模式,从而导致该群体中所有的人陷入一种疯狂的顺应之强制。由于缺乏以自主性为支 撑的怀疑、反思、异议、批评的因素以及及时的纠错机制,单质的群体社会奔向疯狂毁灭的 深渊便是其不可逃脱的历史宿命。不论是学理演绎还是历史实践均证明,自由是人类生存的 核心价值和意义归宿。     

身体的自由:体育的生命伦理审视

体育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身体性(生命性)与文化性的融合统一。体育蕴含着丰富的伦理意蕴。在生命伦理的主体形态中,体育是人身体自由的表现形式,是自我存在的行为展示,是全面发展的实践要求,是生命意义自我实现的根本途径。身体的自由是通过生命的积极活动对外在的与内在的、物质的与精神的束缚的克服而得以展开和实现的。从生命伦理的视角来看,体育包含了人的生理自在、生物自知、生存自我、生活自觉与存在自由的不同层面,它们构成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底层到高端的递进提升的紧密结构。人作为体育的主体,其生命伦理价值的维系主要体现在生理自在的身体属性、生物自知的存在基础、生存自我的本性解释、生活自觉的文化关怀和生命自由的本质实现中。     

伦理文明观：“非常伦理”的“最后觉悟”

当今世界,“文明的冲突”根本上是文明观的冲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疫情和重大自然灾害、高新技术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宣示人类世界从诸文化实体的关系、人类与宇宙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与自身的关系全景式地进入“非常时代”,遭遇“非常风险”,期待“非常伦理”。“非常伦理”有“非常伦理智慧”“非常伦理形态”“非常伦理觉悟”三个层次。人类社会发展史和个体生命发育史表明,伦理是人类文明的原色和理想,但在现代性文明中已然迷失。面对“非常时代”关乎“种族的绵亘”的“非常”挑战,亟待推进“非常伦理觉悟”,进行文明观的伦理革命,其要义是使人类和人类文明学会“为伦理思考所支配”,实现伦理文明观的回归与重建。伦理文明观是文明内部诸要素关系的价值生态的文明观,也是人与自然关系、国家与国家关系以及诸文化实体关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观。伦理文明观的“非常伦理觉悟”,具有“最后觉悟”的文明史意义。     

现时代的生命伦理问题

结合现时代临床,提出医疗要回归“初心”,“初心”就是“人命贵”,这是医学伦理起点,也是医学的最高宗旨;而要贯彻“初心”,又应讲究医疗科技和医学人文及伦理之间形成合力。分析认为：现时代医学伦理可能以“生态伦理”更为合适;应区分重大疫情、急性抢救、慢性病纠治等不同情况,考虑“合力”所涉及的不同方面之轻重缓急;并针对生命伦理的有利原则,指出“有利”只是动机及出发点,还需深入思考,确立动机的基线和起点;就基线而言,要搞清楚是本然“有利”,还是科学“有利”,并做出一定区分;应在科学“有利”和本然“有利”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与平衡。

     

疫情防控“成功悖论”的伦理解析

疫情防控会造成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成功悖论”：虽然疫情防控给社会带来了整体利益,但具体的参与者个人却似乎没有得到什么实际的利益;于是,当疫情防控成功一段时间之后,一些强制性防控措施就会日益受到质疑,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逃避防控的“免费搭车”行为,直到再次暴发疫情。“成功悖论”反映出疫情防控中个人权利与公共健康之间的冲突：为了社会整体健康而限制个人权利是否能够得到伦理辩护？悖论的根源在于自由主义价值观导致了个人与社会的割裂,而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有助于克服这一悖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之维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全球化潮流、全球发展风险、国际新秩序构建等视角提出的新理念,也是走向世界过程中中国话语和中国声音的典型体现,不仅具有深刻的政治内涵,还具有深邃的伦理意蕴。它体现了资本逻辑全球化过程中对发展正义的追寻,凸显了多元文明场域中共同价值的守护,彰显了构建国际新秩序中中国的责任和道义担当。从伦理视角透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有助于展现其价值理性和实践诉求。     

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伦理意蕴

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出生存环境危机已成为关系人类前途的重大课题.这一课题不仅直接影响着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工业文明时代.全球生态环境并没有像今天这样空前恶化和引人注目,但是他们在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从理论上探讨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创立了生态平衡发展的完整观念,形成了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这一思想为当今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奠定了伦理基础.     

儒家生态责任伦理的义理结构

儒家虽然总体上强调天人合一,却并不否定天人相分,而是把两者辩证统一起来;而且,儒家的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共同为促进天人和谐、生态责任提供了精神支撑。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儒学建构了天人相分的生态责任伦理根据、天人合一的生态责任伦理前提、仁民爱物的生态责任伦理情感、取予有度的生态责任伦理行为和天人相参的生态责任伦理追求在内的生态责任伦理义理结构。     

“科技—伦理生态”与“科技—伦理禁区”

在科技伦理学的意义上,"科技有无禁区"不能也不应简单地归之于关于"科技本身"有无禁区的争论.从形上层面来看,"科技禁区"之争之所以产生,在根本上是"关系本位"的伦理学方法和标准科学观的共同宰制以及原有的科技-伦理生态整体失衡的结果.因此,所谓的"科技禁区",并不只是"科技本身"或"伦理本身"的禁区,甚至也不只是科技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禁区,而是"科技-伦理生态"的禁区."科技有无禁区"之争就其实质而言是科技-伦理生态的"同一性危机","科技禁区"实际上是科技-伦理生态的"同一性禁区".     

高技术的伦理中道

高技术难题的解决 ,必须向传统的中道哲学寻求伦理智慧。中道不仅在世界文明体系中具有一定普适性的形上智慧 ,而且它是应对重大社会历史变革的智慧 ,尤其是应对那些潜在巨大文明风险的变革中的两难选择的文化智慧。高技术伦理的辩证结构是 :伦理理智 ;伦理意志 ;伦理精神。社会文明生态的合理性 ,是伦理理智的中道 ;技术冲动力与伦理冲动力的合理“冲动体系”或“合力”,是伦理意志的中道 ;而“新人文主义伦理精神”,则是高技术伦理精神的中道     

对“残婴安乐死”的伦理审视

在对“残婴安乐死”的伦理学理论考察中,从目的论思维方法的角度来看,出于婴儿自身利益为优先考虑的安乐死行为具有道德合理性。而持义务论的人通常对其持反对态度。“残婴安乐死”作为一种特殊的具体的道德情境处于义务论进行道德评价的推理逻辑的有效范围之外,因此我们应该坚持从目的论立场来看“残婴安乐死”的本性：一种本质为善的“必要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