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民道德建设的几个问题

公民道德建设的前提是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公民身份的确认。公民道德主要涉及公民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实质内容就是对公民权利和义务的道德认知和道德自律。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最深层依据在于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如果不从这个高度来分析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必要性和客观依据,就有可能把公民道德建设混同于传统道德说教,或者把当代的公民道德建设混同于已往的道德批判。     

新时代公民道德人格重塑的社会基础、核心原则与实现路径

新时代公民道德人格的重塑,不仅对于公民个人的自我完善意义重大,而且对于推动社会伦理建设、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影响深远。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适度经济条件;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营造和谐社会氛围;有效提升公民道德自觉意识,培育良好道德能力是新时代公民道德人格重塑的社会基础。主体性、发展性、实践性是新时代公民道德人格重塑的核心原则。注重全面引导,协同推进公民道德教育;激活内生动力,引导公民主动提升道德修养;构建公正合理、运行顺畅的道德回报机制是新时代公民道德人格重塑的实现路径。以重塑公民道德人格为落脚点和着力点,不断提高公民道德实践能力,才能真正做到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全面提升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水平。     

用社会主义荣辱观指导公民道德建设

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澄清了社会生活中模糊的价值观念,明确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流价值导向;抓住了公民道德建设中的核心问题;从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入手,指导公民道德建设活动。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重在实践,需要全体公民切实的道德努力,尤其是党员干部要真正发挥示范和表率作用。     

道德之“民”的诞生

"公民"与"道德"之间的同一性及其生成的"公民道德",有待由"发生"到"诞生"的理念革命。"公民"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承认,"公民道德"的真谛是通过道德生命的生长诞生真正意义上的"公"之"民"或"道德之‘民’"。道德之"民"的诞生经历了"伦理上的造诣"—"道德世界观"—"道德主体"的辩证过程,展现为"伦理人"—"道德人"—"成人"的有机生命进程。"德"或道德在本性上是一种伦理上的造诣,伦理是人类的家园,伦理家园的守望迎来"精神"的日出。伦理造诣—伦理家园—伦理精神是"伦理人"诞生的三部曲。"道德世界观"是道德世界的自我意识,以道德与自然、义务与现实即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义与利、理与欲、归根结底公与私的对立及其自觉为前提;但是道德世界观的本质是二者之间"被预定的和谐",关键在于必须透过道德行动实现二者之间的和谐。现实中对立—信念中预定和谐—通过行动实现和谐,是"道德人"诞生的生命节律。"道德人"的发展,是道德主体的生成。道德主体经过"良心—善—道德世界"的诞生过程,良心扬弃道德世界观的"二律背反",但内在"一个人的心"与"所有人的心"的矛盾;"善"是特殊意志与普遍意志的统一,但具有抽象性;道德主体扬弃良心与善中的矛盾与分裂,"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追求并达到"成人"境界。"公民道德"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既是"公民"与"道德"同一的道德主体的创造,更是伦理世界与道德世界同一的人的世界的创造。     

浅谈“敬业与奉献”

“敬业”在我国古代《礼记·学记》中就以“敬业乐群”明确的提了出来。宋朝朱熹说：“敬业”就是“专心致志以事其业”。“敬业”是忠于职守、精益求精、德艺双馨、遵守职业道德,“奉献”为克己奉公、服务社会,助人为乐,造福于人类。在《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将“敬业”、“奉献”作为公民道德规范,用来规范公民与职业的道德关系,规范公民与社会的道德关系,并引出公民对待他人的道德责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公民认同和道德建构研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价值观多元时代科学的价值共识、根植于公民道德生活的内在需求,因此能得到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共同认可,成为公民道德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使得公民道德建构能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入手,通过培养公民的道德判断能力和选择能力、提高道德自觉、增强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树立道德信仰来塑造完满的道德人格,切实有效地提高公民道德素养,促进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国家的长足进步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何以载德——公民道德的实践载体

新时代公民道德不应该只是写在文件中或挂在口头上的口号,它需要实实在在地转化为人们的道德实践,其中道德的实践载体自然必不可少,而选择何种实践载体就是公民道德是否有效实施的关键。我们认为,在《新时代公民道德实施纲要》中,按照社会对个人行为的道德要求的高低程度,可以区分出三个层次的公民道德,即公共道德、社会角色道德和公民美德,相对应地,就有三类载体和三种运行机制。在公民美德层次上,是"导之以德";在社会角色道德层次上,是"齐之于礼";在公共道德层次上是"绳之于法"。如果我们对此没有理论自觉,就会造成公民道德实施的困扰甚至失效。     

西方公民观与公民道德观的历史演变——从古希腊罗马时期至17、18世纪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公民是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的少数人 ,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是公民应具备的“四主德” ;中世纪缺乏公民与公民道德生长的土壤 ,社会造就的是谦卑温顺的臣民及深受基督教神学影响的臣民道德 ;17、18世纪的公民理论突破了古希腊罗马时期公民资格的狭隘性 ,公民的内涵大大拓展 ,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提出了与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的公民道德 ,但资产阶级公民道德理论也具有一定的虚伪性。     

公民社会道德建设之探讨

我国正步入公民社会.公共生活伦理应当成为我国当前社会道德建设的重心.公民自治既是公民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道德的重要特征.因此公民社会里公共领域的道德建设也应从公民道德自治这一实际情况出发.公民社会的另一个特征是公民自愿组织的出现与存在.这些组织具有特定的伦理功能.这些功能表明这些组织既是公民道德实现自治的平台,也是我国公共生活领域公民伦理建设的主要途径.     

理解公民道德——“公民”与“道德”的对话

作为公民伦理规范的公民道德,依据公民行为的范围和性质以及来自于生活领域的分域看待,即公民道德本身的不同侧重,可以区分为"公民的道德"与"(公民)公共道德"的双重意蕴。而公共领域因其所具有的公共性、自由开放性、交往实践性和商谈伦理性等精神特质,不但成为公民公共道德的真实存在之域,更与公共道德的价值期许之间有着融洽的契合与互动。而由公民道德的形上关照到形下践行,同样需要我们在对话的场域中给出理性而合理的看待,即公民道德的践行和提升,需要制度与法律的支持和保障,需要来自公民道德教育的长期努力,需要公民在文化传统体认基础之上的道德自觉。     

The "Natural" and the "Formal"

The paper presents an argument against a metaphysical conception of logic according to which logic spells out a specific kind of mathematical structure that is somehow inherently related to our factual reasoning. In contrast, it is argued that it is always an empirical question as to whether a given mathematical structure really does captures a principle of reasoning. (More generally, it is argued that it is not meaningful to replac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a thing by an investigation of its a priori analyzable structure without paying due attention to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it really is the structure of the thing in question.) It is proposed to elucidate the situation by distinguishing two essentially different realms with which our reason must deal: the realm of the natural, constituted by the things of our empirical world, and the realm of the formal, constituted by the structures that we use as prisms to view, to make sense of, and to reconstruct the world. It is suggested that this vantage point may throw light on many foundational problems of logic.     

从“行政主导”到“有限政府”——中国政府改革的方向与路径

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表明,"有限政府"作为"宪政"的核心概念,是善治良政的重要条件和原则。然而,行政主导下的全能政治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政府政治的主要特点。本文在梳理"有限政府"理论的基础上,简要分析了中国宪政发展的历程,总结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成就,指出了目前距离宪政目标的差距,从"有限政府"与"有效政府"的关系出发,论证了"有限政府"作为中国政府改革目标的合理性,并从限制政府自由裁量权、确立针对政府政治的有效监督、建立公共财政制度三个方面,说明了这一改革的基本路径。     

方术迷信的"灵验"揭秘

方术作为中华神秘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种既不同于宗教又与宗教有联系的企图借助于“鬼神”等神秘力量来消灾免祸、延年益寿、添财加福的可操作性的东西,如八卦术、算命术、风水术、占梦术、测字术、巫术等。 方术尽管是唯心的不可相信的东西,在历代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攻击和批判,然而为何屡不绝迹,有时甚至风靡一时、影响很大,即使在今天仍然有其市场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一些人认为方术“灵验”。 方术“灵验”的原因是什么?到底是哪些因素     

道家、道教与道学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向称儒、释、道三家(或称三教).自汉魏以来,史家多以"道家"一名混称老、庄之道家与张陵之道教.而"道学"一名既可指称"黄老之学",又为"宋明理学"之代名词.近世以来,学术界引入西学的概念,严格区分"哲学"(Philosophy)的道家与宗教(Reli-gion)的道教.而另外又有以"道学"之名涵盖"道家之学"者.而自19世纪以来,西方汉学界又以英文之Taoism或法文之taoisme统称中国的"道家"与"道教".于是,"道家"、"道教"与"道学"名称的内涵界定与使用范围遂成为学术界多年以来致力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拟从宗教文化与历史学的角度,通过考察道家思想衍变发展的五个历史阶段,即先秦老子之学与庄子之学,秦汉黄老之学,魏晋玄学,隋唐道教重玄学与宋元道教内丹心性学,来探索"道家"、"道教"与"道学"的内在联系与区别.笔者主张,"道家"一词可作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狭义的"道家"概念,就是确指自先秦老、庄之学,秦汉黄老之学至魏晋玄学的道家学术流派;另一种是广义的"道家"概念,就是既包括原来先秦自魏晋的"道家"学术流派,也包括东汉以后创立的中国本土宗教"道教".这样,既对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哲学的"道家"与宗教的"道教"作出了明确的区分,更为重要的是表明了我们尊重自身文化传统的学术立场.至于"道学"的名称,笔者认为无论从历史的层面还是现实的层面都易于与原有的文化现象"理学"发生混淆,为学术长远计虑,使用似宜慎之.     

处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争论框架之中的"合理性"和"多种合理性"

价值判断的对象并不仅仅包括各种行为方式,[1]也包括各种语词。“合理性的”这个术语是这样一个语词:具有了合理性的就是善的。在刚刚过去的几十年间,作为对所谓的“西方的合理性”的某种反动,人们之所以开始谈论“多种合理性”———这是一种特别被后现代主义者提出的主张,很可能原因就在于此。在这里,我并不打算详细论述导致这样一种主张出现的各种历史发展。我只想使自己限于———在与这次学术讨论的主题有关的各种概念所具有的学术框架之内———详细考察这些概念:这种框架就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争论。作为与“古代”、“传统”、“…     

“外部的思想”与“横向的逻辑”

形而上学是一种以“再现”方式不断重复的同一性活动,它把瞬间的判断加以凝固,做出“必然性”的结论,并同时排斥精神的其他可能性。“外部的思想”是对形而上学精神传统的暴力,它认为“再现”最终会导致一种陌生事物之间关系的差异活动,这种关系遵循一种“横向的逻辑”。“横向的逻辑”放弃关于事物“起源”的假设,也就是不假定时间与空间中的“某一点”和“其他点”比照具有特权地位。事物不是按照某个中心点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而是无数个彼此毫无关系“点”的陌生合作关系促成的,而这样的合作关系具有任意性。在“横向的逻辑”中,用很多“出发点”或者“精神的拐点”代替独一无二的“起源”。     

中文语境下的“心理”和“心理学”

“心”或“心理”等词语在汉语中有相当长的历史,对这些词语的理解反映了中国人关于“心理”的认识。中文的“心”往往不是指一种身体器官而是指人的思想、意念、情感、性情等,故“心理学”这三个汉字有极大的包容性。任何学科都摆脱不了社会文化的作用,中国心理学亦曾受到意识形态、科学主义和大众常识等方面的影响。近年中国学者对心理学自身的问题进行了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对“心理”和“心理学”的理解或许有助于心理学的整合,并与其他国家的心理学一道发展出真正的人类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