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易》明"道"的易学史观--郭雍易学史观研究

郭雍是兼山学派的代表人物,学术思想属于程门支流.郭雍秉承义理解易之风,推崇二程、张载而又自成一家.郭雍反对象数派的<河图><洛书>衍生大易的观点.他认为<易>为圣人明道之书.到了春秋时期,大道不行,卜筮成为主流.<易>为包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圣人所作.对"道、象、数"的关系,郭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郭雍还认为汉代以来,象数之学附会于<易>,圣人之道熄灭无传.直到程颢、程颐、张载三先生发挥易理精奥,圣人之道才得以重现.郭雍的父亲郭忠孝是程颐的学生,郭雍作<郭氏传家易说>的目的就是继承程颐和其父的解<易>传统,阐明圣人之道也.     

常宁方言词语证《易》

<易>之文义深奥,又多古语.诸多学人解<易>,有的未尽切合<易>之原旨,有的虽切合原旨,但阐释不明.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未能达诂<易>之古语.而今之方言往往保存古音古义,故以今之方言词语能申发或纠正学人之解<易>.笔者主要以湖南常宁方言词语,同或旁及别的方言词语对<易>爻辞中有歧见的字义作个案分析,以明经义;或为诸贤所释之义增加新的方言材料;或以方言古音本义对诸贤所训之义提出新见.     

从"随时从道"到随吾心之"正"——试论《童溪易传》以心解《易》的基本理路

本文认为,王宗传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开启了南宋以心解<易>的方向,他的这一解<易>思想体系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完成的:一方面,王宗传继承王弼的易学理路,发展了程氏易学随时从道的思想;另一方面,王宗传结合孟子的心性理论,将随时收归向内,以正心为追求,人心既正,发用于外,无不随时.王宗传强调随正,由此推动了义理易学的发展.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童溪易传>中"随时从道"到随吾心之"正"的转化,揭示其以心解<易>的理路.     

帛书《要》篇"夫子老而好易"章新释

马王堆帛书<要>篇"夫子老而好易"章第十四行中间的缺文当补为"予樂[亓辤也,予何]尤於此乎",第十五行的"校"字当依<论语·泰伯>孔子语读为"绞",第十五行中同的缺文当补为"吾告女(汝)<易>之道:良[筮而善占],此百生(姓)之道[也,非]<易>也",第十六行中间的缺文当补为"[非文王]之自(作<易>,予何[知]亓事纣乎".     

曾国藩治《易》考

本文对曾国藩治<易>活动进行系统考察,属于曾国藩易学思想研究的奠基工作.首先扩大了文献材料的选择范围,将这些材料分类处理、概括,按曾国藩生平活动的时间顺序编制成"曾国藩治<易>活动年表".在此基础上,以曾国藩七次大规模或系统的读易活动为主线,系联曾氏相关学术活动或事件,将曾国藩治<易>活动归纳为五大阶段,并归纳概括出这五大阶段曾国藩治易的特点.通过对曾国藩治易活动的系统考察,认为易象问题是曾国藩易学思想的特质,它不同于一般易学的象数问题,而是曾国藩一生追求义理、文境、道义之间相融相生的栖息地.这是今后曾国藩易学思想研究的核心问题.     

儒家对《易》的经典化

郭店楚简、上博楚简、马王堆帛书等出土资料的发现推翻了今本<易>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后、<易>在焚书之后的秦汉之际以至汉代才成为儒家经典等说法.关于<易>之经典化的问题,要把它当作"孔子圣人化"的儒教形成运动之一环来考虑.儒家将<易>视为经典的原因是<易>的性质方便赋予孔子为王之资格,<易>被视作经典的开始时间最有可能是在春秋末战国初,即西元前400年左右.帛书<易传>展现了儒家将作为先王之书的经典与孔子两者之间联系起来,并以此为手段,展开为了伪装孔子具有圣人资格的儒教运动.然而这一运动在儒家内部有若干不同流派,将其与<易>结合或将其与六经全部结合也只是其中之某一派别.     

"《易》之微言,莫要于'艮止'"——黄绾"艮止"易学研究

黄绾一生为学三变,早年宗承程朱,后归王学,晚年自揭"艮止"之学.在易学上,黄绾以"圣人之学、忧患之枢"释<易>,认为<易>之微青,莫要于‘艮止'",目"艮止"为"体用俱全"之"存心之法",以"艮止"为"圣门开示切要之诀"的"圣圣相承"之道统本旨,终则以"收拾精神、归缩在腔子内"为"艮止"之修养工夫.其为学注重"经理世务",反对陷入"空疏支离"的宋明诸儒及王学末流,成为王学中具有自觉和批判精神的"异端".     

论帛书《要》篇"《损》《益》说"的两个问题

马王堆帛书<要>篇有一段孔子论"<损><益>"之卦的完整的话,节录如下: 孔子籀<易>,至于<损><益>一卦,未尚不废书而叹,戒门弟子曰:二三子,夫<损><益>之道,不司不审察也,吉凶之<门>也.     

重构象数:《太玄》的赞《易》之道

"重构象数"是<太玄>赞<易>的主要方法,扬雄由此开创了"以三为本"的玄数系统、"象应于数"的取象法则,其学说渊源主要为"老子生成说"、"天文历法说"、"自然音律说"、"阴阳五行说".这一"综合性创新"的象数构建,注重<太玄>象数研究的宋明思想家以"是否合<易>"为标准,对其评判也是毁誉参半,赞同者认为<玄><易>"道同法异",互为补充;批判者则立足<玄><易>义例差异,责<玄>缺陷.     

天才学者刘咸炘易学初解——写于《推十书》(增补全本)刊后

学术天才刘咸圻为20世纪卓越的思想家、国学大师,与清末民初"二叔"之一的刘师培年相若、道相似、著相类,而见识更为超拔,故梁漱溟有"读之惊喜,以为未尝有"之极评.所著近千万字的<推十书>(增补全本)学术界赞誉甚高,其中<易>学思想体系完备,尤其是剖析<易>为宇宙根本大理、<易>史论新解、<易>学在蜀、象数义理不可偏废、<易>史互通互证相得益彰、以<易>学治他学等,无异学界春雷,令人振聋发聩,实为中国学术史上的奇葩.     

"韦编三绝":孔子晚年的宗教诉求——孔子与《易经》关系新论

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但是,孔子既没有像民问那样把《易经》看作是一部占卜之书,同时也没有像对待《诗》、《书》、《礼》、《乐》那样对它进行一定整理,以期从中发(?)出进行社会教育的资源并找到根治社会疾病的良方。孔子之读《易》只是为了使自己的个人生活合乎《天命》从而提升个己的生命品质。可以说,孔子的“读《易》”只是他个人的一种宗教生活,体现了他对《易经》的宗教诉求;相反,孔子之删定整理《诗》、《书》、《礼》、《乐》则是他面对社会公众的学者生活,体现了他对《诗》、《书》、《礼》、《乐》的学术诉求,换言之即,孔子与《易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宗教关系,而孔子与《诗》,《书》、《礼》、《乐》之问的关系却是一种学术关系,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论魏了翁的易学思想

魏了翁继承朱熹,兼重象数义理,以辞、变、象、占为《易》之纲领,力图融会程、邵易学。他深研邵雍易学,提出“性善之义具于《易》”,并对河图洛书、先后天易学源流及有关分歧作了进一步考证,得出图书相通的结论。魏了翁重世教,学术以济世为旨。     

再论退溪易学

文章辨析了退溪与朱熹在对待《周易》“经传关系”问题上的差异,特别强调:退溪并不尊崇朱子 易为卜筮而作的观点,他坚定的实行经传合观,也与朱子在经传分合上犹疑不定的态度大相径庭。朱子 易为卜筮而作的观点,在当时或以后并未得到很多人的认同。     

朱熹对宋代易学的发展——兼论朱熹、程颐易学思想之异同

朱熹提出《易》之本义为卜筮的见解,由此对程颐易学和义理学派提出批评。朱熹主张区分《周易》经传,提出易学发展阶段说。通过比较《周易本义》和《周易程氏传》,可见两者之异同。朱熹以象数、卜筮求易理,把义理学派与象数学派统一起来,从而发展了宋代易学。     

张浚的易学思想及其影响

张浚把<易>作为载道之书,重视对义理的阐发,同时把义理建立在象数的基础上,这体现了其易学的特点.张浚的易学影响到其子张栻和朱熹这两位著名理学家,在宋代易学史上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     

山东古代易学史概论

山东古代易学史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1)上古至先秦易文化阶段。“易历三古人更三圣”中有二圣即伏羲、孔子是山东人,这个时期的易文化有东夷文化、邹鲁文化背景。(2)经学阶段。作为经学一部分的易学从汉到清出现了汉易、晋易、宋易三大系统,产生了郑玄、王弼这样的大家。这三大系统都源于山东,有齐鲁文化背景。     

钱大昕的易学成就

作为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钱大昕博通群经,邃于经义,兼擅众长,在易学领域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他对汉代象数易学、宋代“图”“书”易学以及清代的易学著述等都做过深入思考和系统研究,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学术见解,体现了象数、义理并重的治《易》倾向。在这一过程中,他充分发挥文献考证的优势和特点,同时又注意借助《周易》和易学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主张。我们研究中国易学史,应该重视钱大昕的易学成就。     

易、道相关"舆"象索隐

物象、象喻在<易经>和道家文献中的大量运用,不仅表现为一种修辞手段,而更表现为一种思维方式.破解其中的象喻是探得这些经典文献的理蕴以及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所必须的.道家文献与 <易经>在相关于"舆"象的象征意义上有很多相互关联之处.本文在道家思想受<易经>影响的认识基础上,对<易经>中的<坤>、<姤>、<剥>、<大壮>、<乾>等卦与道家文献的相关车舆之象的象征意义进行相互阐发,并据以对<易经>与道家文献中涉及到车舆之象的文句进行诠释,以此探讨道家文献与<易经>在内在思想上的异同关联.     

《焦氏易林》之管见

本文探讨了<焦氏易林>的诸子倾向、时代根据及风格.认为作者基本倾向是儒家,兼采道家.作者的儒家思想有进取性,反映了汉代上升时期社会需要创新敢于创新的境界.作者官微职卑,直接接触平民,大量记载平民生活,表达了对平民的深厚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