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爱冲突与宗教问题

一、北爱问题由来北爱问题由来已久。自公元12世纪起,英国国王开始介入爱尔兰事务。1541年,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自称爱尔兰国王,他同罗马教皇的决裂以及把属于新教安立甘宗的英格兰教会确立为英格兰官方教会的做法,使英爱之间的政治纠纷又掺入了宗教因素随着英格兰宗教...     

后疫情时代的宗教公共性问题——基于新冠疫情期间的五大危害公共安全的宗教聚集事件

宗教在人类抗击瘟疫的历史中曾经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同时,宗教也受到瘟疫的塑造。随着现代科学的进展以及公共卫生与疾控体系的建立完善,宗教在这方面的直接作用已淡化。在本次新冠疫情中,各国宗教界大多根据本国政府的指令,采取相应措施,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的工作,但也出现了诸如韩国"新天地教会"、法国"基督教开门教会"、以色列犹太教极端正统派、东正教圣餐礼仪、印度伊斯兰教宣教团体等数个宗教聚集而引发病毒扩散的事件,这些事件强化了后疫情时代宗教公共性问题的紧迫性。     

新冠疫情对美国基督教会的冲击与教会的转型

受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关于居家隔离令的影响,包括基督教堂在内的大部分美国宗教场所被迫关闭。各宗教领袖对是否关闭教堂存在异议,但争议是以法律的方式来解决的,诉诸的话语也是世俗的法律语言,而非圣经语言。面对疫情期间的信仰需求,美国教会及时转型,开展在线崇拜,帮助信徒建构意义之网,并开展社会救助工作。疫情对美国的"教会形式"造成了冲击,以马鞍峰教会为代表的巨型教会开展线上敬拜和在线捐赠,通过对资源和技术的控制在疫情中影响力倍增。疫情期间和后疫情时代,教会礼仪也被迫进行了改革。宗教因素不可能单独起作用,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攻击迎合了福音派的善恶二元论和极化思维方式,福音派与特朗普政府之间的关系走向让今年的总统竞选和未来的美国社会充满了变数。     

英格兰、苏格兰合并过程中的宗教问题

18世纪初,英格兰、苏格兰的政治家都将合并作为处理两国关系的最佳选择。虽然安立甘宗与苏格兰长老制教会同为新教,但两者在教会组织制度、宗教礼仪、教义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苏格兰长老制教会因担忧在联合王国中有被安立甘宗同化的危险而强烈反对合并。为顺利实现两国合并,英格兰、苏格兰最后达成默契:以法案的形式确保安立甘宗与苏格兰长老制教会在联合王国内共存并相互独立,两者均为联合王国的国家教会。两国政治家对宗教问题的明智安排是英格兰、苏格兰顺利实现合并,以及两民族能在联合王国内长期平稳共存的重要基础。     

英格兰近代早期的青年与新教的兴起

英格兰宗教改革为我们提供了当时英国信仰冲突与信仰态度的众多案例,而在这些案例中有很多青年的身影。通过对这些青年活动的考察,我们发现早期宗教改革者将青年作为新教未来的希望,十分重视青年的宗教教育;受到教育的青年又积极地参与到宗教改革之中,在新教的兴起的过程中扮演了旧宗教的"破坏者"和新宗教的"传播者"。总之,青年在新教的兴起过程中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疫情防控视域下广东宗教治理的推进与思考

正一、创新提出"5+1"治理理念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广东应对迅速,根据国家疫情防控的总体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工作安排,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按照中央统战部有关要求,结合广东实际,全省各级统战、宗教工作部门上下一盘棋,通过发挥宗教工作三级网络和两级责任制的作用,指导全省宗教活动场所、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开展全面防疫工作。     

英国国教婚礼

英国有三种婚礼:英国国教婚礼、天主教婚礼以及世俗婚礼,即非宗教仪式婚礼。由于信仰不同,这三种婚礼有不同的要求和习俗。这里主要介绍英国国教婚礼。 英国国教也称为圣公会,1533年,亨利八世禁止英格兰教会向罗马教廷缴纳岁贡。次年,他又促使国会通过《至尊法案》,规定英格兰教会不再受制于罗马教皇而以英国国王为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宗教治理法治化路径探析

宗教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治理法治化应当按照法治中国建设的新要求,把宗教治理放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中去衡量,即宗教治理要在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针的引领下,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完善法制建设,引导宗教组织依法自治,加强法治培训,强化执法联动的制度保障等宗教治理实践,推进宗教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高和宗教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升,推动宗教从"管得住"向"管得好"转变。     

不去教会,也能灵性成熟?

众所周知,在过去的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爆发,社会各行各业都受到了严重影响,教会也无法置身事外。全国各地教会都因为疫情而不得不暂停开放、暂停集体的宗教活动。在疫情防控期间,为了让弟兄姊妹在家里仍然能够灵命成长,得到牧养,很多教会创新了牧养形式,运用新媒体进行讲道和牧养。这样做,使许多在家的信徒得到了帮助,灵性没有冷淡和退后,有效地团结了弟兄姊妹,防备异端入侵,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新米勒特制度”和政教关系:浅析埃及政府如何处理科普特问题

科普特人作为中东地区最大的基督徒群体,是埃及最大的宗教少数族群,它与穆斯林群体的关系是埃及国内最重要的社会治理问题之一。埃及政府与科普特正教会之间存在一种被称为"新米勒特制度"的权力契约模式,即政府承认教会作为科普特社群的官方代表,对内行使宗教权威,以换取在教会动员下的科普特社群对政府的支持。这一制度有利于维护埃及政教关系的稳定,同时遭遇到经济社会危机和原教旨主义的挑战,并将在埃及政府和科普特教会之间的竞争和妥协中继续发展。     

英伦学术对话西行记

2006年5月10日至20日,应英国的中国文化交流协会(Cultural Exchangewith China)主任叶柏安神父(Eamonn O’Brien)邀请,北京天主教与文化研究所组团访问了英伦的几所著名大学及相关的教会机构。这次访问是由国内首家教会学术研究机构出面组团的。访问团成员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基督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的杨慧林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宗教研究中心的王美秀研究员和北京天主教神哲学院的杨宇神父。对话的总题目是“基督信仰在全球化世界的角色和功用”。访问归来,略陈所记胜景盛事实在也是一桩快心怡神的乐事!剑桥大学5月的英格兰和风晓畅,气…     

政教关系的重建:马丁·路德与近代政治的起源

马丁·路德通常被视为政治保守的象征,在西方政治思想上备受争议。实际上路德针对中世纪晚期的政教乱象有着清晰的思考,并在实践中重建了宗教改革时代的政教关系。路德的国家观深深扎根于基督教的传统之内,对国家本质的认识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但以"两个王国"与"两种治理"理论为基础,在政教关系上做出了对国家更有利的权力划分。路德认为世俗政府应该维护基督教信仰,教会应该专注于属灵事务,同时反对宗教战争,由此进一步划清了属世治理与属灵治理的界限,有利于近代国家世俗化的发展,奠定了近代政治的基础。     

看哪,伯特利的"天梯"!——疫情防控常态化时代,辽宁省基督教的现状与未来

丁光训主教曾说过:"神学是教会在思考."他强调:"不讲神学的宗教是低级和原始的;不思考问题的宗教,一定是同理性格格不入的."众所周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已持续几年,给人类社会和各行各业都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影响.辽宁省基督教的未来在哪里?疫情防控常态化时代,辽宁省基督教应当做何应对?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当下,基督教也应该架起一座"梯子","上去下来"(参创28:12),切实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上传下达,沟通联络,亲密互动.     

国家治理宗教的三种模式及其反思

宗教在全球范围的发展及其治理问题一直是众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焦点议题。围绕国家如何治理宗教这一核心问题,本文总结了宗教治理的三种模式:自由竞争模式倡导政府与宗教划界,不同宗教在宗教市场竞争中"自治";整合嵌入模式强调政府积极干预,将宗教组织吸纳至体制内加以有效治理;而互动平衡模式则将宗教间关系视为一种宗教生态,政府仅在必要时刻出手维护宗教生态的"平衡"。以上三种模式为思考国家治理宗教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不同治理模式运行背后所隐含的条件性约束及治理盲点限制了其推广和复制的空间。综合既有模式的优势及中国宗教的实际情况,对具有中国特色宗教治理模式的探索需要将其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当中,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框架基础上,构建"一核领导,多元共治"的中国宗教治理模式,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推动宗教治理的法治化。     

“圣地”秩序与世界想象——基于耶路撒冷橄榄山基督教社群的人类学反思

本文将基于2012—2013年、2017年耶路撒冷基督教社群的田野材料探讨圣地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复杂联系。建基于"圣地"与"领土"的二元理解,围绕耶路撒冷本地社会中个体朝圣者、国际教会组织以及"z4/7"祷告院的宗教日常实践,当代世界图景经由不同的主体对于圣地的理解与想象而被呈现,进而指向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未来可能;宗教作为认识世界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也将为研究者重新整理巴以关系的叙事提供新的路径。     

社区性宗教:乡村基督教传播再认识

经典世俗化理论难以有效解释中国乡村基督教传播现象。具有多维形态的基督教不仅蕴涵"人—神"结构的精神信仰体系,而且包含"信徒—教会"结构的地缘信众网络。在传播过程中,信徒在精神层面的超越性体验和对教会组织的集体归属合二为一。嵌入熟人社会的教会组织实现功能延展,发挥出生活互持、生产互助、纠纷调解等社群功能。基督教不仅为信徒提供了超越性的意义世界,而且提供了具有独立评价体系和交往规则的关系网络,成为一种"社区性宗教"。基督教迅速传播反映出结构转型背景下村庄社会竞争加剧;村庄非正式规范难以得到有效维护和执行,针对弱势群体的越轨行为得不到有效制约;村级组织治理能力弱化,村庄公共品供给不足。需要将宗教管理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切实解决宗教传播反映出的治理问题。     

“对话”是消弭分歧的最好方式

正宗教应该在一些公共问题上勇敢发声,并进一步推动跨宗教对话,实现移民融合及不同信仰间的和平共处。2015年1月7日的"查理周刊遇袭事件"震惊世界,甚至有人将其喻为"欧洲的911事件"。此事件也引起了基督教会的广泛关注与反思,一些基督教国际性组织、区域性组织和国家教会纷纷发表声明谴责暴力恐怖活动。梵蒂冈于1月8日发表声明,     

推进基层宗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考

正宗教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宗教治理不容忽视。基层宗教治理是宗教治理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层面。推进基层宗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处理好多元主体之间、宗教事务管理与公共服务提供、政府行政管理与宗教组织自我治理等方面的关系。同时,     

英王亨利八世——王权至上的宗教改革梦想

亨利八世：（1491-1547）英格兰及爱尔兰国王。英格兰宗教改革运动发起者。因离婚案与罗马教廷产生冲突,以议会通过的法案推动、确定宗教改革精神,使得英格兰教会脱离罗马公教会,确立国王为英格兰教会领袖,开启了英格兰教会史新篇章。十五六世纪的欧洲处于转折的时代。在经历中世纪的积淀与突破后。     

张耀法:后疫情时代,教会牧养怎么办?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国家与人民接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验,虽有无数的苦痛与无奈,但也让我们经历了许多的美与爱,带来了宝贵的财富与经验。后疫情时代,我们的教会牧养该怎么办?一、教会牧者角色需及时转换牧者要从传统的言说者,转换成写作者、引导者、协调者和寻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