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与德性

朱熹曾上承二程，认为良知“乃出于天，不系于人”（《孟子集注·尽心上》）。不系于人而出于天，意昧着赋予良知以超验的性质。与程朱不同，王阳明着重强调了良知系于人这一面，并由此转移出主体的德性与人格，从而使之区别于超越的天理。在如上转换之后，蕴含着德性伦理与理念伦理的某种对峙，其中涉及的理论问题，在所谓“德性之后”（A．麦金泰尔语）的当代，依然引人省思。如何在日用常行中为善去恶，是理学所关心的问题之一。为善去恶以分别善恶为前提，而善恶之分则表现为一个知的过程（知善知恶）。道德行为与道德认识的这种关联，…     

理学流派与性学的价值

宋明理学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成熟阶段的代表。在从北宋中期开始直至清初的７００年间，“理学”这样一个笼统的名言架构，实际上涵盖了众多的具有不同学术特点和倾向的理论体系，南宋胡宏所创立的以性为本体的哲学学派──性学便是其中之一①。然而，如何认识理学的流派及其走向，却一直存在着分歧。除了历史上形成的程朱、陆王两派而外，当今学术界一般分理学为三派：内地学者通常分为程朱道学（理学）、陆王心学和从张载到王夫之的气学；台湾学者牟宗三则认为理学分派实从南宋开始，即以胡宏一刘宗周最为“圆整饱满”的“心性合一之模型”…     

王阳明经世致用思想探讨

在王阳明的思想体系里,包含了丰富的经世致用思想。王阳明提出的经世致用思想是对程朱理学流行后导致"记诵词章之习"盛行之弊端的修正和纠偏。其经世致用思想的内涵主要包括:提出"良知只在声色货利上用工"的思想,认为致良知与声色货利等人的物质欲望密不可分,主张考虑利害和人情而务求公私两便;重视"体究践履,实地用功",肯定功利和事功,把格致诚正之说落到实处,而与空虚顿悟之说相反;提倡和肯定"居官临民,务在济世及物",重视"亲民之实学"等方面。探讨王阳明的经世致用思想对于完整、客观把握其思想的全貌具有重要意义。     

论顾炎武的天人观

顾炎武的哲学是上承宋明理学而来的。理学人事观的思想基础在于“天人合一”观,就是将天道（“理”）与人道（“性”）融成一体,所谓“性即理”也。在此基础上,理学更将天道与人事的关系转换成“天理”与“人欲”关系,提出了“去人欲,存天理”的主张。这里“天理”既指天道又指人道,与之相应,“人欲”则既指人心又指人事。所谓“去欲存理”,在人事观意义上,其实就是主张人事绝对顺从天道——在心学那里,天道被融于人道而变成了“本心”,此“本心”乃是天道的主观化形式。这种人事观,无疑属于“无为”论范畴,只不过在理论形式上…     

理学理论自身的矛盾与朱陆分歧

程朱派与陆王派是理学内部势同水火的两大学派。这两派的分歧,与理学理论自身的矛盾是直接相关的。本文就两个题目讨论了理学自身矛盾与朱陆分歧的关系。一是"理一分殊"。这是理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单从理论上谈论一与殊的统一,也许还比较容易,但要从理学的实践要求上达到二者统一,就很困难,而且势必会导致程朱派与陆王派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二是心与理的关系。心与理是理学的两个基本范畴。总的说来,理学必须承认心与理具有某种统一性,但要合理说明二者统一,特别是要在理学实践中确立二者的统一性,则是十分困难的。在解决二者统一性问题时,极容易形成类似朱陆分歧的矛盾思路。     

从邵康节、陈白沙之诗与诗论看宋明理学诗的特点

理学诗是指表达理学思想或表现理学风味的诗.邵康节的诗突出表现乐的情感,这与他的观物学说相联系.他重视诗“曲尽人情”的作用,也对“累于性情”、“溺于情好”保持警惕.陈白沙以诗为教,以自然为宗,强调自然之乐,认为“论诗当论性情”,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学习诗歌的修辞技巧.宋明理学诗的整体特点是:(一)重视吟咏性情,抒发乐的情感,并间接阐明义理;(二)相对轻视修辞技巧;(三)不排斥议论,但也不主张单纯以议论为诗.     

朱熹与陆九渊易学论争的理学文化意义

易学是宋代思想家展开思想交流的公共话语.南宋朱熹与陆九渊的易学论争足理学阵营内的思想讨论.朱陆的易学论争,既表现了二人修养功夫进路,也就是功夫与本体关系的分歧,又体现了程朱理学与陆氏心学对儒学本真精神--道统的体认分野.朱陆二人的易学分歧最终指向的是程朱学派与心学学派不同的政治原则.     

黄宗羲富有开创意义的心性说

<正> “心性”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一个重要而古老的形而上学问题,也是明清之际浙东学派尤为重视的一个问题。正是在这一问题上,黄宗羲出于时代的需要,在总结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和对陆王心学的反省基础上,以气一元论为基本理论前提,系统地论述了心物关系、心性关系和性情关系,提出了富有开创意义的心性说。在心物关系问题上,黄宗羲反对程朱的“理先气后”和“理与气决是二物”说,提出“理为气之理,无气则无理”的气一元论。在此基础上,黄宗羲不仅批驳了王阳明“心即     

读《戴震哲学新探》

对大师的思想,人们关注的是他们晚年的东西,而对其早、中期的思想则有所忽视.这样是无法把握大师们的思想发展历程的.目前学术界对戴震的研究,集中于他的晚年思想,而对戴震的早期的哲学思想的研究则重视不够.有鉴于此,周兆茂教授对戴震的早期与中期哲学思想作详细的考察.这是周兆茂教授《戴震哲学新探》的特点之一.《新探》将戴震哲学思想的演变过程,分为早、中、晚三期.在大量材料的基础上,作者明白地指出:早期的戴震(32岁前),接受新安理学的影响,而视程朱理学为“理明义精之学”.这时的戴震,推崇程朱理学,提出“盈天地间,道(理)其体也”的客观唯心主义的主张.中年的戴震(32岁到44岁),过着颠沛流离的避难生涯与勉以温饱的教书生活,社会的黑暗,民众的痛苦,令他对程朱理学的信仰日益动摇.一方面仍具程朱的     

宋明理学理欲观与丹溪医学

朱丹溪作为谙熟理学的医家,其医学深受理学思想的影响,本文主要探讨理学理欲观与丹溪医学的关系。受“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影响,强调饮食、房事在发病学中的重要意义,强调节食节欲的养生学意义,肯定“养德”与“养生”的统一性。由于丹溪在医学界的宗师地位,扩大了理学对中医学的影响,形成了后期中医学发展的特色。     

从新理学、新心学到新人学

这里讲的“新人学”,是从中国哲学自身的主体性来说,是接着李贽、戴震以来的人学往下讲的。它与冯友兰的“新理学”“接着程朱理学往下讲”和贺麟的“新心学”“接着陆王心学往下讲”完全不同。新人学试图融通中西哲学,吸取了文艺复兴以来以“人的发现”为主题的西方哲学的一切积极因素,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以构建新人学的主要理论内容。一、新人学与新理学和新心学的根本分歧。分歧之一首先表现为接着什么往下讲、即在坚持中国哲学自身的主体性问题上如何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划清界限。分歧之二表现在学理上,即…     

天理与自然--宋儒境界中的儒道之辩

中国哲学的境界特征表现在儒道两家学说当中分别是它们的“为己”与“为道”的追求。理学整合“为己”与“为道”,在天理与自然、成己与成物之间分辨取舍,形成理学以天理涵盖自然、以成己淡化成物的价值导向,或者说,形成理学以先秦儒家之孝悌忠信为浅近,而驰心于空虚窕远之地的“圣贤气象”。     

心与理──程朱理学悲剧命运的个案透视

哲学史上的“心”“理”之争反映了理学内部的深刻矛盾,反映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巨大差异。这场从宋代开始的哲学论争最后以阳明之学的兴起而告结束,宣告了陆王心学的胜利和程朱理学的失败。程朱理学有着外荣内枯,后继乏人的悲剧命运,其深层原因在于：其客观外求式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与自思孟以来主观内收的哲学传统格格不入。在此意义上,程、朱就是中国哲学史上的柏拉图和黑格尔,程朱理学并非中国哲学的主流,而只是整个东方主观主义哲学传统中的一个小小插曲。     

一部系统研究宋明心学的力作——简评刘宗贤著《陆王心学研究》

一部系统研究宋明心学的力作———简评刘宗贤著《陆王心学研究》吴光宋明理学是宋、元、明时期儒学的主流,而不是她的全部。而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性即理”派（简称程朱理学）和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即理”派（简称陆王心学）则是宋明理学中的主流派。其他还...     

论邹守益对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邹守益继承阳明学说注重心上工夫的特点,援引程朱理学涵养省察工夫论,提出了以“主敬”、“戒慎恐惧”为主要内容的“致良知”工夫论.他认为,要使“良知”这种先验的本然之知转为明觉之知,就必须保持道德主体心灵上的庄敬态度.他以“心学”贯通《大学》之“格物致知”与《中庸》的“戒慎恐惧”,在继承阳明“戒慎恐惧所以致良知”观点的同时又对“戒惧”作了发挥.邹守益对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继承与发展不仅表现在持守师说、不偏左右,而且以“主敬”和“戒惧”为主要内容充实了阳明心学的致良知工夫论,被视为王学之真传.     

论宋明哲学中的“存天理,去人欲”说

天理、人欲的对立,是中国思想史中一个重要问题。宋明以来,“存天理,去人欲”说,是理学各派的共同主张。明代中期后,有不少学者,对此说表示反对;到了“五四”时期,在反礼教的浪潮中,予以猛烈的抨击。“存天理,去人欲”说在社会上所产生的弊害,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了。     

杨时承洛启闽的理学思想

程门弟子杨时承洛南传,开拓了洛学在南方的传播与发展,特别是为南宋朱熹闽学的诞生并上承二程洛学为儒学正脉提供了必要的学脉渊源.杨时的理学思想即是以洛学为宗,在洛学的论域内所作的阐释与发挥,他强调理本气化,重视分殊之用,主张反身格物,关注静中体验未发等,这些观点虽不为后学朱熹完全泥守,但却有开启闽学端绪之意义.杨时的理学思想在程朱理学的传衍中起上承下启的作用.     

宋代儒佛之辩中的“心”与“觉”

心性论是宋代儒佛之辩的核心议题，本文以儒佛共用的概念“心”与“觉”为核心，从禅宗和理学两方面分析儒佛差异，重点关注以朱熹为代表的南宋儒者在辟佛时所针对的禅宗思想和儒佛之辩的根本原则。在“心”与“觉”的问题上，儒佛之辩的重点在于觉、心、性三者的关系和理路，尤其是禅宗中以知觉为佛性的思想。是否向上一提，有超越“心”与“觉”的最高本体——天理，成为理学与禅宗的根本差异。鉴于程门后学中出现轻视形上本体，强调发挥心之知觉作用的思想倾向，与禅宗单讲觉、觉悟之心有相似之处，因而南宋儒佛之辩的重点转向了儒门内部的思想清理。     

清初理学转向与张履祥“敬义夹持”的道德修养工夫

作为对晚明王学的反动,清初理学家张履祥的学术侧重于道德修养的具体实践工夫,继承朱子“居敬穷理”而突出“敬”；继承孔子“博文约礼”而突出“礼”；又继承二程“敬义夹持”以强调“主敬”与“约礼”的内外结合.这两者又表现为“从主静到主敬”、“从穷理到约礼”两方面的工夫论转向,“主敬”则以天理为内在修养之依据,“约礼”则以礼义为日常处事之准绳,二者相辅相成,落实于人伦日用,从而凸显其理学的实践性.     

重玄学与宋明理学——以重玄学、华严宗以及程朱理学之间的比较为中心

道教重玄学与宋明理学的关系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课题。本文试图通过比较、分析重玄学和程朱理学的“理”来昭示二者之间关系;借助于比较重玄学、华严宗和程朱理学的理论结构和核心观念来间接地论证重玄学与宋明理学之间的继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