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伦理共同体的时代变迁、现状审视及逻辑建构

家庭伦理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家庭伦理思想的重要概念。建构家庭伦理共同体,是新时代家庭文明建设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过程和基本要求。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家庭伦理共同体经历了“等级式”到“契约式”的关系变迁、“单一化”到“多元化”的结构变迁、“严格化”到“自由化”的功能变迁,在家庭经济、婚姻和文化等领域呈现出一系列伦理问题。建构新时代中国家庭伦理共同体,需坚持以伦理自觉树立正确家庭伦理观,以伦理自信培育优良家庭伦理文化,以伦理自强健全现代家庭伦理体系。     

论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文化的逻辑进路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文化博大精深.家书则是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从先秦到明末清初,家书已蔚成大观.而通过对中国传统家书中的伦理思想变化演替脉络的梳理,可以窥见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文化发展的逻辑进路.     

现代家庭伦理精神建构的思考--兼论自由与责任

家庭伦理精神是家庭伦理的核心,它决定着家庭伦理规范的具体内容.现代家庭伦理精神的建构必须坚持自由和责任相统一的观点,超越中国传统的家庭本位价值观和西方传统的个人本位价值观,建立个人和家庭双重价值取向的伦理精神.     

天儒冲突——中西方家庭伦理的初次冲撞

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们以“学术传教”为手段,在中国社会进行化交流和传教活动,由于两种明中在对待父子、夫妻以及仪礼规制等的价值取向上的差异,从而导致了西方伦理同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伦理的剧烈碰撞。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中的父权至上、男尊女卑和祭祖孝亲等伦常规范同天主教的伦理要求格格不入,互不相容,最终导致了两种不同化交流的中断。     

家庭伦理的人类学研究——解读恩格斯的家庭伦理学

本文从文化人类学的视域解读恩格斯的家庭研究;从伦理与道德相联系又相区别的角度,解析恩格斯的家庭伦理思想。文章按照唯物史观和文化人类学分析方法,阐述了原始社会文明开端的伦理和道德、家庭伦理关系的演变、家庭伦理关系的调节、家庭伦理的制度化过程、个体婚制和个人性爱的道德意义,以及婚姻的离异和人类婚姻的前景等方面的思想。文章力求阐发恩格斯关于家庭伦理的独到见解,探索从原始人到文明人家庭伦理演进的过程和规律性。     

试探回族家庭伦理谚语的形成及意义

本文通过对回族家庭伦理谚语内容的分析,从民俗学视角对回族家庭伦理谚语的形成及其所反映的民众观进行了探讨,认为回族家庭伦理谚语的形成主要是通过对经典的借用和转化、对相邻民族谚语的采借以及自身的创造三种方式实现的;从回族家庭伦理谚语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回族民众以父子关系为家庭本位,注重家庭成员平等关系,以健康、和谐为导向的家庭伦理观。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女性伦理的嬗变

辛亥革命时期是中国传统女性伦理转向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传统女性伦理开始了以反对封建纲常伦理的束缚、追求人格独立为主线的嬗变,具体表现为:批判封建家族制度,呼吁女子家庭革命;抨击封建婚姻制度,主张婚姻改良;兴女学,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恢复女性营业之权利,摆脱经济附庸地位;争取女子政治权,倡导男女政治平等。     

消费伦理的变迁与当代家庭消费伦理之建构

消费伦理是指人们在消费水平、消费方式等问题上产生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以及对社会消费行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儒家消费伦理在历史上对于调节社会和家庭消费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改革日益深化的时代背景下,其消费伦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建构当代家庭消费伦理,既要弘扬和汲取传统消费伦理的合理内核,又要充分反映当今消费文明对家庭消费的客观要求,以合理适度消费和统筹兼顾消费为基本要义。     

曾国藩的家庭教化伦理思想探析

曾国藩在继承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对传统的家庭教化理论进行了深入阐释,他把家庭作为伦理教化的基础,提出要将治家与教子合二为一,知德与意趣要兼相修养,努力做到自立自强与刚柔并济,并且将立身与养身相统一.     

中西家庭伦理产生之源探究

中西家庭伦理的产生各有自己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条件,要对中西家庭伦理进行比较,必须对其产生的根源进行探究。     

经济全球化下中国传统家庭消费伦理观的嬗变

中国传统家庭消费伦理观良莠并存;现代社会消费伦理观优劣同在。面对经济全球化下中国传统家庭消费伦理观的嬗变,我们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的原则,通过扬善弃恶,去伪存真,融汇整合,构建出既有历史传统又有时代气息,既有民族性特点,又面向世界当代中国家庭消费伦理观,从而实现传统家庭消费伦理观的现代转型。     

曾国藩家庭伦理思想探微

曾国藩家庭伦理思想内容丰富,他将孝悌视为立家之本,勤俭视为持家之道,教化视为兴家之策,睦邻视为和家之辅。毫无疑问曾国藩的家庭伦理思想是属于传统的,其中包括许多需要批判剔除的糟粕,当然也含有许多可资借鉴利用的合理因素。     

中世纪二元对立型社会治理模式与基督教信念伦理

本文深入分析了欧洲中世纪二元对立型社会治理模式与基督教信念伦理的深层成因、基本特征、主要内容及其二者的内在关联性,指出了它们被近现代民主法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和规范伦理取代的历史必然性。     

代际伦理：一个新的伦理维度

代际关系问题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它使社会关系的纵横结构更加复杂。蕴藏于代际关系之中并作为代际关系之重要方面的代际伦理也就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个新的伦理维度。代际伦理的各种问题已成为现代伦理学所面临的崭新课题。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近代演变初论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核心内容是对营利和私有产权的价值合理性的否定,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近代(演变)可界定为鸦片战争前后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资本主义性质的反传统衍变;其现代(演变)则是“五四”之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相互交锋、消长、排斥与“融合”的历史进程。传统经济伦理思想近代演变的实质是为资本活动方式或资本的利益寻求工具价值和伦理合理性的过程,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的近代演变最终否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伦理价值合理性、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伦理价值合理性。     

中国佛教伦理的社会意义

中国佛教伦理的社会意义值得探究 ,我们拟从三个方面来分析。首先以孝道为例来论述中国佛教是怎样与中国重家庭、重孝道的礼法制度相协调 ,使中国人认同佛教也是讲孝的 ;其次是着重通过对佛教道德规范内涵的分析 ,揭示其所包含的丰富的社会意义 ;再次是阐述中国佛教伦理对现代人类社会的三大矛盾 ,即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的矛盾的缓解、转化作用 ,从而肯定其内在具有的现代社会意义。     

湘西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伦理的现代审视

湘西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作为文化原型,已化为民风民俗,进入当代民族民间文化生活。对湘西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伦理的文化特性、道德选择及其精神内核的现代审视,必须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批判地发掘其当代价值。     

生育伦理与人口控制社会化

在影响人口发展的诸因素中,生育伦理是影响相对持久、相对直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现代人口发展理论的框架下,人口控制社会化,是人口控制的必然选择,这种控制方式的实施,就必须把正确的社会生育伦理转变为人们的生育观和生育意愿。使人口控制的手段由他律为主转变为自律为主。     

企业伦理:意涵及其功能

企业伦理从日常伦理衍生而来,但也具有自身的场域逻辑;企业伦理主要涵括企业之于社会系统的责任伦理和企业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职业伦理;企业伦理的功能渐次演绎为“约束效用”、“工具效用”以及“价值效用”;在一定情境下,企业伦理与其组织功效、经济绩效其实还存在着一种“兼容性”。     

公共哲学的探索

The more diverse cultures and values a country perceives to be “normal” even “just”, the more it needs to search for a public philosophy. Having developed only recently, China, which is speedily progressing towards a market economy, can be considered this kind of country. This article takes Daniel Bell’s concept of modern society and public household as the basis for expatiating on some chief problems and the ways to solve them. It pays special attention to investigating the public ethic while probing public philosophy, and it argues that the public ethic is an ethic that deals with public affairs in the public realm, especially the social political realm; with respect to all people involved, it is a common ethic or an ethic with openness. It is also an ethic that appeals to public opinion and public reason, and tries to find consensus from the demands of different values. Furthermore, because it refers to fundamental public benefits, it has to be a normative ethic of universalism and of baseline holders. Translated by Su Jing from Zhexue Dongtai 哲学动态 (Philosophical Trends), 2005, (8): 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