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义利之辨中的公私取向

王船山义利之辨是与公私之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船山不仅对利作出了公利、私利的区分,而且对义也作出了公义、私义的区分,整体上要求重公义、轻私义,重公利、轻私利,故此提出了"循公废私""存公抑私"等命题。与此同时,船山对个人私利亦作出了完全有别于理学的独到性分析,承认个人私利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尚公崇私"的伦理学命题,体现出一种早期启蒙的伦理倾向。船山这种"尚公崇私"论蕴含着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有机统一起来的因素,是对理学"贵义贱利"以及否定个人正当利益的批判性超越,而其公私论与义利论的结合则彰显出超越道义论与功利论的对立而朝向义利并重、公私兼顾的价值目标。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公私观及其现代辨析

公私观念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一个核心概念和重要的道德范畴。公私含义演化及观念生成的逻辑奠定了传统伦理中"贵公"的价值观,它是中国文化特有的伦理气质。历史地分析公、私概念内涵及其主体关系的演变,客观地揭示传统公私观念的伦理价值和道德意涵,是传统公私观现代价值辨析的理论前提。传统公私观念的形成有两个基本载体,一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共同体之公的伦理观念载体,二是认识论意义上天下为公的道德观念载体。这两个载体构成传统公私观的伦理本质,形成存在的实然与道德的应然之间的张力。传统公私观的现代困境恰恰在于混淆了两个基本载体,使得"公""私"无法各安其位,进而出现伦理失序和道德失守。澄清之解,可以从借鉴义利和解之道以及对分殊公私的伦理与道德之理,从根本上使公私回归伦理本性。     

中国近代以来公私德之辨的演变脉络及其思想实质

中国近代以来公私德之辨的思想脉络,从形式上看,表现为从重视以公私德为视域来研究道德,到反思、反对以至后来主张取消这一诠释框架;从内容上看,显示为从反思传统儒家私德观从而主张建构公德,再从强调公德研究到重返对道德本身的考察。这一思潮表现出从外在性地注重分辨道德的“公”与“私”,逐步转向内在性地阐释伦理学的元初观念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即在新的层次上重新确认道德主体、价值规范及其二者的耦合关系。这种厘清既符合传统中国哲学对道德“本体”的追寻,也契合现代道德哲学对更广领域内自由与道德法则、宗教之善与政治之公正以及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之间应有之关系的求索。     

论古典儒家的公私权益观——兼论对古典儒家公私观念的误解

公私关系归根结底是利益关系。从公私的实然义,即君国与社会及个人的层面考察儒家的公私利益观,更能得其实。儒家尊重个体权益,肯定个体正当权利之于国家霸权利益的优先性,为士农工商等私人谋求利益乃国家之根本目的和责任。儒家也承认国家利益的必要性,但需给予限制,以免损害到私人利益,赋税是调节公私利益的杠杆。概言之,若从公私利益关系看,儒家倡导公私互动、公私共谋的公私利益观,并不主张惯常所认为的"崇公抑私"、"以公灭私"、"大公无私"等观念。     

勒维:"文化身分与道德责任"

我们的文化身分能够免除我们对某些行为所负的责任吗?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这里,我们只涉及文化身分与道德责任之间关系的问题.首先,我们假设行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其次,我们必须将道德责任同法律责任区别开来.出于何种缘由我们认为文化身分可以免除当事人的道德责任?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文化身分能够免除当事人的道德责任,那么可以确信他们对其行为的错误性是无知的.因此,文化身分免除当事人的道德责任可以参照其对相关行为无知的责任.我们通过以下与之相左观点的分析,验证该观点是否合理.     

论道德

道德是社会意识的形态,是指导人的实际伦理行为的伦理观点与伦理规范的总和。从拉丁文因袭而来的“道德”这个名称,无论就字词的来源来说,无论就实际的使用来说,与源出希腊文的名称“伦理”,具有相同的意义。两者都有相同意义的字源:“伦理学”出于希腊语的“ethos”,“道德”出于拉丁语的“mos”,两者皆指“伦常”、“风俗”、“习惯”。在德语中,单词“伦理”和“伦理的”,     

利益:规范伦理的逻辑起点与目标指向

规范伦理学是伦理学的基础形态,它得以构建的认知基石是人性,逻辑起点是利益:利益构成了规范伦理学的原初概念.围绕“利益”而展开的是权利与责任,权利与责任的价值诉求形态是利害与爱恨.以利益为原动力,统摄权利与责任、利害与爱恨而内驻为伦理信念,外张为伦理行为.伦理行为追求利益,必须遵守利益的普遍性原则和利益的节制性原则这一双重伦理规范,其最终目标指向是在合理利己和合理利他的对立统一价值诉求中站立为人,自己成就道德生活者.     

齐物之境对于仁义-政治的拒斥——以《齐物论》“尧问于舜”章为中心的讨论

《齐物论》"尧问于舜"章对于"齐之为齐"的涵义是一个简洁而深刻的阐明,它指明一个基本的视野,即齐物之境排斥仁义-政治之域。舜以"德进于日"为尧之征伐作辩护,透露出仁义-道德与权力政治的沆瀣与媾和,扭曲了齐之为齐的真正本质,湮灭了齐物之境的真正可能。郭象力图以齐物之境与仁义-政治的一致性来解释尧舜对话,最后将齐物之境理解为个体性境界。章太炎则点明了孟子式儒家仁义-道德之名为武力征伐之口实,明确说明庄子的齐物之境超越了仁义-道德之境。在庄子与孟子的简单对比中,齐物之境被理解为一个差异性他者与自我共存的无限世界,区别于基于特定仁义-道德观念而总体化的世界。     

良知与德性

朱熹曾上承二程，认为良知“乃出于天，不系于人”（《孟子集注·尽心上》）。不系于人而出于天，意昧着赋予良知以超验的性质。与程朱不同，王阳明着重强调了良知系于人这一面，并由此转移出主体的德性与人格，从而使之区别于超越的天理。在如上转换之后，蕴含着德性伦理与理念伦理的某种对峙，其中涉及的理论问题，在所谓“德性之后”（A．麦金泰尔语）的当代，依然引人省思。如何在日用常行中为善去恶，是理学所关心的问题之一。为善去恶以分别善恶为前提，而善恶之分则表现为一个知的过程（知善知恶）。道德行为与道德认识的这种关联，…     

如何推进儒教伦理与基督教伦理的融合

本文旨在阐明儒教伦理与基督教伦理在中国现代文化语境和社会场景中的确切含义,探讨克服儒教伦理与基督教伦理之间对立特征之有效途径,强调要从重叙传统和社会实践两个层面推动儒教伦理与基督教伦理的融合。     

论记忆道德

记忆伦理涉及记忆主体与处于一定的伦理关系和伦理共同体之中的人和物的关系问题,其核心要义是要求记忆主体记住所有与之相关的人和事。记忆道德反映人类在主观上和实践上对记忆伦理的体现程度。具体地说,它反映记忆伦理通过人类的道德思维、道德敏感性、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信念和道德行为得到体现的实际情况。记忆道德可以区分为个体记忆道德和集体记忆道德。无论记忆道德是以个体还是集体的形式存在,它要求人类的记忆行为遵循三个普遍有效的道德原则,即公正原则、以实践作为检验记忆价值唯一标准的原则以及记忆建构责任与记忆传承责任相统一的原则。     

孟子“四端”思想的伦理价值

孟子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突出了"仁义",理解孟子的"是非之心"要结合"仁义"才能得到澄清。孟子的这一处理方式使得"是非之心"有了具体的内容规定。可以把"四端"的顺序调整为:恻隐之心、是非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这一调整有利于协调仁爱与权利、责任和功利原则的关系;有利于合理地处理爱心和正义、公理的关系,从而满足当代伦理实践的要求。     

无思的普遍性与个体的选择及其责任——从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的无思性谈起

平庸之恶是阿伦特在反思纳粹暴行时提出的现代恶的一种新形态。阿伦特将平庸之恶的出现归因于社会大众普遍陷入无思状态而造成的集体道德崩溃与沦丧。然而,从伦理行为的思与行的辩证关系看,阿伦特对平庸之恶的分析虽然直击要害,但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因为她主要是从“知”或“思”的层面来分析纳粹之恶,而没有从伦理之“行”的维度进行分析。针对以艾希曼为代表的纳粹之恶,仅仅从无思的层面分析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对无思的道德反思难以解释纳粹德国的制度之恶以及恶之代理人(艾希曼)的伦理责任,也不能探索与剖析奥斯维辛事件的真正面目,这也是阿伦特在提出平庸之恶后招致众多批评的主要原因。不仅如此,阿伦特的平庸之恶虽然触及了纳粹制度之恶的无思的普遍性维度,但却极易遮盖道德个体行为的责任与行动,从而将道德之恶这一复杂问题简单化和平面化。从这个意义上讲,阿伦特对纳粹之恶的伦理反思更接近康德主义的普遍性之思,而远离了黑格尔意义上的伦理主体的责任与行动。后现代主义伦理学家赫勒和鲍曼将平庸之恶追溯至个体的道德行为及其责任的哲学反思则弥补了阿伦特无思的平庸之恶的思维缺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和推进当代伦理学有关恶的哲学探讨。     

海伦是祸水吗——高尔吉亚《海伦颂》中的修辞术与伦理学

通过阐明被语言所劝服而实施的行为是否需要为其后果承担道德责任,高尔吉亚展示了修辞术话语对于道德实在的压倒性胜利,从根本上消解了伦理性存在对于道德评价话语的有效性,使得道德究责彻底丧失客观依据。与同时期形形色色的自然主义者不同,高尔吉亚的非道德主义甚至反道德主义并不预设某种人性论,而是植根于一种独特的语言哲学。     

论孟子伦理思想的务实精神

历史上孟子一直被误解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其实,孟子的思想是非常注重实际的,尤其是他的伦理主张,更强调物质生活和人们的生存环境对道德行为的影响。孟子认为贴近日常生活的道德才是正常的,他坚持从生活来理解道德,其伦理思想体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     

组织认同一定会促进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吗？社会责任型人力资源管理的作用

基于社会认同理论,以社会责任型人力资源管理作为组织道德性的线索,探讨其对组织认同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及其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直接影响。采用多层线性建模技术进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当社会责任型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低时,组织认同正向影响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当社会责任型人力资源管理水平高时,组织认同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没有显著影响;社会责任型人力资源管理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具有抑制作用。     

组织认同一定会促进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吗？社会责任型人力资源管理的作用

基于社会认同理论,以社会责任型人力资源管理作为组织道德性的线索,探讨其对组织认同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及其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直接影响。采用多层线性建模技术进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当社会责任型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低时,组织认同正向影响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当社会责任型人力资源管理水平高时,组织认同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没有显著影响;社会责任型人力资源管理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具有抑制作用。     

论《孟子》德性修养过程中的道德失败

通过对孟子德性修养过程的讨论,可以为信广来指出的孟子关于道德失败问题中存在的两点疑难给出解释:耳目之官是否为道德失败负全责,"心"又和道德失败的关系如何;名誉的追求为何一方面呈现积极的道德意义,另一方面又成为道德失败的缘由。从德性发展作为一个过程来看,一方面存在着阶段性的道德评价标准,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一个最高的道德准则,这使得孟子对道德失败的问题在不同的文本中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通过对道德失败不同层面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孟子》中可以解读出从社会性欲求与儒家伦理之结合的德性发展维度。在这一维度中"他人的认同"和"好名"比起感官欲望的追求来说,有着更高的道德价值。虽然"好名"比起最终的道德动机之纯粹是一种道德失败,但是在能够放弃物质欲求而实践儒家伦理方面又有着积极的意义。在道德失败问题上,"好名"所象征的人的社会性一面可能在整个德性养成中成为一个重要的中介环节。在德性修养的实践层面上,这样一种对人的社会性发展过程的肯定也可能为从"四端"到"四德"逻辑上推类和情感上扩充所不能解决的德性发展的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孟子“人禽之别”命题中关于人存在的三个维度

"人禽之别"是孟子思想中关于人的存在及其意义的核心命题。孟子通过对人是道德的存在,伦理关系的存在和精神的存在,分别从道德形而上维度、社会伦理关系的现实维度和人的精神境界维度阐明了人的规定性和价值,回答了"人因何而存在""人的何种存在是最有意义的"等哲学问题,凸显了儒家经典的道德哲学意味,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五伦"的规范伦理学。"人禽之别"的命题不仅具有儒家思想上的学理意义,还给予现时代的人们以警醒和深思,在追求物质优越的同时,不但要警惕道德上的妥协和堕落、精神上的松懈和沉沦,更要"见贤思齐",不忘初心,做具有崇高精神境界的"大丈夫"。     

从道德运气到伦理运气——美德伦理视野中的运气问题研究

自威廉姆斯和内格尔1976年同以《道德运气》为题发表两篇重要论文以来,运气问题逐渐成为伦理学讨论的热门话题.作为存在于生活之中但又超出行为者能动性之外的不确定因素,运气始终是人类所无法逃避的.然而,现代道德哲学出于对能动性(尤其是人类理性)的信任,不尽合理地将“道德”圈定在能动性范畴内,而把运气限定在一个相对边缘的地带.与之相比,美德伦理学从一开始就正视运气的存在,较为全面地容纳和考察运气的伦理意义.美德伦理学通过区分“道德”与“伦理”,并将“道德运气”拓展为“伦理运气”,为人们理解伦理生活和伦理知识的实质提供了新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