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梓年对唯物辩证法的哲学贡献及历史意义——纪念潘梓年逝世50周年

“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对此,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潘梓年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锁钥——唯物辩证法。以唯物辩证法为研究地基,潘梓年所作出的卓越的哲学贡献包括：创新性地构建了唯物辩证法的内容体系,明确提出了“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阐明了中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他对唯物辩证法基本理论的阐释和探索,是中国本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研究和创新唯物辩证法的优秀典范,其哲学贡献为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理理论形态提供了可能路径,为唯物辩证法在中国语境下的理论创新和实际运用提供了经验借鉴,并深刻影响了众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思想建树。     

在“结合”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大题目。从“结合”(在本文中特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维度和哲学的层面去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很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问题。“结合”通常被学界一些人士视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全等义。但是具体地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部过程,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个过程刚刚开始时,只有“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作为一种理论成果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乃是成功结合的产物。这个结合的过程是批判地对待外来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深入实际地了解当代中国的国情,并在实际斗争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矛盾…     

在历史比较中把握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创立的。因此,只有从历史比较的角度,把这个理论放在它借以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才能理解它是反映客观规律的;同时也只有从历史比较的角度,把这个理论放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才能对它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的特色,有比较准确的把握。     

问题导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动力

<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而理论结合实际,就是要发现和解决实际中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一个直面、应对各种重大现实问题和严峻考验的实践过程。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根本的动力,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具体化和载体。     

"智慧"说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传入中国时起,就存在着如何中国化的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取得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以便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从而科学地解决“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近代以来的时代中心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包括了政治层面的中国化和学术层面的中国化。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指革命家、政治领袖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考察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科学地解答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从而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特征与内涵研究--兼论把思想认识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

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既是我们党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也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和实践课题.目前在理论界和学术界,对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应该说基本上没有疑义.但几乎存而未论的,究竟何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其基本特征是什么,具体内容有哪些,却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如果这些基本理论问题没有搞清楚,我们怎么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拿什么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又如何"解释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特别是如何把人们的思想认识"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我们认为这是当前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碑》

刘林元教授主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碑》(以下简称“《丰碑》”)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从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相结合的角度全面系统地研究和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丰碑》围绕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主题 ,讴歌了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卓越贡献 ,再现了八十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伟大历程 ,提出并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要用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不断发展的实践这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大思路。作者深刻地指出由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所总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本质上和内容上是基本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现实可能性和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初是以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为中介经由斯大林主义和苏联模式来完成的。迄今为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共有三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毛泽东不愧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杰出代表,邓小平哲学思想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非一帆风顺,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将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始终。它要求我们要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规律,科学地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中国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的关系,本着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各流派的精神,以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不断根据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更新其内容改变其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     

理论创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是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主体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 ,成为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行动指南。理论创新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进步的客观需要近代以来 ,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 :一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二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中国人民要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 ,需要有先进的理论作指导。鸦片战争后 ,当时的中国先进…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探索与发展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灵活运用于中国宗教具体实际的成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探索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在反宗教思潮盛行的时代背景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引入中国,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下分析宗教问题,对宗教的认识产生了历史性飞跃;后来在共产国际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干扰下,忽视了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研究,制定了打击宗教职业者等激进的反宗教政策,给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之后,中国共产党重新以唯物史观考察宗教问题,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完善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将宗教界人士纳入统一战线,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Centennial Exploration of the Chinese Road and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The centennial exploration of the Chinese road started with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This road is essentially characterized by modernization and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The fundamental correlation between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Marxism lies in the fact that China must go through a thorough social revolution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its modernization cause, which charted a historical course from new democracy to socialism. However, only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can help China’s modernization, because it is this philosophy that is intrinsically related to China’s practice in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The contemporary form of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i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holds great significance for both the Chinese n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and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in the new historical phase. This is a kind of “significance for world history” becaus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lies not only in its own development into a modern power, but also in the fact that it is actively opening up the possibility of a new type of civilization besides completing the modernization mission and obtaining achievements from modern civilization.     

以马克思的学术精神研究马克思主义--致汉语马克思的第二个世纪

“汉语马克思”,指用汉语书写的马克思,已存在一个世纪了。此间,马克思主要被看作一个思想家和革命家而不是一个学者。马克思主义也主要被看作意识形态而不是学术思想。但事实上,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学者,然后才是一个思想家和革命家。同时,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也首先是一种按照学术规范取得的学术成果,然后才是一种意识形态。无论如何,学术品质是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的首要因素。因此,我们应当以马克思的学术精神研究马克思主义,汉语马克思的第二个世纪首先应是一个学术世纪。     

On Chinese Modernization from a Macro-Historical Perspective

From a macro-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substantive content, and world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lie in that it is not a replica of foreign models of modernization, but rather a uniquely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at takes Marxism as its guide and adheres to the principl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reating a new model for human civilization. The premis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that the Chinese nation achieved independence and stood up in the world landscape of “the East being subordinate to the West.” It is a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e reality that the Chinese nation has grown prosperous and become strong in the innovative practic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t is a modernization with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creating a new model for human civilization in upholding and develop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a new path to build a modernized society that promotes allround social progress and well-rounded human development.     

中国特色心理学问题的思考

摘 要 中国特色社会心理学应当对在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过程中所产生的有别于欧美的社会问题进行回应,对从改革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具体社会问题进行解决,以此建立中国特色心理学研究。应当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现实、具体问题出发,提出具有现实关怀、解决社会发展中具体困难的学术问题;应当具有更深层的人文关怀、精神关怀,从心理学的角度回应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形成的当代中国人精神层面的巨大变化所产生的社会问题。中国特色心理学研究应当在借鉴西方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根据问题的特征选择适合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特色心理学对中国心理学发展与中国社会发展均有巨大的积极意义。     

处在夹缝中的哲学

针对当今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矛盾,哲学能够在理解并弥合这种矛盾的过程中起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和能够做什么的问题是必须提出来弄清楚的。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水平有待提高：不要再追究国外争论已久的问题,史的研究也不能再停留在按原著顺序叙述的水平上;应该立足现实确立当代性的问题,并具备世界性的眼光。在苏东巨变后,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中不能回避原则性问题、为迎合对手而追求所谓非意识形态化。另外,防止离现实和民众愈来愈远的贵族化倾向和追求短平快的市场化倾向,注意术语的公央性和可理解性．也是须注意的问题。     

中国神话中的具身心理学思想探索

西方“具身认知”心理学与赋存在中国文化里的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体知”心理学思想息息相通, 而中国文化又有其独异于西方文化的“身体”智慧。文化的源头实为神话。追根溯源, 本文主要从具身认知的视阈中将中西方神话中“身体”的角色两相比照, 首先从本体论维度以现象学诠释的方法来描述神话的身体母体是如何生成的, 并以天地开辟神话、万物肇始神话和人类起源神话为例揭示中国“身体”的本体论特色—— 一元论; 其次再从空间维度以概念隐喻的理论来剖析神话的身体现象学场域是如何延展的, 并从物我同一角度、天人交感角度和人神相通角度来彰显中国“身体”的空间维度特色——气论; 最后再从时间维度以社会建构理论来解构神话的身体是如何在时间场域中流变的; 并从社会、文化和历史三个层面来表达中国“身体”的时间维度特色——易论。通过从中国神话故事中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独有的“具身智慧”, 以期为建立中国人自己的科学心理学起抛砖引玉之用。     

另一种声音：现代新儒学与中国人文主义心理学

与西方心理学以科学主义为主体的“由下至上”的研究思路不同,中国传统心理学探究走的是“由上至下”的研究路线,即从心理及精神层面最高端入手,强调心理的道德与理性层面,故其实质是人文主义的。现代新儒学作为人文主义心理学研究典范,具有心理学研究“另一种声音”的独特价值与意义。现代新儒学研究背景及思路的展开,呈现出以传统心理学思想为深厚根基的中国近代心理学的独特个性与自信。这是现代新儒学对中国心理学的最大贡献     

汉语言语产生的语音加工单元——基于音位的研究

言语产生的语音加工单元具有跨语言的特异性。在印欧语言中, 音位是语音加工的重要功能单元。音位指具体语言中能够区别意义的最小语音单位, 如“big”包含三个音位/b/, /i/, /g/。目前, 在汉语言语产生中, 对音位的研究较少。本项目拟采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 对汉语言语产生中的音位加工进行探讨, 试图考察：在汉语言语产生中, 1)音位加工的心理现实性, 以及音位表征是否受第二语言、汉语拼音习得、拼音使用经验的影响?2)音位的加工机制是怎样的?具体而言, 音位加工的特异性、位置编码、组合方式、时间进程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将有助于深化对汉语言语产生的认识, 为建立汉语言语产生计算模型提供基础; 为比较印欧语言与汉语在机制上的异同提供基础; 为制定汉语语音教育教学方法提供心理学依据。     

推进新时代中国社区心理学新形态建设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区心理学是时代的呼唤和要求。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社区心理学需要坚持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推进理论建设;以新时代社区心理建设为场域,助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构建新时代中国社区心理学服务路径,助推人民共同富裕。总体而言,中国特色社区心理学的理论建设与实践探索需要关注新时代社区发展中涌现出的新问题,提出解决中国社区发展问题的中国办法和中国方案,努力推进中国社区心理学新形态的建设。     

On the study of foreign philosophy in Chinese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its future

Since the “Conference on Foreign Philosophy” held in Wuhu in October 1978, the study of foreign philosophy in China has undergone a prosperous stag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y of foreign philosophy in the context of renov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remolding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culture, explores the role of the discipline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anticipates the future of this discipline.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is needed for a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learning and study of foreign philosophy in Chines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therwise we might fall into cultural conservationism. Secondly, to mak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prosperous is also a task for foreign philosophy studies, and whether or not foreign philosophy can be well studied should be a mark of the prosperousn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ulture. Finally, philosophy is a product of human beings and should eventually serve human beings. Chinese culture should open itself up to the world and so should foreign philosophy studies in China. __________ Translated from Jiangxi Shehui Kexue 江西社会科学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2005 (2) by Chen Yuehua & Ma Mingh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