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泰州王门学派诗人吴嘉纪及其诗作

论泰州王门学派诗人吴嘉纪及其诗作张克伟明代儒学学派纷繁，若以王门学派派别分野而言，清儒黄宗羲以地域区分为七派，即“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北方王门”、“粤闽王门”及“泰州玉门”。吴嘉纪的祖父吴凤仪，早岁师事泰州王门学派...     

朱子学、四书学与诠释学——香港中文大学"朱子与四书"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于2006年5月16~18日召开了“注释、诠释与建构———朱子与四书”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由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合办,台湾大学东亚经典研究计划协办。来自两岸三地、北美和新加坡的4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集中讨论了有关四书集注的诠释学问题,学者们在朱子学、四书学和诠释学方面各有侧重,折射出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些现状和趋势。一、“四书学”兴起的可能经典诠释和哲学体系建构是朱熹学术思想的两翼,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本是属于不同时代,各自独立的思想著作,朱熹如何把它们视…     

言·意·理——朱熹的《四书》诠释方法:语言——文献

《四书》是先秦的历史文本 ,理学是两宋的时代思潮 ,它们之间存在着历史时代的差异。朱熹将《四书》诠释过程规定为 :先达之言→圣人之意→天地之理 ,就是希望通过“语言———文献”的诠释方法 ,来解决《四书》诠释中历史性与时代性的差别问题。朱熹的《四书》学诠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不仅是由于他的理学适应了两宋以后思想文化变革发展的时代性需要 ,同时也因为他的《四书》学重新发现了那已经失传的儒学学统。     

读袁宏道诗文集随笔

袁宏道,他更为人所熟悉的名字是袁中郎,一直是有争议的作家。他生于明朝隆庆二年(1568),卒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只活了四十三岁,留下了一部诗文集,身后毁誉不一。明朝公安派和竟陵派的追随者,以及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像李贽、汤显祖等人, 是极为推重他的。但是到清朝,就不大受重视了。     

从洛学到闽学——以“南剑三先生”与朱熹为考察对象

二程洛学经“南剑三先生”的续传和阐发，形成了早期福建理学，为朱熹的闽学建立提供了思想资源。在洛学闽化中，朱熹与“南剑三先生”开展学术创造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是发展了周敦颐“太极”和二程“理”本论思想，二是丰富了程颐提出的“理一分殊”说，三是发展了二程“格物致知”思想，四是丰富了“默坐澄心”的修养论。此外，“南剑三先生”重视“四书”,诠释“四书”,为朱熹注释“四书”提供了理论思想依据。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完成，标志着闽学的建立，标志着儒学从注重《五经》到注重《四书》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杨时、罗从彦和李侗为此作出了极大的理论贡献。     

论蔡清的四书学诠释

蔡清是明代理学四书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四书蒙引》对朱子的《四书集注》多有补充和阐发,以弥补《四书大全》作为明朝官学课本的不足。他在四书学诠释方面既注重训诂,也辨析义理,并且精细笃实,不仅继承了宋以来理学四书学的研究成果,而且还以"从道不从贤"的治学态度将其进一步向前推进,对后来理学四书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紫柏真可对儒学义理的佛教化诠释

紫柏真可法师对《四书》“中”“诚”“求放心”等思想精神,朱熹“心统性情”说均进行佛教化诠释,以儒家理念充实、丰富佛教义学;同时,真可站在佛教立场上,对孟子“性善论”、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等儒学思想进行批判性诠释,以佛教义理统摄儒家理念,突显佛教义学的内涵及意义。分析真可著述中对儒家义理的诠释与论析,既可从一个侧面揭示真可佛学的理念和精神,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明末佛教普遍以儒学经典诠释佛典、佛理的趋向,突显明末儒佛的交融关系。     

“《四书》之宗祖，往往出于《书》”——以陈栎为中心管窥元儒的《四书》《六经》观

随着《四书》在儒家经典谱系中主导地位的确立,元代儒学面临着如何摆正《四书》与《六经》两套经典系统关系的新问题。陈栎通过寻找《尚书》与《四书》文本间的关联,挖掘两者在性、理、敬、知、行等核心范畴上的相通性,提出“《四书》之宗祖,往往出于《书》”说,主张“看《四书》,穷一经”的《四书》与《六经》并重观,强调《尚书》作为《四书》之源的统摄意义。对此,王祎以“同一理也”沟通《四书》与《六经》,史伯璿则提出针对性的“《四书》为《六经》本原”,两者与陈栎之说共同体现了元儒安顿《四书》《六经》新旧两套经典系统的努力,显示了这一新课题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罗洪先的儒学思想及其生命精神

罗洪先是江右王门中的重要一员.洪先(1504～1564年),字达夫,号念庵,江西吉水人.他尝自称与聂豹(双江)"如一手足"(<念庵集>卷十七,<祭双江公归窆文>),并表示自己与双江的思想"不谋而诺"(同上,<祭聂双江公入殓文>),故而后人将罗、聂二氏相提并论,以为同属于王门"归寂派".     

王廷相道寓于“六经”的思想

王廷相提出道寓于“六经”的思想,以“六经”为载道之文,强调求道于“六经”,而不讲“四书”;并尊孔非孟,批评宋儒之学。以维护孔子及“六经”的权威来降低孟子、朱熹及“四书”的权威和重要性,修正朱学的流弊,这在经学史和理学史上均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王延相经学与理学思想的独特性。     

Book Reviews

Books reviewed: James Burtness, Consequences: Morality, Ethics, and the Future Heup Young Kim, Wang Yang–Ming and Karl Barth: A Confucian–Christian Dialogue     

中晚明阳明学的格物之辩

对《大学》中“格物”观念的不同理解与诠释,可以反映朱子学与阳明学这理学传统两大典范的基本差异。但中晚明阳明学“格物”观念的发展却呈现出较为复杂的面貌。由中晚明不同阳明学者的格物之辩可见,中晚明阳明学的“格物”观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种以聂双江、王宗沐、王艮以及刘蕺山等人为代表,将“格物”完全收缩到自我意识的领域,不免取消了“格物”这一经典用语本身所具有的面对客观事物的致思方向。另一种以王龙溪、周海门、欧阳南野、王塘南等人为代表,通过将“物”理解为意向性中的对象或者作为各种实际生活行为的“事”,使“格物”工夫不再是一种单纯自我意识的孤立活动,而是展开于自我与外界事物的关系结构与互动过程。在后者看来,如果说朱子学的“格物”“忘内求外”而不免“逐物”的话,前者则又“务内遗外”而不免“绝物”。作为一种既不“逐物”又不“绝物”的“合内外”工夫,后者其实是阳明晚年成熟“格物”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反映了阳明学在与朱子学互动过程中由反对到吸收的动向。并且,这一动向在中晚明一些朱子学者的“格物”观处也有鲜明的体现。     

理想与癫狂——王莽改制的思想史意义与政治史意义

王莽改制作为儒家理想主义运动的产物,其历史意义是双重的。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改制事件彰显了儒家政治思想中的癫狂性格;从政治史的角度看,事件向人们提供了观察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之本性的契机。     

论两汉章句之学的谶纬化

由于两汉的章句之学与今文经学的关系甚为密切,而谶纬又主要是今文经学神秘化、庸俗化和政治化的产物,这决定了谶纬说不可避免地会对章句之学产生影响。这个结论,能从两汉章句从膨胀化到减省化的发展轨迹中获得证明——王莽时代“减省章句”的过程,实际上是以谶纬说来改造章句的过程;光武帝时代对章句的重新减省,也是以谶纬为准绳的;至于东汉其他时期对章句的减省,同样不脱谶纬的影响。残存于今的《孝经章句》,则为章句之学的谶纬化提供了一个文本证据。     

论周敦颐《太极图说》的道家学脉关系——兼论濂溪的道家生活情趣

<正>一、前言周敦颐继承了隋唐五代以来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开阔学风。从他的人生历程来看,他既有儒家入仕传统的一面,也有由庄子所开启的文人传统的一面。①作为一位由士入仕的儒者,周敦颐支持范仲淹     

易学的经世面向——陈亮易学思想探析

南宋事功学派代表陈亮,面对国家民族的困境,以一种英雄式的生命形态解读和体悟《周易》。相对于同时期的思想家们,他将《周易》提升到高于四书、《春秋》等书的地位,进而秉承易学中利用厚生、开物成务而广业的经世面向,在其整体天下意识之下,开拓出一套不同于心性学派的高标实事实功的经世之学。这种学说以道器一体论为其哲学根基,以道义与功利的关系为其主要表现内容,是对易学经世面向的继承与发展。     

廖平对《春秋》经的认识

廖平对《春秋》经的认识,有前后两个阶段的变化。在廖平的经学史研究阶段,认为《春秋》是孔子所制作的“经”,包含了孔子的“素王制作”之义,即为后世的“一王之法”;在其经学理论的建构时期,《春秋》经被廖平作为其建构孔经“人学”的经典。事实上,《春秋经》廖平的孔经天人体系中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符号,且随着廖平经学理论的变化,被不断地赋予不同的功能。     

浅论伊儒会通——以王岱舆、刘智为观察点

从明末至清末,中国伊斯兰教界发起了一场以译撰为特点,以会通儒家与伊斯兰教为内容的自觉文化活动,期间涌现了许多思想家,而王岱舆、刘智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王岱舆首开了会通活动,而刘智则将会通活动推向了最高潮,他们的著作,无论在会通立场、会通方法、乃至理论体系构建方面,都进行了积极探索,为同时代乃至后代学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为伊斯兰教中国化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