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文人士大夫穿道服现象论析

道服,即道教服饰。隋唐时期,文人士大夫穿道服的现象零星出现,至五代而形成社会风气,北宋蔚为大观,形成了文人士大夫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穿道服的独特现象。文人主要在两种时空穿道服:一是在职官员非公务的私人生活中;一是贬官或无仕的在野文人日常生活中。他们所穿道服既来源于道士服饰中的"常服",又发生了变异。这一社会文化现象是道教世俗化对文人影响在服饰方面的重要表现,这一现象的背后有其深刻的文化意蕴:带有道教信仰意味;是闲适生活方式的象征;代表了一种与世俗礼仪相对的处世态度。     

论《周易》离卦的美学意蕴

<正>《周易》离卦的意思主要为附丽和光明,而且从卦形上看,离卦是对称的结构。离卦的内涵与这种形式特征和中国美学相关,有着丰富的美学意蕴。从附丽的角度看,离卦蕴含着柔顺、合宜的美学观念;从光明的角度看,离卦蕴含着人格美的思想;从卦形的角度看,离卦蕴含着并俪的思想。一、《离》卦释义离()为《周易》八卦之一。八卦是"圣人"观物取象而作,"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1],即会通宇宙神妙变化的性质,比拟万物的情态。因此"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2],"乾"、     

早期道教的日月崇拜与存思日月法

对太阳和月亮的崇拜,在世界各国的古代宗教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道教在原始的日月崇拜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日月之神的姓氏、服饰和威权职掌。在道教中,日为大明之神,称为日宫太丹炎光郁明太阳帝君,或称日宫太阳帝君孝道仙王,作男像,以金色太阳为饰;月为夜明之神,称为月宫黄华素耀元精圣后太阴元君,或称月宫太阴皇君孝道明王,作女像,以白色月光为饰。①道教又称,日中有五帝,月中有五帝夫人。《上清太上帝君九真中经》说:日中青帝讳圆常无,字照龙韬。日中赤帝讳丹灵峙,字绿红映。日中白帝讳浩郁将,字回金霞。日中黑帝讳澄增停,字玄录炎。日…     

道服“帔”考源

正历史上,道服"帔"作为一种特殊的服饰文化符号,不仅凝聚着道教自身信仰、思想和精神内涵,而且对整个中华服饰文化及历史亦具深刻影响。在道教中,"帔"是表征神仙飞天行云的功能性服饰符号。故道教对仙人所着之"帔"的描述,多赋予云、霞、光等物象,以表征其飞翔于天的美学意象——"衣以紫华之云帔,夕驾八景,朝登昆仑"~1,"衣以紫霞之云帔,     

范围天地,通乎昼夜——张载《正蒙》“一阴一阳”概念解析

"一阴一阳"概念在张载《正蒙》哲学体系中具有"三极大中之矩"的重要意义,不能简单用"所以然"的思维方式定义为形而上的道。在其哲学论述中,"一阴一阳"可以细分为"絪蕴"、"清浊"、"天地"和"日月"四个层级的形态,所强调的不仅仅是阴与阳两者彼此之间的对待、并立和转化关系,同时也包含着阴阳从隐微幽邃到显著宏大的整体脉络。因此"一阴一阳"的意蕴中含有通贯、周遍与价值建构三个层次的作用,是理解张载哲学中"神化"、"诚明"、"天德"和"天地之性"等重要概念的基础。张载对"一阴一阳"的创造性运用也为自然法则和德性伦理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种思考与实践的向度。     

宋元以来霞浦世俗化之摩尼教非“灵源教”说

世纪初在福建霞浦等地发现大批摩尼教科仪文献引发学界研究热潮,业内多称其为敦煌摩尼教之延伸。然文献内容驳杂,世俗化色彩较浓,故或以为其宗教属性尚难明。余以为不然,径将《摩尼光佛》等早期霞浦文书列为直承敦煌《下部赞》的"呼禄真典",余者多称"林瞪文典",乃瞪所传道化文书。无论早典近典,多以佛道之皮裹摩尼之灵。每彰"五佛崇拜",实非法师强拼多教,而本为摩尼教元典固有之意,在回鹘中流行较广。霞浦摩尼教崇拜耶稣等五佛或五教主,却不尊崇上帝或阿胡拉而只奉明尊,故知其断为摩尼;霞浦摩尼教的多元与世俗化乃顺承中华三教合流之大势,实非别立一宗。     

中国古典诗歌中“居”的美学意蕴

居住源自于个体的生存和安全需求,是生命活动的必须。在这之上,诗人以其诗意化的精神体验,自觉体合宇宙自然的生命节律,在与自然万物的情感交流中不断地实现自我,这是诗人的精神"栖居"方式。在自我实现的基础上,诗人不断建构着与自然融合为一的亲和关系。这种由内而外的生命活动正是我们提升"居"的美学意蕴的基点:在艺术和审美中感悟宇宙自然的无限宽广,体认我们与世界的和谐关系,进而反观自我,实现人"居"于大地之上的自由存在。中国古典诗歌对"居"的这一意蕴有着丰富而具体的体现,古代文人或隐于超然世外,或恋于田园牧歌,或耽于静谧空灵,或安于乡野自适,不断构建着精神和心灵的诗意栖居之地。     

论蕺山学派刘宗周师弟子的人格气象

人格是德行品质和能力素养的统称,气象是人的精神境界的外在展示,人格气象是个体主体或集体主体经长期的生活磨砺和生命体悟所流露出来的特定的精神形象和德行境界。晚明刘宗周师弟子气节立德、经世立功、自得立言,凸显了蕺山学派刘门师弟子群体人格气象的三重面向:因明清易代,刘门师弟子殉节尽义,忠孝气节精神与日月齐辉,尽显忠义人格气象;刘门师弟子入仕谋政则尽心治国,出世读书则重经世实学,言性命之理不舍匡济实策,治学路向和事功实行皆强调学以致用、经世开物,反对谈虚说玄、空论矫作,展露出经世人格气象;刘门师弟子视"自得"为治学根本,更以学以自得为价值追求,强调为学不求苟同先儒,但求言出有理,其著述立说的自得精神彰显了创新人格气象。     

道教戒律中的生态伦理思想探析

道教是以"道"为最高信仰的土生土长的中国传统宗教,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道教以"道"立教,以"道"化人,在"天人合一"思想的指导下,强调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共处,道教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所具有的深邃的生态智慧,在推崇可持续发展的当今时代,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和高度评价.一些西方生态伦理学家认为,道教思想是建构现代生态伦理的重要的思想资源.在道教的各种戒律中,对于保护动植物、保护生态环境作了多方面的规定,其中包含着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重温这些戒律,对于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社会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作用.论文包括四个部分:(一)、关于保护动物的思想;(二)、关于保护植物的思想;(三)、关于保护水土资源的思想;(四)、道教戒律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启示.     

《易传》道德哲学新探

《易传》通常被认为是释《易》之作,其中包含了丰富的道德哲学思想,但目前的中国伦理思想史教科书多不见对《易传》伦理道德思想的阐述,这与《周易》"群经之首"的地位是不相称的。有鉴于此,本文从三个层面上对《易传》的道德哲学思想进行了新的系统的阐释:一、依据儒家天人合一的思维架构,阐述《易传》阴阳相反相成而为"易"(即"变")、"生生之谓易"的生命本体论,人道本于天道,故人要成就自己,就必须"继善成性",人之所以能够"继善成性"的依据是"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二、"继善成性"的具体实现路径是"修业进德"即内修其身与开物成务,其原则是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具体方法是"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三、"修业进德"的境界是"圣人气象"即"与天地合其道,与日月同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同其吉凶"的圣人境界。     

民族“典”“册”的形成与儒家“述而不作”的意义

今天所见最早最完整的中华民族经典是周秦时期流传下来的"六经"、子书等,但这并不是中华民族经典的源头。根据殷墟王室祭祀卜辞、安阳后岗贵族墓地中的"柄形饰"庙主,以及大英博物馆所藏殷墟甲骨家族祀谱与河北易县所出商代晚期三句兵戈铭文家谱等资料的综合研究,说明商代已在王室及一般贵族上层,普遍流行着一种专门用于宗教巫术通神、供奉神灵庙主而载有先公先王世系及氏族历史的"典"与"册",这就是至今可以考见的最早的民族经典。夏商周早期文明发展时期,以血缘管理为特征,民族"典""册"是其神权、族权、政权的象征,属于王官之学。春秋战国时期,血缘管理动摇,地缘管理出现。面对这一社会大变革,诸子学派作出了不同回应。儒墨两家维护血缘,反对地缘;法家拥护地缘,反对血缘;道家则两者均否定。孔子"述而不作"的重大原则应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去理解其深刻意义。孔子要维护夏商周血缘管理为特征的圣王之道,所谓"儒家法先王",就必然要崇敬传承先王"典""册"。这在客观上为中华民族经典的继承传播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由孔子而孟子而司马迁,形成了中华民族重视历史记载、重视民族经典的优良传统,意义深远。     

"推天道以明人事":邵雍先天易学旨趣

邵雍对其先天易学(或称先天学、先天象数学)的阐释是为推演先天而在的形上之理而展开,在此过程中,先天象数易学只是其表意的工具而不是其学术思想的全部.形式上,先天易学是邵雍通过一套阴阳消长模式构建起来的象数易学;而内容上,先天易学则是其借<易>阐发儒家的性命义理之学.邵雍在其易学思想的阐释中,力图构建一个贯穿于天地万物的最高法则--"先天"之道,而最终落脚点却是其儒学所主张的人事之用.因此,他对易学的阐释始终围绕着"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易学旨趣展开.     

张远来:“圣服”如何穿

<正>或穿或不穿,都当是为了荣耀神,造就人。但如果我们要穿,就要穿出信仰与文化、符合美学与功能性的基本意义。"圣服如何穿?"在当下中国教会中,确是一个颇具困扰的文化与神学问题,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一、关于圣服一般来说:服装有两大功能:(1)避寒;(2)遮羞或显美。按圣经所记,人犯罪后,为了遮羞、避寒,上帝用动物的皮做成衣服给人穿上。因此,可以说,最早的服装师是上帝自己,自然,这其中还有救恩预表之内涵。所以,人穿戴合宜,不仅能御寒遮羞,也是对上帝恩典的展示与记念。摩西时代,上帝拣选了利未人为祭司,为了凸显"分别为圣",区分不同职分的祭司的圣职和侍奉,上帝特别吩咐摩西按照上帝自己指示的样式为祭司按照不同的职分制作不同的圣衣,用不同的颜色及服饰表达不同的信仰及神学内涵。如圣服的三种基本颜色:蓝色代表了属天的颜色,表示圣职是与上帝相关的;红色是流血牺牲的颜色,代表牺牲救赎;紫色代表反省和忏悔。圣服上的12个胸牌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每一个细节都有其神学的内涵。一般,圣服有四大基本意     

同在生死海 感悟岂不同——一位古罗马的哲学皇帝

主持人语:心学大儒陆象山先生说,东海有圣人出,此心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此心此理亦同;禅宗大德也说,心净则佛土净。心中若无挂碍,西方就在眼前。这意思就是说,无论西方东方,无论清净还是秽垢,那标准只有一个:看你是否执空迷有,是否能除烦恼障及所知障二见。就是释迦牟尼佛本人也只是悟的古佛之道,循的古佛之道。这样从时间和空间二者,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跨越三世十方的绝对真谛。在这个层面上,一切宗教和宗教哲学所追求所接近的只是一个道理。这就又应了佛经中关于“瞎子摸象”那个故事的寓意。真实或真相只有一个,它随认识者的根器、机缘、角度、心境而有不同的显示。本文介绍一位古罗马皇帝和他的哲学著作《沉思录》。这皇帝就是马可·奥列留,他是典型的古代希腊斯多噶哲学信徒。斯多噶哲学中有许多与古老的印度哲学有相近处,这就足以令我们思考一下,除了古代哲学间可能有的相互影响,古代人生哲学对象的同一性是否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相似呢?建议读者看一下《沉思录》(中译本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朱汝庆译),从中体味古代希腊与罗马的这一伟大哲学。无论东西方,诸圣先贤们对于世界和人生的观察,其出发点与归趣都有惊人的一致处。要说,这道理很简单,我们都是凡夫,都有习气,都为肉欲和贪婪所困;     

西行求法运动的黄金通道——梁启超汤用彤研究之比较

佛教传入中国,无论东来还是西去,通常认为,其交通以陆路为主,即连接西域,或者欧亚非三大洲的黄金通道——丝绸之路,也就是现在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自汉而后,以学问欲为驱动,且信仰坚定的中国僧人,舍身忘我,西渡流沙,前仆后继,掀起了长达一千多年,贯穿汉、唐、宋、元、明历代的求法运动。梁启超、汤用彤先生对此路的通阻、消长均予以详细的考证。瓜州无疑是这一通道上的重镇。梁启超偏重海路,有"佛教之来,非由陆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之说;汤用彤则以陆路为中外交通的重要通道,并指出:"因西域各国兴灭异乎前朝,故西行路线亦遂变更。"汤氏说有五,梁氏说有六。二氏之说虽不尽相同,但陆路、海路揭示了西行求法运动的历史真相,并与当今"一带一路"的思想高度吻合。其间,一千多年来,或"吐蕃强大,阻隔交通",或"中国内乱,民力凋敝",或"国乱相寻,西域道梗",西行之路,通塞改易,不绝如缕,明清以下,乃至20世纪,这条通向西方的黄金通道,终成绝响。考察其历史及其政治、经济、宗教诸多因素,有助于"一带一路"倡议思想的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