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比较研究

相承先秦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以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儒学之第三期发展或曰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家传统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陷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零落困境之后兴起的,如何既保守儒家传统而又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就成为儒学之现代复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所周知,儒家传统素重道德理性或曰德性精神,而现代社会则以理智理性的发达为其基本特征。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就进而落实为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对此,现代新儒家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第二代新儒家的重牟宗主将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纲领概括为“内圣开出新外王”,堪称是代表了现代新儒家的基本共识。这里所谓“内圣”就是儒家所素重的心性之学,而“外王”则是指以民主和科学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由于儒家传统的心性之学鲜明地保持了德性优位性,而民主与科学则均是现代理性主义生活实体的产物,显然,“内圣开出新外王”实际上所论的正是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     

现代新儒学基本理论的自我消解

现代新儒家的基本理论主张可概括为 :儒学主流说、儒家道统说、新内圣外王之道、良知自我坎陷说、儒学复兴论。现代新儒学第三代重要代表人物已经偏离或放弃了这些基本的理论和主张 ,走上了文化多元化之路。这无疑意味着现代新儒学基本理论的自我消解。现在 ,这股文化思潮的高峰已经过去 ,已经成为历史。     

从宋明新儒学到现代新儒学

作者从中国文化哲学、传统学、新人学而进入和合学的探讨,认为和合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首要价值,是超越宋明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尝试。作者指出,宋明新儒学的缺陷是把此在所以然与彼在所以然混淆起来。现代新儒学接着宋明新儒学讲,而有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之分。现代新儒学的基本内涵是;以民族生存的关切情怀,以融摄西方文化之新,而归宗为儒学的精神价值,并以重建儒家形上学为理论核心,以重立儒家理想价值为职志,以开出现代新“外王” 为标的,体现出对于文化危机的反思,意义世界的追求,终极关怀的寻觅。但在当前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都有成为旧学的趋势。     

傅伟勋堪当现代新儒家论

傅伟勋一直被看作现代新儒家之外的儒家批评者,文章则从三个方面证明他完全有资格归入现代新儒家阵营。首先论证他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使命感的学者,在中国现代三大主流思潮(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中,他必然要选择文化保守主义,从而走向现代新儒家。其次就他的四个学术思想倾向来论述他只能归属现代新儒家。最后论述他具有第三代新儒家共通的思想特征,即:①推崇儒学,但不将儒学价值绝对化;②虽不认同马克思主义,却能客观地评价马克思主义;③坚持多元价值观,虽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但从不拒斥西方文化,虽强调儒家精神的现代意义,但决不轻率断言认同儒学乃人类未来文化发展的惟一方向。     

评现代新儒家的“中体西用”论

评现代新儒家的“中体西用”论李翔海在中国哲学的现代重建中，现代新儒家采取的“中体西用”的思想纲领，典型地代表了现代新儒家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品格。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一评析。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文化危机是双重的。一方面，作为社会之主导思想的儒家文化已经僵滞、萎缩，内在的文化生命力呈严重衰竭之势。另一方面，在发展出了以自由、民主、科学为代表的价值系统之后，西方文化已经具备了现代文化的形态。而随着以坚船利炮为依凭的西学东渐，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文化传统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进一步加速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没落…     

“五四”时期的东方文化思潮与现代新儒家

“五四”时期的东方文化思潮是现代新儒家学派的思想酝酿与定位阶段。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励作为“五四”东方文化思潮的主将,同时也是为现代新儒家思想定位的先驱。东方文化思潮出于对中国近代所走过的西化道路模式的痛切反省,主张中国道路特殊论,并主张以传统儒学为根本,在学术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实现中西文化会通,以达致传统文化开新的目的。东方文化思潮的这一文化思想和学术方向为现代新儒家所延承和发展。在今天看来,尽管他们的努力在许多方面都具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但由于他们在根本上固执于传统儒学的立场,因而未能构成中国现代文化运动的主流,也无法真正实现传统开新的目的。     

现代新儒学研究的里程碑──方克立著《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述评

从8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大陆学界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现代新儒学研究,这一研究的规模之大,成果之丰,影响之巨,参与学者之多,在海内外的新儒学研究史上,都是罕见的。方克立先生作为这一研究的倡导者和主要组织者,主编了《现代新儒家学案｝）、《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等三十多种、逾千万字的论著,使现代新儒学在中国大陆变成“显学”,并在港台和海外产生了重大反响,可谓大陆新儒学研究首屈一指的代表者。而《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一书,作为方先生十年精心致思的结晶,不仅是他的一家之言,而且以浓缩…     

儒家文化对中日现代化的作用之比较

一自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的文化讨论经历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 80年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占有主导地位 ,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但到了 90年代却逐渐形成了一个复兴儒学的运动 ,出现了所谓新儒学。新儒家出于民族主义感情和对现代社会弊病的认识 ,提出中国应该从儒学中寻找现代化道路的基点 ,即从儒家文化中创造性地转化出现代化来 ,并且在儒学中找到医治现代弊病的万能良药来。新儒家高喊儒学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就是现代化 ,企图用儒学化现代。新儒家的理论基础是文化决定论 ,其理论的实践依据就是日本的…     

当代新儒家的本体论与现代化

当代新儒家的本体论与现代化施忠连当代新儒家的本体论除冯友兰哲学以外,都继承了陆王心学的传统,把人的本心,即仁心作为世界的本体,只不过不同的哲学家论证的方法不同。以本心为宇宙本体,对于现代新儒家来说具有多方面的理论意义。第一,据此为现代社会、现代文明确立了最高价值观念。第二,仁心为现代人的人生确立了最高目标,使人生变得美好,富有意义。第三,以仁心为本体,说明人们应反求诸己,发扬它作主宰的精神。第四,心本体是创造精神的不竭源泉。第五,肯定儒家思想的永恒价值和普遍意义。现代新儒学的目标是让新儒学成为现代人精神发展的总指导,成为现代文化的思想基础,从而能够支配现代化过程。然而实际上,现代新儒学对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的影响微乎其微。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现代新儒学受其本体论所局限。现代新儒学过分倚仗他们的本体论,因此他们重视抽象的、思辨的形而上学理论,轻视具体的实际问题,这是由于他们受传统儒学以本统末思想方式的影响,认为现代社会所有理论的和实际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确立本体。现代新儒学过分倚重形而上学,根源于其本体论学说中的一个致命伤,即将实在与主体混为一谈,也就是把心本体与宇宙实在相混同,从而完全否定了世界的客观实在性。这     

评现代新儒家的文化价值观

现代新儒学文化理论的核心,是它的文化价值观,即关于文化的组成及其价值结构的见解。这种见解,反映了现代新儒家的文化理想,体现了他们在文化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规定了他们文化哲学的理论框架。现代新儒家对于中西文化的评价和他们在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上的根本方针,都可以从其文化价值观中找到根据。一、文化价值的集中体现：精神文化现代新儒家一般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面。他们承认这三个层面对于人类生活各有其意义。例如钱穆在其《文化学大义》中就提出,文化包括“三个阶层”。第一个阶层“是属于物质经…     

儒家传统教育理念的现代合理性及其限度

本文在文化叙述的基础上,以传统的意义阐释方式和跨文化比较的视角,概要地追溯了以孔子原创模式为核心的中国儒家教育文化传统,在中西比照、古今出入的多向透视间,梳理儒家教育文化的基本理念,解析其现代意义。文章认为,以德主教、智德合一是自孔子以降两千年儒家教育理念系统的核心结构。这种教化传统不仅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主要特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之“实用理性”的典范表达,而且也是人类古代文明构成中一个为多种文化传统所共享的教化方式。在现代社会情势下,理解儒家教育理念的全部关键,在于解读作为其核心的智德理念结构,从中读解出其“智”、“德”内涵的历史意味和现代价值以及其与西方相应观念的内涵和潜力之差异。于此,儒家传统教育理念不仅可以获得较充分的理解,而且有可能成为现代文化和教育的有益资源。     

论后牟宗三时代新儒学的发展走势

牟宗三之后,当代新儒学初步表现出了多元开展的理论特色。在继续沿着前辈新儒家的基本精神方向对儒学学理系统作进一步阐释的同时,主要表现出了三方面的发展走势：一是继续倡导开展儒学与人类诸文化系统间的对话,代表了在当代人类文化的多元开展中将儒学的智慧精神进一步融入世界文化的发展走势;二是提出了“中学为用”的观念,表明后牟宗三时代新儒学的理论兴奋点已开始向儒家学理在现实层面的推扩转移;三是提出了“后新儒学”的概念,表现出了在对新儒学予以内在批判的基础上力图有所开新的理论意向。上述发展走势表明,面向21世纪,儒学将继续走向世界;如何面对后现代主义的问题,已成为当代新儒家关注的重心问题之一;以心性之学为主体的现代新儒学将面临可能的转向。     

填补空白 新见迭出——读陈代湘《现代新儒学与朱子学》

朱子学和现代新儒学是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的两个热点。在现代新儒家中,“新程朱”派的理论来源与朱子的关系自不待言;即使是“新陆王”派,也因朱子“注遍群经,讲遍各家”,从而“不能不以之为中心(焦点)”。以往学术界在朱子学和现代新儒学两方面的研究上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国内外尚未有全面研究现代新儒学与朱子学关系的专著,2 0 0 3年1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代湘博士的新著《现代新儒学与朱子学》,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现代新儒家既是朱子学的研究者,又是朱子学的传承和改造者。他们对朱子学所涉及的…     

冯友兰“新理学”研究述评

近几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冯友兰“新理学”的研究,逐渐重视,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这是学术繁荣的一个标志。现就冯友兰是否属于现代新儒家、“新理学”的理论渊源及对“新理学”的总体评价等三个问题作一述评,以供进一步研究时参考。 1 所谓现代新儒家,虽然国内外论者对此界说不一,但比较一致的认识是:现代新儒家是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学(特别是儒家心性之学)为主要特征,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为本位,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思潮。那么,以“新理学”为哲学体系的冯友兰是否属于现代新儒家呢?对此,论者们有不同的意见。     

梁漱溟生命化儒学的历史内涵与现代意义

在本世纪初中西方思想文化激烈碰撞之际,梁漱溟为复兴儒学,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引入儒学,使儒学获得了新生命。他从儒家思想中发掘出不为特定时期和社会形态限定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东西,这构成了20世纪新人本主义的初始环节。梁漱溟深刻认识到了西方社会的弊病和极端唯科学主义的危机,试图以人文关切扫除理智的冷酷,让伦理情谊温暖人心。同时重建儒家道德主义传统,给现代化事业筑立一个精神根基,为人们找回安身立命之所,以回应西化派的挑战。     

“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如何可能?——杜维明的儒学发展观浅论

杜维明是公认的现代新儒家的第三代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多年来一直以发掘儒家传统、实现儒学创新和当代发展为志业。他所提出的"儒学的第三期发展"论说,对探讨儒学在新的历史境遇下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实现与当代社会的互动发展具有启发意义。本文对"儒学的第三期发展"的缘起、主旨及其学术前景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前辈和同仁。     

试论儒学的创造性改造

中国儒学史发展到今天,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儒家的基本观念和思维方式一般不大触动,而只是因时代的变化对其做新的阐释,或者以认同儒学基本观念与思维方式为前提,走海外新儒学打通西方现代观念的道路。笔者认为,虽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延续需要用不断的新阐释使其既保持活力,又维系先秦儒学的中心化地位,但仅仅通过新阐释来延续儒家的基本观念及其思维方式,会     

乾坤大义的现代启示(上)──当代新儒家易学思想综论

引言：当代新儒家与《周易》追溯儒学“道统”,考辨文化源流,弘扬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沿承光大华夏文明之“慧命”,使之在现、当代急遽变动的现实社会中发扬足以启迪人心的道德智慧,乃至发挥理性实践上的积极作用──这是当代新儒家①孜孜以求之目标。在儒学受到前所未有的时代风浪冲击的本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熊十力、梁漱棋、冯友兰等,作为当代新儒家的“开山祖师”,挺身而出,自觉担待承接儒学“道统”之使命,卓然而立,开启学风,影啊、感召了同时代及相继起的一批学者;张君劢、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     

现代主体与儒学话语——兼与福柯话语理论对勘

当今建构中国哲学话语的一个重要根由是为了摆脱近百年来西方话语对于中国哲学主体性的宰制,而福柯的“话语理论”就对话语宰制主体的问题做了理论上的揭示与批判。不过,与福柯批判现代性的后现代立场不同,中国学界大多基于中西对峙的民族立场而批判现代西方话语的西方性,这也成为近现代儒学话语建构的底色。然而,包括儒学话语在内的任何主体话语都不具有自明性,而是有着前主体的共同本源,即前主体性言说,其本源地生发着主体话语的实质内容,同时也引导着主体话语的时代更迭。因此不论中西,都需要以当下的现代性生活本身为共同渊源,建构与之相宜的主体话语。据此而言,传统儒学话语并不是落后于西方,而是落后于时代,故当今建构儒学话语的根本在于实现传统儒学的现代转化,即以儒家的思维方式言说现代主体价值。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在顺应时代的积极意义上持守儒学话语的独特性,才能在发展现代主体价值的普遍意义上有效地批判现代西方话语。     

现代新儒家对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传承与创新

构建中国哲学的现代话语体系是现代中国哲学发展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哲学应对自近代以来的哲学失语症的必然要求。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和国内激烈的反传统风潮,现代新儒家产生了为中国哲学争夺话语权的强烈自觉,他们通过向西方世界发表集体《宣言》、以英文著述等形式向西方世界传递中国声音。现代新儒家在中西会通中提炼和创新了一系列标识性概念,打造了两层存有论、道德自我、内在超越、内圣开新外王、儒学三期等一系列新概念和新表述,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现代新儒家积极借鉴西方话语激活传统哲学话语,以反向格义的方式推进了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其得失为当前中国哲学话语创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