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幸存与金融化生命政治批判——一个福柯式的分析框架

在福柯生命政治的框架中,后危机时代新自由主义的幸存依赖于其所塑造的主体性形式。福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的自我企业家在经济金融化中被进一步构建为以金融市场和金融信贷投资去调节和管理全部社会生活的金融化主体。这一主体以责任归属的内在化、风险偏好的个体化与环境行为的安全化,增强了新自由主义危机治理能力,延续与再生产新自由主义体制。     

承认的哲学:一种社会批判——阿克塞尔·霍耐特访谈

这是法国《智慧》杂志对德国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主任霍耐特的一次访谈,话题涉及承认原则同自由主义的关系、承认作为现代规范和道德原则之可能、承认规范在法兰克福学派史中的方法论突破、承认道德的心理学要素、从承认原则看新自由主义的不足等几个方面。     

政治的,抑或道德的——对政治自由主义一个关键悖论的解读

政治自由主义试图将其正义观念塑造为纯粹"政治的"观念,而不能是完备性的"道德的"观念。但任何规范性的正义观念似乎都不能不是道德的,这就形成了政治自由主义所面对的一个最根本的悖论。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政治自由主义要克服这一悖论,必须寻求一种具有自主性的规范性政治概念。此外,政治自由主义把公民的两种道德能力当作理论前提,同时强调道德化的公民美德,这两个因素都加深了这一悖论。通过解释和分析这两种因素所带来的理论难题及其原因,文章认为,"政治的"自由主义之所以难以抹去"道德的"面纱,其根源在于政治在自由主义价值系统中的处境。     

法律全球化的三维视角

法律全球化是一个正在进行的客观过程.经济的全球化产生了各国法律互相交流和融通的需要,法律全球化正是为经济全球化提供规制的理性抉择.法律全球化也是一个各国让渡部分主权的过程,但这一过程仍然要以尊重各国主权为前提,无论是国内法还是法律全球化过程中的“全球法”都要得到主权国家的批准,法律全球化并不否认法律的民族性.全球文化的多元化、政治多极化以及不同民族传统对法律全球化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法律全球化绝不能是全球法律的单一化和同质化.当下法律全球化过程中确实存在着美国法律输出的现实,但不能因此而否认或反对法律全球化,而应积极主动地参与法律全球化的进程.     

新政治经济学与解放政治学——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批判之启示

通过不平衡的地理发展和剥夺性积累两个重要维度,哈维揭示了新自由主义实践的机制和灾难性后果。在理论上,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拓展。哈维的新自由主义批判表明,只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够揭示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从而为替代资本主义的解放政治学提供理论支撑。反之,替代资本主义实践的当代迫切性也要求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政治经济学突破。     

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开明之举

当前,人类正面临着一长串可怕的全球化挑战——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均,沉重的国家债务,暴力的全面升级,军国主义,新的帝国主义,广告驱动的消费主义,福利国家的危机,宗教盲信的复兴,种族间不相容的日益加剧,政治的商业化,对传统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中伤,科学和工程学科的学生数量的减少,后现代主义的盛行以及被大众商业文化所取代的高雅艺术。那么,该如何应对这些全球化的挑战呢?对于上述种种现代文明的危机,人们可能持两种观点:一种是蒙昧的,另一种是开明的。蒙昧主义者乐意采纳回溯过去,并企图用堕胎、安乐死和同性婚姻等…     

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危机

在现今的讨论中，新自由主义被理解为一个既是学术性的又是政治性的纲领。它取消经济的、社会的和公益的调控．也就是说，削减和缩小社会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扩大市场，提高经济的以及道义的增长。     

新全球化视角下我国企业产业共生模式与绩效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江苏企业资源整合模式

企业"一带一路"合作既传承了我国古代国际贸易、文化交流和互通有无的"丝路"协作精神,又创新了全球化模式。习总书记倡导的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道",为各国提供了新的国际环境下具有世界感召力的新理念,"一带一路"提出的"互联互通、文明融合"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新路径。这种"新全球化"理念引导中国企业在国际化合作中呈现出新的特征,创建了我国企业如何"走出去""走进去"并持续地"走下去"的中国特色新模式和新路径。     

“合法律性的正当性”何以可能——哈贝马斯对哈特法哲学的批判与修缮

实证主义法学的代表哈特力主道德与法律在概念上无必然联系的分离命题,持"合法律性的正当性"模式,把正当性萎缩成形式程序的合法律性。在哈贝马斯看来,法律实证主义意义上的"合法律性的正当性"取消了对法律正当性之理性基础的考量。他遵循商谈模式的程序路向来重建法律的正当性,从基本立场、论证模式、权利审视及认可方式这四个向度来批判与修缮哈特的法律正当性理论,其"重建式的法律正当性"理论为我们研究法律正当性问题开拓了新的视野。     

全球化、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及其政策含义——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对通胀机理的深入思考,对现有货币政策理论框架的深刻反思,愈发热烈。本文全面回顾了国际经济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相关文献,并以中国作为研究对象,讨论全球化对中国菲利普斯曲线的影响。实证结果认为,开放程度的加深,使得中国菲利普斯曲线变得更加平坦,物价对国内产出缺口的敏感度在下降,而一旦高通胀确立,又需要加大政策收缩力度和由此带来更多的产出牺牲。政策制定者应该充分考虑到这一情况的变化,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进行合理的政策调整。     

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反思

新自由主义是人类社会经济思想史演进和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发生过重大影响的重要的经济思潮,80年代以来国际范围内资本主义的系列危机与新自由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资本的贪婪性和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推波助澜,是国际范围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产生之源.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主张与实践引发了我们深入的思考和反思.要正视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影响和精神实质,不能忽视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不良渗透;要正视美国次贷危机后新自由主义思潮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在美国政治上的破灭现象,不能偏离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正确走向;要正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合理内核,不断处理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存在的难题.     

社会建设:一种基于社会学分析框架的研究

社会建设“关键是建设什么内容”,学界存在5种观点.对5种观点的区别与联系当前尚缺乏理论把握.这势必给实践中确立社会建设的目标与路径造成困惑.从社会学“四要素分析框架”看,社会建设是对“社会”要素进行建设.作为“子系统”,“社会”由其内部“担负四种功能”的因素构成: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与配置；目标和规则确立；社会行为模式中权利义务；平等价值观.社会建设就是对这“四个内容”进行建设.学界当前的5种观点应相应归入“四个内容”进行把握.“社会”有自身的结构性原则.但受市场经济的结构性原则挤压.社会建设就是以“平等、互尊”作为价值观,通过对社会要素内部“四个内容”进行建设,推动“政治、文化”两要素中相应内容作出改革与完善,确立“社会”展开自我保护的公民权利能动机制,使“社会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逐步形成“相互为对方持续发展提供必需资源”的发展协调性.     

时空动力学视域下资本与权力的空间交错

20世纪80-90年代,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在全世界范围兴起,新帝国主义的兴起成为当今世界不容回避的现实。全球化在创造新世界的同时,带来了新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威胁,帝国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新的色彩,呈现出新的、多元的形态,需要一种新的理论解释框架。当今西方学者大卫.哈     

当代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正义之争——N.弗雷泽与I.M.扬的政治哲学对话

当代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的两位学者艾里斯.扬和南希.弗雷泽围绕多元压迫之正义框架还是二元正义维度会更有利于新社会主义的联合策略问题,以及差异和承认政治问题所展开的政治哲学论辩,所致力于揭示的是,如何使得正义的理念和实践在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具有深层的颠覆性这样一个共同的议题。二者的正义构想异同及其争辩所打开的话语空间,一方面向我们昭示了解放政治的理论和实践斗争的努力一直在路上,另一方面也表明当代美国新马克思主义对多元文化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框架的依赖本身限制了理论自身的潜力而未能深层有效地挑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     

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的掩蔽性管窥

当代中国的"新自由主义"与西方新自由主义既有"共相",也有"异相"。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盛行的"新自由主义",其特征是全面扩张的市场与不受约束的权力之间的互相嵌入,表现出泛市场化、非政治化和权贵化的倾向。新自由主义思潮存在着以自由贬低民主,以经济自由化约个人自由,以"消极自由"反对"积极自由"的观念谬误。     

不带引号的马克思——福柯、规治和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即使人们承认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消亡,但它将来某一天肯定会复活。我所希望做的……不完全是为一种真正的马克思平反昭雪,但肯定是为了把马克思从党的教条中解放出来并还其本来面目,因为这种教条长期以来打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幌子而将其禁锢并僵化”(1994a,第457页)。福柯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①,但必须承认,福柯在自己的著作中真正谈论马克思的地方并不多。即使在这些著作中,对马克思的评论也是轻描淡写。事实上,福柯对自己与马克思的关系描写得最精彩的部分位于他在面对采访或在论坛中对所提出的问题的反应中。另外,福柯的某…     

知觉的道德知识如何可能

道德知识对道德行为有规范和指导的作用,然而,道德知识面临来自怀疑主义的挑战和传统的来源问题的疑惑,因此,对道德知识的研究显得十分重要。对道德知觉的辩护,进而证明至少有一些道德知识是知觉知识,则可以同时回答怀疑主义的诘难和传统的来源问题的疑惑。基于道德实在论为真、知觉是产生知识的可靠途径以及我们可以持有道德信念这三个前提,我们认为:由于道德知觉可以满足内在和外在两个条件,因而道德知觉是可能的;由于道德知觉可以满足古德曼的知觉知识的标准,即知觉机制产生真信念和在相关的反事实情境中,主体不会产生相同的信念这两个要求,因而,知觉的道德知识是可能的。     

创新技术采纳中的风险治理:分析框架与研究议程

创新技术的使用正在重塑公共生活,改变治理景象。对于治理者来说,治理创新技术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与不确定性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议题。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这一议题仍然缺少足够的关注。本文将借鉴来自不同领域的知识,构建一项分析框架,从而为公共政策制定者治理创新技术风险提供理论指导。最后,我们也呼吁治理与公共政策学者将创新技术风险治理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并做出一些理论贡献,以实现该领域的成长与发展。     

“选择性遏制”与美国“印太经济新框架”——兼论对中国安全与发展的影响

自遏制战略被乔治·凯南提出以来,该战略被历届美国政府所继承和发展,已经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印太地区的迅猛发展和中国的崛起,美国已经将战略重点东移,并将遏制目标瞄准了中国。为了打压中国,美国继承并发展了“选择性遏制”战略,将其欧洲和印太盟友联合起来共同遏制中国,并通过“印太经济新框架”等经济机制、制度对华形成一个遏制网络,其主要目的是试图将中国框定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及地区秩序之下。同时,由于“印太经济新框架”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和针对性,且以美国的联盟体系作为支撑,其必然会对中国的安全与发展造成重大影响。     

廉价的优越感：社会排斥如何影响新奢侈品的消费

本研究从消费者社会需求层面,探讨在中国新奢侈品会给哪些人带来优越感,什么样的产品可以带来优越感,以及为何会带来优越感等问题。本研究使用一个混合设计的实验,结果发现：（1）相比较非社会排斥状态,社会排斥状态增加了消费者的身份消费需求。（2）在产品炫耀性大时,相比较传统大众产品和奢侈品,社会排斥增加了消费者对新奢侈品的购买意愿。而在产品炫耀性小时,社会排斥的影响不显著;（3）社会排斥、产品种类和产品炫耀性三者的交互作用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的中介变量是消费者感知的产品身份价格比。结论表明,相比较传统大众产品和奢侈品,炫耀性新奢侈品以相对低的价格满足了社会排斥消费者的身份消费需求,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获得优越感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