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明万里率南通民众两次暴动稽考

生于 16 30年及 16 45年南通的两次民众暴动 ,是江苏明清史上一次颇有影响的盐民和市民结合起来的反抗封建统治斗争 ,引起南通学界重视。笔者在南通学术界探讨的基础上 ,提出两个新的见解 :一是这次暴动是由秘密组织罗教支派天罡党领导的 ,是一次有组织的暴动 ;二是这两次暴动是以灶民为主 ,并由盐商参加的一场联合斗争 ,在明清史上尚属少见之例。对     

唐高宗乾封元年佛教官寺制度研究

唐代首批佛教官寺设立于高宗乾封元年(666),系以高宗封禅泰山为契机而诏立。乾封元年诏立的这批佛教官寺并非通过诏令统一赐额,而是以封禅泰山后各地出现的不同祥瑞分别命名。高宗乾封元年的佛教官寺还具有诸州立寺、统一度僧、观寺并置三个特征。高宗官寺的这些特征基本为之后的三次佛教官寺设立,即武周天授元年(690)、中宗神龙元年(705)和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所继承,对唐代佛教官寺制度影响深远。     

杜光庭两度入蜀考

杜光庭曾两次入蜀。第一次,早在僖宗广明元年(880)出逃长安之前,就已在三蜀乃至汉水流域的均州游访圣迹、纂记异闻,后来“漂寓成都”,并非中和初随僖宗一起赴蜀。在成都期间,光庭曾奉敕修斋设醮,四年后,扈从僖宗还京,同年(光启元年)底,又从僖宗幸兴元,并在此地撇开僖宗,“乞游成都”。此即光庭第二次入蜀,并终老于成都。     

唐代佛教官寺特殊功能研究

唐代曾在高宗乾封元年(666)、武周天授元年(690)、中宗神龙元年(705)和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先后四次诏令天下诸州统一设立佛教官寺。这些佛教官寺除具有弘法传教的宗教功能之外,还承担着普通寺院所不具备的四项特殊功能:政治象征与政治宣传、接待外国来华僧众与国内官客、承担国忌行香的国家礼仪、掌管地方僧政。这四项特殊功能均是由政治权力所赋予,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特征,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存在一个发展和演变的过程。这些特殊功能也成为唐代佛教官寺区别于其他普通寺院的主要特征。     

《宋书·州郡志》考疑(九)

(2 0 ) 10 4 1页:“义兴太守,晋惠帝永兴元年,分吴兴之阳羡、丹阳之永世立。”按:义兴郡始置年代有二说,一说晋惠帝永兴元年(30 4年) ,一说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 ,而又都与周 有关。按周 ,阳羡人,惠帝永兴元年讨石冰,怀帝永嘉元年讨陈敏,永嘉四年诛钱 ,此号称“三定江南”。据     

董仲舒的哲学思想

董仲舒,生于汉文帝元年(前179年),卒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据苏舆《董子年表》),广川(今河北省枣强县)人。他少年时治《公羊春秋》,与公孙弘同学于胡母生。汉景帝元年(前156年)与胡母生一起立为博士。他授徒著书,十分用功,有“三年不窥园”之说(《汉书·董仲舒传》)。曾向汉武帝上“天人三策”,被任命为江都     

南京三藏塔的来历

南京玄武山上有座五层方形砖塔,是1944年2月28日为供奉大唐三藏玄奘法师顶骨而建造的,故名三藏塔。玄奘法师圆寂于唐高宗麟德元年(664)二月初五,荼毗后灵骨葬于长安(氵产)水之东,后五年改葬于樊川北原,为建塔(即今长安兴教寺玄奘三藏塔)藏之。迨唐僖宗广明元年(880),黄巢起义据长安,毁寺发塔,灵骨迁于终南山紫阁寺。迄宋端拱元年     

"元二"解

元二之灾,乃汉人习语.前人读两<汉书>,或以"元二"为元年、二年之省称,或以"元二"为"元元"之错讹,均不得其解,因而导致了对某些史料的误读,兹试辨析如下. 按元二之灾,意指一元中的第二次灾难.汉自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行<太初历>,成帝末刘歆改编为<三统历>,以四千六百十七年为一元,据<周易>爻数、营数推演,其中有九次阶段性的厄运.     

广州光孝寺恢复为宗教活动场所

本刊讯建于东晋时期的羊城古刹光孝寺,最近移交佛教界管理,作为宗教活动场所开放。这是认真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又一体现。光孝寺是岭南最古老、最著名、规模最大的寺院之一.在中国佛教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对国内外都有较大的影响。该寺创建于魏晋间。东晋隆安元年(397)罽宾国(今克什米尔)昙摩耶舍法师来此营建佛殿。南朝刘宋时期,印度高僧求那跋陀罗于此创建戒坛、传授戒法。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印度智药三藏法师带来一棵菩提树植于寺内。梁大通元年(527),菩提达摩大师驻锡于寺内,留有洗     

《庄子》号《南华真经》源流考

《庄子》一书又称《南华真经》,然《庄子》何时有《南华真经》之称,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传统的说法认为始于唐玄宗天宝元年。这种观点源于史书的记载。如《旧唐书·玄宗本纪》云:“(天宝元年)二月丁亥,上加尊号为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天宝元年)二月丙申,庄子号为南华真     

《王安石年谱长编》

<正>中华书局,2018年,160万字本书以年、月为序,对宋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王安石的一生交游、政事、文学、学术等进行全面考述。全书共八卷,卷一考述王安石的家族世系,以及自出生至仁宗庆历元年(1021—1041)的行实;卷二考述王安石自仁宗庆历元年至至和二年(1041—1055)的行实;卷三考述王安石自仁宗嘉祐元年至英宗治平四年(1056—1067)的行实;卷四考述王安石自神宗熙宁元年至熙宁三年(1068—1070)的     

论近代流民"漂洋"现象

本文从社会史的角度,对近代流民"漂洋"现象进行审视,认为,近代农民漂洋过海易地谋生,虽然有一部分是"受人欺骗",有一部分是被卖为"猪仔",但大部分是"自由身份"的流民."猪仔"、"契约华工"北等,情况虽较复杂,但可以断言,无业流民是主体;"经济压迫"特别是人口压力,是"漂洋"现象发生和持续的基本驱动力,海外广阔的劳动力市场也产生强大的吸附力,但"劳工输出"机制始终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扭曲变形,留下沉痛的教训;无论以何种方式出洋,无论流入何地,无论他们所处地位如何,他们的辛勤劳动,推动了侨居各国的社会的发展,同时,有效缓解闽、广人口压力,减少由此引发的社会震荡.华侨资本源源流入国内,成为近代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是推动中国由传统走向近代的重要物质力量,不仅促进了近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为流民的分流和农民的非农化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莒国亡年辨

在莒文化研究中,学界对于莒国灭亡的年代,有亡于楚简王元年和齐威王时期两种不同的说法。经深入考析有关文献和金文资料,证明莒亡于楚简王元年(前431)的文献记载是可靠的,而莒亡于齐威王时期的说法则不可信据。     

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宗教文化及所反映的文明进程述论

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宗教大体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以高庙下层文化祭坛、汤家岗文化八角纹图徽为代表的宗教遗迹体现了对太阳鸟及天帝的崇拜。其人祭现象只限于宗教领域。第二阶段:以城头山大溪文化祭台为代表的宗教遗迹体现了对自然神的崇拜向对祖先神崇拜的过渡。城墙奠基用的人祭现象与城墙本身一起说明早期暴力国家(城邦)开始萌芽。第三阶段:石家河古城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早期独有的筒形组合器、套缸遗迹及图形文字体现了对祖先神的崇拜,兼及自然神,说明男性完全占据了统治地位。其与金属的出现、城邦的繁荣、战争在文化交叉区进行等因素一起标志着早期的宗主国与从属国的格局初步形成;第四阶段:出土玉人像等体现了对首领的崇拜,兼及其他诸神。这种宗教的演变,与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步调一致。     

广州光孝寺的菩提树

慧能禅师在黄梅五祖处得法南归,隐居十六年,保任圣心。至仪凤元年(676)始于广州法性寺(今光孝寺)会印宗法师,诘论玄奥,薙发受具。其戒坛为刘宋时求那跋陀罗三藏所建,并预言“后当有肉身菩萨于此受戒”。坛畔有梁天监元年(502)天竺来华的智药三藏自本国携来种植的菩提树一株。智药亦预言“后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萨于此树下开演上乘,度无量众。”     

在主恩典中成长的湖北咸宁教会

咸宁市位于长江中游、湖北省东南部,被誉为”湖北的南大 门”.从解放之初到改革开放前,福音在咸宁的成长还处于初级 阶段.文革前整个咸宁市基督徒不超过300名,只有六七处简易教 堂.     

隋文帝仁寿颁天下舍利考

从隋仁寿元年到四年,隋文帝三次分送舍利,在全国建起了一百多座舍利塔,笔者对此一一作了考证,并分析了舍利塔的地理分布,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这场狂潮发生的原因。     

耕耘心田的人

地处长江中游、江汉平原的古都荆州城西北20公里,是一片山丘陵,东西、南北各长约八里,名曰八里山;整个山岭呈东西向,有八条,又曰八岭山;此山遍布古时帝王将相陵墓,相传出现过很多名人古迹,故又称八宝山,是著名的风景游区。1981年初。     

隋文帝颁天下舍利考

从隋仁寿元年到四年，隋文帝三次分送舍利，在全国建起了一百多座舍利塔。通过考证，并分析了舍利塔的地理分布。从另一侧面揭示了这场狂潮发生的原因。     

湖北地区沿江滨水生态人居环境设计扩展空间研究——以武汉江滩为例

距今3500多年的盘龙城遗址是长江流域发现的第一座商代古城,也是武汉城市文明的源头。近代以来,武汉成为中国革命和近代工业的发源地,留下了众多珍贵的革命遗址遗迹,以及武钢一号高炉等重要的工业文化遗址。武汉地处江汉平原东部、长江中游,长江及其最大支流汉江在城中交汇,形成武汉三镇隔江鼎立的格局,市内江河纵横、湖港交织,水域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近年来,武汉人民对人居环境有了更高的要求,当地也提出了以长江为城市主轴线的发展规划。武汉在长江流域的作用十分重要,武汉沿江滨水带人居环境的设计效果将直接影响武汉城市建设的整体形象,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的面貌及人们的生产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