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廉政监督的责任伦理探讨

在网络廉政监督中,责任伦理是对监督个体过度自由化、群体非理性化、治理碎片化的网络行为是否承担责任所进行的伦理诉求与追问,内涵监督主体自由性、监督地位平等性、监督目的正义性与监督行为诚信性等四个维度的伦理属性。从这四个维度进行考察,网络廉政监督主要存在网民监督自由性与网民人身非安全性、监督平等性与信息享有不平等性、监督目的正义性与监督手段非正义性、对不诚信行为进行监督与监督者行为不诚信等伦理困境。加强网络廉政监督需要从自由、平等、正义、诚信等四个维度倡导责任伦理精神,构建保护网民安全、消除信息鸿沟、保障人格权利、追究失信责任的长效机制。     

霍耐特多元正义构想的道德基础与方法论前提

对霍耐特而言,型构一种正义理论需要解决正义的道德基础以及方法论问题。他主要通过三项理论探索完成了这一工作:首先,对社会冲突的道德逻辑进行揭示,阐释了蔑视以及由此带来的消极情感反应如何导致反抗的行动,进而构成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其次,正面阐发了后现代社会的伦理要求,即通过法权意义上的平等对待与价值共同体必备的道德关怀来满足"美好生活"的伦理目标,由此充分阐明了"承认"所应具有的道德意涵和维度,这构成了其多元正义构想的道德基础;最后,对资本主义社会"悖论"病态与"物化"现象这些非正义进行了深刻剖析,指出它们都是已经出现的承认需要与实际的承认效果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了个体自我实现的困境。对社会非正义进行病理诊断,进而提出合理的治疗方案,这构成了霍耐特分析正义问题的方法论。     

正义的战争与战争的正义——关于战争伦理的反思

战争可以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间的有组织的政治暴力。根据战争的目的、过程和结果,战争伦理大致包括“战争权利伦理”、“战争行为伦理”和“战争责任伦理”三个方面。在战争伦理中最重要的是所谓“正义”问题。“正义”与“非正义”这对概念并非规定战争的客观性质,而是一种煽动人们拥战或反战热情的主观态度和伦理立场的表达。     

网络战争伦理:回顾与展望

网络日益成为国家间军事博弈的新维度。网络空间军事化对经典战争伦理体系造成冲击。当前围绕网络战争的正义性研究,主要聚焦发动网络战争的正当理由、网络反击的相称性问题、网络反击的"归因困境"以及网络武器伦理设计四个方面。随着研究不断深入,未来可能聚焦确立"网络主权"的伦理依据、对网络攻击"可恢复性"的伦理辨析、传统伦理流派与技术设计流派的融合以及实现网络战争的战后正义等研究方向。     

差异政治:超越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正义之争——I.M.杨的政治哲学研究

在当代西方政治伦理论域中,尽管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正义论辩激烈且影响广泛,但在差异政治的主将艾里斯·杨看来,仍不足以应对现代社会多样性的支配与压迫的非正义境况,无论是自由主义的中立性理想还是社群主义的共同体理想都不同程度地培育了对差异的否认,并进而造成了对某些群体和个体的非正义,因而,为削弱"自我发展和自我决定的制度化限制",杨以结构性社群和间接关系为根基尝试性发展了一种差异政治的正义构想.在明同别异的前提下开展差异政治、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多边互动,既为彼此取益,更为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理解.     

论财富公正之间的互补与均衡原则

在追求财富公平正义的过程中,当我们按照某单一的公正原则来消除非正义现象而追求离正义越来越近之时,必然导致在另一种公正原则上非正义现象的不断扩大,即后者意义上的正义越来越远.在财富伦理上的重要表现是如果单一地将“起点与结果的平等”作为正义标准,则这种正义实施得越彻底,则会造成在“过程的平等”意义上的越来越严重的非正义.这就说是说,我们不可能同时得到两种不同意义上的正义,此称为“公正的不相容原理”.而要建立稳定和谐的社会,各种意义上的正义缺一不可,因此各种不同意义上的正义又是互补的.这就要求我们不要过度追求某种单一的正义目标,而要追求各种正义目标之间的互补与均衡,我们将此称为“公正的互补原理”.     

社会全面转型中的伦理秩序构建

社会转型需要价值的引领、道德的支撑。面对社会全面转型,我们唯有构建与之相适的伦理秩序,才能满足社会各领域的多元道德需求,消解转型过程中存在的价值矛盾与张力,确保社会在转型中协调发展。在社会经济转型中,经济价值的强势导致道德价值的式微,经济理性的膨胀导致道德理性的缺失,经济文化的蔓延导致道德精神的弱化。新时代社会转型需要整体性伦理秩序的支撑。整体性伦理秩序具有复合型的价值目标、开放的道德姿态,建立在公共理性基础之上。公正与和谐是社会全面转型中伦理秩序的基本维度。伦理秩序以权利平等为价值坐标,以多维正义为基本原则,以互惠共享为交往机理。     

西方正义论伦理学理论形态的变迁

西方近代正义论伦理学形态在诠释"单一物与普遍物统一"的伦理精神的过程中,主要历经了从德性正义论到功利正义论再到公平正义论的价值变迁。以善良意志与道德法则为基本内核的德性正义论所追求的"目的王国"由于仅仅具有朴素的伦理精神气质,所以必然被以幸福与功利原理为核心要素的功利正义论的"原子式地进行探讨"的理性主义伦理观和伦理方式所扬弃,以公平与正义原则为标志的公平正义论尽管难以祛除"集合并列"的理性胎记,但在伦理形态的内容和形式上都进行了否定之否定,实现了德性正义论与功利正义论的整合与超越,成为当代最为重要的正义论伦理学理论形态。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空间正义思想解读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科学的空间正义思想形成的标志性著作。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恩通过对城乡关系、全球化、资本扩张、殖民地、住宅、"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空间问题的非正义性的批判和揭示,隐性表达了空间正义思想,并从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实行共产主义革命和建立真正的共同体三个方面对如何克服空间发展的非正义性,实现空间正义做了解答。阐释马恩当年形成的空间正义思想对推进空间均衡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对解决我国当前发展实践中的空间不平衡性问题具有极强的理论效应。     

“餐饮网”:社会网络的动态过程初探

正中国社会,关系网络随处可见,资源在关系网络中流动,由此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关系网络从何而来?边燕杰认为,"关系"是有助于互惠交往的人际关系,往往通过社交聚餐拓展和维持(边燕杰,2004)。由此可见,餐饮网在中国人关系网络的建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社会网络的研究者通常以"朋友网""讨论网""社会支持网"或"春节拜年网""求职网"等作为研究对象,而较少有对"餐饮网"具有动员社会网络资本功能的     

城乡共生式发展:从病态到常态

"共生理论"作为一种重要的分析范式和认识论,为中国社会转型以及中国社会"二重性"等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依据共生理论分析,"二元病态共生"是建国以来中国城乡关系的具体表征,主要包括计划经济时期的"寄生共生"、改革开放时期的"偏利共生"、后税费时期的"非对称式互惠共生"三种关系形态,并且这种"二元病态共生"的表达形态实质反映为对社会正义的缺失、偏离和违背。根据共生理论预设,"对称互惠共生"是共生系统的演化方向,对此,从"政治共信、经济共享、生态共荣、社会共识、文化共存"五个维度对"对称式互惠共生"这一城乡"常态"关系进行理论建构,可在"双向、合作与多元"的后工业化进程中实现社会正义理念的重构。     

从社会交换理论谈佛教之中国化

作为20世纪下半叶比较有影响的社会学理论,社会交换理论有其较为复杂的理论来源。按美国乔纳森·特纳所说,该理论实际上是功利主义经济学、功能人类学、冲突社会学以及行为心理学的混合物。在其理论建构中,行动者首先是理性的,理性的行动者乃是为了满足自身的基本需求而同其他行动者进行互惠的、交换性的互动;而其交换的内容则为满足当事人需求的一切有形或者无形的物品或行为。     

百善孝为先?大学生双元孝道信念与网络成瘾的关系研究

本研究基于双元孝道模型和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认知行为模型,考察双元孝道信念对网络成瘾的影响,并检验非适应性认知的中介作用。以1152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双元孝道信念量表、非适应性认知量表和网络成瘾量表进行测试,结果发现：（1）互惠性孝道和非适应性认知显著负相关,和网络成瘾显著负相关;权威性孝道和非适应性认知显著正相关,和网络成瘾显著正相关;非适应性认知和网络成瘾显著正相关;（2）非适应性认知在孝道信念与网络成瘾之间起中介作用。具体而言,互惠性孝道负向影响非适应性认知,权威性孝道正向影响非适应性认知,非适应性认知正向影响网络成瘾。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孝道信念通过非适应性认知的中介作用影响网络成瘾;而且互惠性孝道和权威性孝道具有相反的作用。     

机器人是道德行动者吗

设计和制造机器人的技术仅仅着眼于安全性是不够的,还须涉及伦理标准,这需要厘清 和分析与制订机器人伦理准则相关的基本概念和哲学问题:机器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实体,以 及机器人是否是一个行动者和道德行动者。在目前以及不远的将来,机器人不 是一个在哲学意义上的行动者,更不是一个道德行动者。因此,我们目前制订的不是规范机 器人行为的伦理标准,而是规范设计、制造和使用机器人的人的行动的伦理标准。     

法家正义论初探

正义秉性,可成为判断中国正义论的标准。法家正义论由正义秉性与战国时期具有特定价值内涵的正义理论两个部分构成。法家对正义秉性的讨论包括:正义的主观条件蕴涵"怨""愤"等情感,正义的客观条件在于物质资源与人类欲望之间的冲突。法家最早发现了正义秉性的脆弱性特征以及由此带来的非正义局面的蔓延。法家竭力维护法的公正与权威,主张将正义品格最大限度地"社会化"。法家的正义秉性,在形式上是一种"应得"正义观。法家追求一个正义而和谐的社会,各阶层都各尽其力,获得其应得的利益。先秦时期的法家正义观,具有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价值观念:尊君、重公利、极端功利、臣民工具化、轻罪重罚且极端苛刻,具有鲜明的"战国"时代特征。先秦法家正义论实质主张"守法就是正义",此法代表"公利",也代表君主利益,代表国家利益,正义就是遵守君主之法。     

正义:社会正义和全球正义

<正>义是理念,理念在历史中显示。非正义是与正义相关而不是相反的概念,它指的是各种事态。鉴于非正义所指事态的多样性,正义理念可被赋予以下内容:个体的基本权利必须被保护和行使;在某时期的实际条件下,这些权利的诸意蕴必须在国家和全球的层面上被诉求和实行。正义由此显示为一个元-原则,并在社会正义和全球正义中得到充实。当前,自由市场和人权的结合加剧了社会和全球非正义,加剧了国家之间和内部业已存在的经济不平等。保护作为清晰思考和界定的基本人权是走出当前困境的出路。     

“伦理正义”的解释力 ——马克思正义观研究的思想背景和可能视角

"伦理正义"是马克思正义观研究的思想背景和可能视角。所谓"伦理正义",是肇始于古典政治哲学的一种正义理解。与"法权正义"基于个体权利追问平等优先还是自由优先的理论争执不同,"伦理正义"以个体德行与公共善的一致为前提,主张个体自由与共同体自由的实践统一。黑格尔对于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思辨把握,揭示了"法权正义"的个体与共同体分裂的二元结构及其困境,探索了以"伦理正义"超越"法权正义"的国家哲学路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指认了"法权正义"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耦合关系,阐释了从异化劳动向自由劳动复归的人类解放逻辑。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法权正义"的根本批判,回答了在现代社会重构"伦理正义"何以可能的问题。     

“信息方式—伦理方式”诠释框架的道德哲学解读

当谈及媒介与伦理的关系时,人们常局限于将伦理作为媒介实践的价值指导。媒介与伦理的关系还有另一重要旨趣,即媒介作用于伦理。以"信息方式"解读媒介,以"伦理方式"阐释伦理,"信息方式—伦理方式"的诠释框架突破媒介能够作用于伦理的传播学问题,从道德哲学高度复原出媒介影响伦理建构的道德哲学图景。信息方式通过具体的语言构型和交往行动,影响伦理方式的意义结构与时空因素,进而影响伦理方式"个体"与"伦理实体"两大概念元素的存在性状,最终在信息方式的文明生态中生成具有特殊立场、价值特征以及存在形态的伦理方式。伦理方式的变革将进一步深刻影响精神世界、生活世界的状态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造就整个文明世界发展的基本走向。这是伦理方式对文明的影响,更是伦理方式对其自身的文明诠释。信息方式与伦理方式的耦合,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深刻的道德哲学意义。     

“非正义”的批判概念

本文涉及"非正义"的批判观念问题,主要通过着眼于社会批判理论的三个基本要素(批判、阐释和规范性)来关注非正义问题。首先,它澄清了批判的社会批评具有内在性的必要。其次,它关注了上述三分法各要素间的关系,并强调了这种分析对批判的社会理论所带来的结果。它表明,只有在三个要素相互建构关系的链接中才能勾勒出非正义/正义的批判概念。     

论作为全球政治伦理的和平理念与规范——基于大国利益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差异的思考

作为全球政治伦理重要内涵的和平理念与规范，在形成初期是一种低阶的、消极的底线伦理，表现为西方大国基于现实实力差异而塑造的全球霸权与均势体系，是大国利益共同体的附属物，存在内在的不稳定性、权力与权利的非对称性及责任的不平衡性等问题。随着全球交往关系的显著变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实践不断生成。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人们形成了对以和平为核心的政治伦理理念与实践的自觉共识，将其视为自身应当主动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从而为全球政治伦理增添了高阶的、积极的底线伦理新内涵。这种新型的全球政治伦理在未来全球化进程中能够为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更为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