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对汉儒经权观的批判与理论建构

王船山反对汉儒将"权"与"经"对立的观点,认为不能以"反经"定义"权"。同时,针对"反经合道为权"的经权观在道德实践中可能导致权术、变诈的流弊,他提出行权应"不易于正"的主张,明确反对"机权"行为。船山将"经""权"关系理解为一种体用关系,认为二者是统一的。王船山的经权观,在承认道德准则的普遍约束力的基础上,对主体在具体情境中意志自由的发挥给予了充分尊重,既深化和推进了儒家的经权理论,也有着显著的启蒙色彩。     

程颐经权观对道德准则普遍性的维护

程颐反对汉儒"反经合道为权"的经权观,提出了"权即是经"的理论。他将"经"视为必须普遍遵循的道德准则,而从"权衡"的意义上来理解"权"。他认为,"权"是内在于"经"的,通过"权"的方式来实现行为合理化的过程,正是具有普遍性的"经"在现实道德生活中落实和展开的过程,"经"的普遍性是不容置疑的、绝对的。这样,道德准则不但在抽象的形而上的层面上具有了普遍性,而且在现实的道德生活中也成了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标准。尽管程颐的经权观在理论上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但他通过经权问题对道德准则的普遍性的强调,反映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发展的必然,对于道德准则约束力的提升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儒家“权”论的两种路径——兼论汉宋“经权”观的内在一致性

经权论是儒家伦理研究的重要议题,孔子"权"论蕴涵了道德与知识两个发展路径,自孟子到汉儒、宋儒,都在道德的路径上为行"权"设定道德依据;清儒戴震则发展了"权"的知识论取向。汉儒与宋儒对"经权"关系的表述看似相反,但在以"道"或"理"制"权"的取向、"道""经""权"的思想结构,以及构建道德体系最终消解"权"的独立性的后果上具有一致性。     

王船山经权观中的实践智慧

经权关系为历代中国思想家所重视,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船山对此亦多有探讨。目前学界对船山经权观的关注,大多是在研究其礼治思想时兼带提及,而对其经权观中所内含的实践智慧讨论不多。本文认为,船山的"经"兼具动静两层涵义,"权"则是在具体的权衡实践中循环而生成。这一经权在实践中交互影响并动态生成的观点,与他"性日生日成""理随势变"的思路一致。船山不仅注重度量的分界,也强调审时度势,他对于"权"的理解充分展现了中国哲学的实践智慧。     

汉宋经权观比较析论——兼谈朱陈之辩

儒家之经权观念起源甚早,先秦儒家主要是在道德意义上讲经权."经""权"二字并用出自<春秋公羊传>,其中"权反乎经"的观念影响深远,但后代儒者对此观念削头去尾,由此就形成了"权反乎经"的双重面貌.宋代理学家扬弃了以前的经权观,以朱熹为集大成者,形成了将经、权统一于道之下的经权观,而所涉及的领域也从道德扩展到了对政治与历史...     

“原心定罪”与“功过相抵”——试论儒家判定“经权”关系的两个道德原则

自孔子在《论语》中开始阐述这一问题伊始,经权关系便成为儒家在道德、政治哲学中最高且最为难以把握的一项原则。这一原则在《春秋》中便广为使用,而"原心定罪"与"功过相抵"则成了其中两条重要的评判标准。但自两汉以降,对于"权"的含义及经权关系的论争也在"反经"与"返经"间不断进退。由于行"权"之特殊性使得对于"权"之轻重的区分以及何人方可行"权"的问题也成为历代学者讨论的焦点所在。而"权"这一最为讲究变通的原则也终于非常完备地保持了它所应该保持的原则性。     

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论孔孟“亲亲互隐”中的权变智慧

"亲亲互隐"是儒家权变智慧与经权观的典型表达。儒家经权观的最大特点是,在遵经不能维护正常人伦关系并体现经(道德规范)应有的道德价值甚至违背仁义本性的特殊情况下,或经不能详尽规定人伦实践中的具体情境时,主体依其仁义本心合宜权度而行事,以确保伦常关系的正常化及各项道德伦常规范的道德效力。同样,"亲亲互隐"中的权变智慧并非展现父子兄弟间的慈孝友悌原则与一般社会交往的行义原则之间存在价值高低或矛盾对立,更不等于利害权衡与主观任意选择,而是在亲人陷入不义的特殊情况下个体依其仁义之心合宜权度与灵活行事,共同维护慈孝友悌原则与"行义"原则的道德效力,展现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论程朱之“权中”观

"权"与"中"的关系构成经权思想的关键内容,自先秦而汉唐,对"权中"关系的阐发经历了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孔子首先将"权"与"中"并置;孟子则提出"执中而权",丰富了"执中"思想,并真正开始将"权"与"中"联系在一起;王通以权义并举而归于中;柳宗元则统一经权而归于中。但是,真正将"权"与"中"作为一对关系紧密的范畴来研究的则始于二程,并接续于朱熹,"欲知《中庸》,无如权,须是时而为中"、"道之所贵者中,中之所贵者权"等提法与宋儒对《四书》(特别是《中庸》)的重视密切相关,以《中庸》之"时中"来阐释《孟子》之"执中而权"符合理学发展的内在理路。     

发挥道德主体的能动性与集体主义原则

在强调发挥道德主体能动性的时候,当怎样看待集体主义原则?是当前道德理论上的又一重大困惑。有些人由于因袭了把道德主体看成只限于个体的人,认为个人至上的陈腐观点,便把道德主体的能动性同集体主义原则对立起来。以为:集体主义原则会轻视个人的价值、利益、尊     

论焦循易学中的经权观

焦循在易学研究中发挥了汉儒"反经合道为权"的观点。他认为,作为现实道德生活中的一般性准则的"经"是可以自觉进行调整和修正以符合"道"的要求的。"权"的直接目的是"趋时",一方面是对"经"本身通过变通而"反复其道",另一方面,在道德实践之中,要勇于冲破相习成风的准则的约束。焦循的经权观对于处理准则的普遍性和情境的特殊性,以及约定俗成的制度或准则同终极的道义要求之间的矛盾,都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董仲舒经权观对道义论立场的回归

《春秋公羊传》中提出的“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的观点表现出明显的重后果的倾向。董仲舒通过将“义”与“道”引入到经权理论之中,为“经”“权”相反相成的经权观的道义论立场找到了一个相对坚实的理论基础,并弥补了《公羊传》中的经权观只能通过在经权关系之外设置实践限制的方式来避免行权违背道义原则的不足。在坚持重道义的基础上,把道义与结果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一贯立场。董仲舒经权观中道义论立场的明确和回归,反映了经权关系理论提出初期儒家学者对道义和结果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的调适与平衡。     

儒家实践智慧的礼学演绎——论朱子的礼学实践观

儒家礼学有着较强的实践性,朱熹出于应对佛老的挑战和纠正当时学界重空谈义理而轻道德实践的流弊的需要,更为强调儒礼的实践特质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实践。在朱熹看来,"因人之情"的情感原则与"经权相济"的辩证智慧,是儒家礼学在生活实践中得以有效运用的方法论基础。其中,"敬"与"礼宜从厚"是其情感原则的基本内容,"时"与"中"则是构成经权"相济"原则的核心要素。朱子对礼的实践性特质的重视和对礼学实践原则的讨论,为儒家的实践智慧提供了一个情理并重的理论样本。     

论道德叙事

哲学的叙事就是有关生命和生活的道德叙事,道德叙事的主体通过生命体验和生活经历中的事件叙述,呈现或揭示隐藏在这些体验、经历、事件或行为背后的道德思想和价值观念,以创造出生命或生活的意义。生命的存在形式和生活运行轨迹表明道德叙事的主体是一个在时间流逝中呈现的历史主体;有意义的人生和道德生活表明道德叙事是基于一个统一主题对人性目的的理解。"道德主体""历时性""人性目的论""主题统一性"和"可理解性"构成了道德叙事的基本要素。这些基本要素通过"道德训诫"把"未受教化而偶然所是的人"转化为"实现其目的而可能所是的人",这是人类深层次的道德叙事。     

道德能力与情感的首要性

理性主义认为,"道德能力"概念本质上是一种以认知、推理和判断为核心特征的理性能力,是理性能动性在道德实践中的发挥和运用。受罗尔斯等康德主义者的影响,这种理解在当代英美道德-政治哲学中占据着支配性地位,并且也似乎能够获得经验证据的证明。然而,最近的一些经验科学证据表明,支持理性主义理解的经验证据是存在问题的,建基于其上的哲学理解因而也值得质疑。通过分析新证据,重新理解"道德能力"概念,有助于重新认识情感能力在人类"道德能力"构成中所占据的地位。     

决策中的道德：神圣价值之权衡

神圣价值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是道德共同体认为具有超验意义的价值，且其他价值不可与之进行比较、权衡。人们在决策中如何感知神圣价值关乎决策结果。基于神圣价值保护模型，本文区分了三种类型的权衡及其决策结果，探讨了禁忌权衡如何导致道德义愤和道德净化，悲剧权衡如何导致决策惰性，并对神圣价值保护模型进行了反思。在此基础上，本文讨论了神圣价值是客观存在还是主观感受，以及神圣价值与道德的关系问题。     

韩国儒学的“理”概念

韩国儒学主要是在吸收中国朱子学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中国儒学的诸多概念范畴也被继承并发展。作为哲学的重要范畴——理,韩国不同时期的儒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性理学者退溪从能动性的层面强烈主张理的能发、能动以及"理自到"。栗谷则在朱子"理一分殊"的基础上强调气的活动性,提出"理通气局",同时也提出用"理气之妙"来解释理气关系。阳明学者霞谷提出"生理说",认为理具有神妙的生命力,既是生命的主体,又是道德的主体,认为良知与生理为一。实学者茶山全面否定朱子学之理,认为理是"依附之品",气是"自有之物",只有存在气的发展变化,理才会显现;同时他也坚持"实理',强调儒家道德行为的实践性。韩国儒学之"理"概念的发展演变,反映了朝鲜时期社会变革及思想发展的趋势。     

能动性与格沃思道德哲学

本文通过对能动性概念的理性结构及其在道德最高原则证成与道德规范性来源中作用的论述,系统介绍了格沃思道德哲学的基本思路。能动性是格沃思道德哲学的核心概念。它既是整个道德哲学的方法论起点,也是其规范性关切的终点。格沃思试图建立一种规范性的能动性概念,继而通过对能动性的理性结构及其存在的必要前提的分析来说明道德最高原则的可能。格沃思认为,一个具备基本理性的能动者只要对自己的能动性进行实践性自我理解就不得不认同一条道德原则,即"总是按照你和他人平等的普遍权利所要求的那样去行为"这一普遍一致性原则。格沃思道德哲学的规范性既不来自于外在神圣意志也非形而上学的本体预设,更不来自经验的善。它建立在主体对其能动性的反思所产生的辩证必要性之上。     

论先秦儒家“天人合一”观的伦理内涵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以"天人合一"为基本精神.先秦儒家认为,天是人的价值和道德本原,人对天又具有主体能动性.在天人关系上,天与人具有本质上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是人的道德与天的本质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和共同性.因此,"天人合一"实质上是在道德基础上的合一,即"天人合德".     

论儒家"经权相济"的道德模式

经权关系是整个儒家伦理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主要是说明在异常的情况下 ,如何采取变通的方式以坚持伦理原则的问题。经权关系具有复杂性与流变性 ,其基本特征是“经常权变”。处理经权关系的根本原则是“经主权从” ,其行为模式是“经权相济”。这是儒家的真精神 ,值得后人重视。     

论先秦儒家解决道德两难问题的经权智慧——中西比较的视域

道德两难是中西思想传统都曾关注和思考的问题。道德两难的情况可以分为虚假的、弱的、强的三类。先秦儒家创造了高明的经权思想,并以之应对道德两难。如《春秋公羊传》提出了解决道德两难问题的三大法则,包括权衡法与两全法。中国传统的仁义冲突是"强的道德两难",是先秦儒学着重思考和巧妙应对的难题。道德两难的解决有时必须以当事人的毁灭为代价。通过与康德伦理学、萨特的存在主义伦理学以及弗莱彻的境遇伦理学等的初步比较,先秦儒家经权思想在对付和解决道德两难问题上的独特性或优越性得以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