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宗“宿沙氏”考

宿沙氏煮海为盐，是我国海盐业的发明者，同时也是我国海洋开发的鼻祖。从文献记载、民间传说以及盐业考古资料看，寿光滨海一带应是宿沙氏煮海为盐的地方，莱州湾滨海地区应是中国海盐生产的主要发源地。因宿沙氏对古代海盐业的。开创性贡献而被后人尊崇为“盐宗”，受到盐业人的普遍敬奉，成为中国古代盐业的精神领袖。     

逢国考

古代逢族为豢龙族的一支,源出传说的祝融部,因与姜姓族群通婚而为姜姓。夏代后期,其族居于今豫东鲁西,商汤灭夏后归服于商,被封于齐地,取代斟氏为诸侯,国名齐。其都邑初在今邹平境内,后迁于青州附近,商晚期为斟氏后裔所逼,再迁于今高青境内。商末助商王朝平定东夷反叛,周初复支持商王室嫡裔武庚起兵反周,与薄姑氏同为周人所灭,其国族亦被迁徙于今济阳境内,成为周王朝新封姜齐政权的附庸。     

淄潍河流域商周文化东渐历史背景之考古学观察

商周文化东渐是山东地区商周考古的一个重要课题,淄潍河流域则是山东地区商周考古的一个关键性区域,随着考古资料的日益丰富,从考古学角度探讨淄潍河流域商周文化东渐及其历史背景已成为可能。     

孔子“欲居九夷”探析

孔子叹道不行 ,欲乘桴出海 ,到君子居之的九夷去推行其道。这是历史铁案。但“九夷”是泛指“东夷”———原以山东地区为发源地和大本营的原始土著 ,后来繁衍迁徙 ,分布遍及中国整个东部沿海远及海外朝鲜、日本诸岛 ,且支系繁多 ,具体去处 ,孔子没有言明。孔子之时 ,山东及中国东部沿海已无独立完整的东夷国家可寻 ,倒是被称为东夷国家的箕氏朝鲜尚盛 ,仁义教化 ,有君子之风。箕氏朝鲜始祖箕子与孔子先祖微子同出殷朝王族 ,被孔子称为殷之“三仁”者。虑及地理、交通、族缘关系 ,孔子欲居之九夷 ,实暗指箕氏朝鲜。     

从大保氏的建立探析西周早期采邑封授

召公奭是周初辅弼文、武、成、康的四朝重臣,早在文王世就已受采于关中,畿内召氏亦代为王官,世享禄邑。除此大宗外,召公亦因军功被成王赐地于东土,山东梁山曾集中出土一批大保诸器并非偶然。由梁山诸器及近见大保都鼎、者儿戈等器可知,召公奭受赐之榆土,地望或位于鲁西一带,日后应为伯宪所承袭,以召公职官大保为氏,构成召氏本家之外胙土命氏的另一重要支系。此分支当建立于康王世,可视为周初东征的产物。从受封时代、封邑来历和地望考量,大保氏并非畿内召氏的另一别名,其封邑虽设置在畿外,但从其职责和作为来看,身份性质或仍属中央王官。大保氏在畿外的受封,可以为镇抚东土局势,融聚当地族群贡献力量,似也体现采邑屏藩周室的作用。     

南岳衡山是中华香祖文化发源地——香祖师炎帝神农氏与南岳衡山的历史文化渊源解读

全文首先略述炎帝神农氏与香的起源,进一步肯定肖磊博士的"中华传统香文化祖师——神农"的观点;其次重点论述炎帝神农氏在南岳衡山的活动,并且在当地流传了大量关于炎帝神农氏的传说和遗迹,其历史贡献很大。千百年来,建造了无数祠庙,终年祭祀,香火不绝;再次梳理南岳进香朝圣习俗;最后2016年农历八月笔者问卷调查。凡此种种说明"南岳进香"是远古人们祭祀中华始祖炎帝神农氏的活化石,表明香祖师文脉在民间社会的延续及发展。南岳衡山是香祖师炎帝神农氏为民造福的圣地,是中华香祖文化的发源地。     

从《氏敬观音传》看越南佛教文化的特点

佛教传入越南以后慢慢被涵化、本土化。越南佛教具有其独特的特点,表现在很多方面。观音信仰也不例外,因为本土化,越南已经创造了一个纯越南的观音:氏敬观音。该名字的来源是一部民间作品——《氏敬观音传》。分析此观音形象可以看出越南佛教的民间化与母性化的交织以及以儒佛关系为代表的宗教关系特点。     

对王国维“《管子轻重》诸篇为汉文景间所作”的一点质疑

针对王国维“《管子轻重》诸篇为汉文景间所作”论断,本文从时段称呼和玉产地两个角度提出质疑:“禺氏”之称应是汉以前的事,汉及以后才为“月氏”所代替；山西平鲁、陕西府谷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之间的区域,即“禺氏”曾居留过地方,历史上和今天均有玉出产,因此,以玉产地作为推断《管子轻重》篇的年代并不可靠.     

自由意志是道德责任的必要条件吗?——对一个否定论证的考察

通过被称为法氏例子的思想实验,法兰克福否定了自由意志是道德责任的必要条件,这意味着决定论与道德责任相容.法兰克福的论证对不相容论者造成了巨大的挑战.魏德克以及其他一些不相容论者发展出一种主要的反驳策略,但未能切中肯綮.本文区分了本体论上的可取舍的可能性与经验上的可取舍的可能性.法氏例子实际上只涉及经验上的可取舍的可能性,而自由意志陈述的却是本体论上的可取舍的可能性.由于没有做出这样的区分,法兰克福在概念层次间做了不恰当的跨越,将由法氏例子得出的结论看作是对本体论层次上的可取舍的可能性原则的否定.因此法兰克福并未能通过法氏例子否定自由意志是道德责任的必要条件,法氏例子也不能表明决定论与道德责任相容.     

明清山东淄川高氏文化家族钩沉

明清时期的淄川高氏乃鲁中名门望族。诗书传家,人才辈出,功绩卓著,尤其是在明万历至清康熙的100年间,科甲相继,群英鹊起,声势显赫。代表人物有高举、高誉、高玮、高珩、高玶、高琭、高之騊、高之騱等,皆方正仁义、博学善文;高氏与附近的新城王氏、窎桥王氏、淄川张氏等望族及乡宦多有联姻,与文化名士王士禛、冯溥、孙廷铨、赵执信、蒲松龄、唐梦赉、张笃庆等交谊笃厚。淄川高氏还是有名的文学世家,高玮、高珩、高之騊、高之騱等皆善诗,享誉一时。     

说“瓯”

先秦秦汉＂瓯＂之载记,实际反映出瓯人族群发展、分布所具有的多样性和分散性特征。商周时期,越共同体之部族、方国已经成为商周政权较为松散的朝贡体系的一环。其方位在今浙南、闽北在内的东南临海区域,古为＂越＂之族系,百越之一。从目前的考古发掘看,瓯越文化遗址群在浙南之温州、台州地区分布较为集中,并且至迟在商周时期,浙南的温州、台州等地已经出现了毋庸置疑的文明社会形态的因子。     

“商周文明学术研讨会”综述

经过多方筹备,北京师范大学“商周文明研究中心”日前获得学校批准,正式成立。与此相配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于2010年5月15日至16日举办了“商周文明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与中国香港、澳门、台湾以及大陆的60余位专家齐聚北京师范大学,参与了此次盛会。     

“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与商周祭祀观念——从凤雏庙祭甲骨谈起

"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可谓凤雏庙祭甲骨属性问题中的一个研究瓶颈。国家构成的多血缘性及统治方式,促使商王朝建立了以王祖先为首、包括其他部族祖先在内的国家神系统,以增强族群认同,维系统治。但商王祖先地位优越,具有国家神的特征,可以超越族群接受其他部族祭祀。殷墟卜辞与传世文献一致表明,商族存在跨血缘祭祀。文武时代周族祭礼与商族近似,而与成王周公制礼作乐之后的情况有较大不同。当时商周二族恐怕皆不使用"姓"这一血缘标识符号,祭祀中族类观念似未被突出强调。"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之祭祀原则在商周之际也许尚未形成,极有可能与成王、周公"命祀"有关,与宗法分封、赐姓命氏等对血缘的强调相一致。在有关凤雏庙祭甲骨族属来源的讨论中,"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不应成为预设前提。     

商周农具问题浅识

商周是我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但铜农具还不多见。石、蚌、骨农具,尤其是蚌制农具(镰)和铜、木农具一起组成了商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农具体系,保障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商代虽使用铜农具,但铜农具数量还十分有限,还不足以引起生产力的重大变化,商周青铜农具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制造技术方面,特别是带銎农具的铸造,为后世金属工具的发展开拓了新的方向。而大量青铜手工工具的使用为加工得力的木质农具提供了便利,这也是青铜时代给农业生产带来的便利。     

浅谈《世说新语》清谈品藻之廖——以河东裴氏人物为例

《世说新语》是一部志人小说,广泛记录了魏晋间名士的逸闻轶事,为我们研究魏晋清谈及人物品藻提供了很多材料。魏晋时期,河东装氏是与琅蚜王氏齐名的世家大族,时人以“八裴方八王”。从《世谢新语》中对裴氏人物的记录,我们能够看出魏晋清谈品藻之风的盛行。     

近人商周继承制度研究之检讨

近人商周继承制度研究之检讨杨朝明在宗法礼制中，继承制度乃是最为关键的问题。近些年，商周时期继承制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然而其中一些精当的研究成果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今日言宗法礼制者仍在因袭旧说，而且在相关问题上言人人殊、异说纷呈仍不是偶然现象...     

腺苷与阿尔采默氏型老年痴呆症──一种可能的分子机制的新思路

本文通过研究阿尔采默氏型老年痴呆症（ＳＤＡＴ）的病理变化,认为ＳＤＡＴ可能是中枢神经系统多种递质联合受损性疾病,但是应用递质替代疗法,却往往不能收到满意的效果,提示可能存在更深层次的分子机理．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腺苷作为一种神经调质对各类递质有着广泛的调制作用,因此认为,中枢神经系统内腺苷的随龄变化很可能是ＳＤＡＴ产生的另一个分子机制,为研究ＳＤＡＴ治疗对策提供一个新思路．     

扩展三段论的可化归性与广义量词的语义性质之间的关系

基于Barwise、Cooper、Keenan、Peters、Westerstahl和vanEijck等人的研究成果,作者提出并证明了若干事实和推论。这些事实和推论表明：（1）不同三段论之间的可化归性本质上反映了广义量词的单调性、对称性等语义性质之间的可转换性,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四个亚氏量词的语义性质之间的转换关系来验证亚氏三段论的可化归性;（2）利用广义量词的语义性质可以验证扩展三段论的不同推理模式之间的可化归关系。由于广义量词在自然语言中普遍存在,因此,本文的研究对广义量词理论的发展和自然语言的信息处理都具有积极意义。     

秦汉以降的宗教气氛

本文从“祭祀的频繁程度”、“坛庙的豪华状况”、“神灵数目和祭品的数量”、“祭祀的费用”等方面把秦汉以后中国古代的宗教气氛和商周以前作了对比,认为我们过去过高地估计了商周时代的宗教气氛,误判了秦汉以后社会生活中的宗教成份,以致得出中国古代是“无宗教国”的结论。     

商周青铜器装饰的时代精神

商周时期是我国青铜器艺术高度发达的时期,在中国文化史上以"青铜时代"而著称.商周青铜器神秘的装饰纹样,庄重的整体感,这些艺术特征与其作为礼器、神器(通神工具)的整个使命是分不开的.它们被规定了时代特有的政治教化、宗教感化的基本功能结构和形式特征,是这个特殊时代的特有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