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景教绘画的中国化演变

正景教绘画艺术的中国化演变,是景教注重"随方设教"传播方式的自然结果。即,结合所在地区的文化习俗,尊重并与当地文化相融合。对于直观的绘画艺术而言,当然更是如此。景教是唐代对基督宗教聂斯脱里派的称谓。唐贞观十二年(638),唐太宗诏称:"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是关于景教绘画的最早记录。随着景教在唐代的流行,其绘画当然也多有流     

牟宗三哲学中的两种圆教形态及其内在张力

牟宗三在《圆善论》中首先肯定王龙溪"四无句"为究竟圆教,继而又按照天台圆教的判教方式,认为胡五峰之学才是真正的圆教。这种前后的不一致,是牟宗三在立足儒学的同时尝试融合天台圆教过程的必然阵痛。要解释其中潜在的矛盾,除了回到圆教义理本身,以及从思想史的发展上做分析外,亦须重视牟宗三晚年借用天台术语所提出的"纵贯纵讲"。通过"纵贯纵讲"的理论模型,牟宗三哲学体系中由于融合异质思想而带来的张力,最终转化为其纵贯系统内部可以解答的具体问题。     

柳宗元:唐代三教融合思潮中的儒家代表

与佛、道二教以"佛"或以"道"为基点的"三教融合"主张相呼应,柳宗元提出了以"儒"为基点的"三教融合"观。他不但明确提出了"三教融合"的原则与方向,而且建构起了三教关系张力下的宇宙本体论与"三教融合"视域中的心性论。柳宗元是唐代"三教融合"思潮中的儒家代表。他与佛教的宗密、道教的杜光庭并列为三,分别代表了各自立场之上"三教融合"的方向。     

"经教"、"波斯经教"是"景教"的别名吗

长期以来,学术界根据唐代的两则诏令,一直认为经教是景教的别名。本文从语言学角度出发,发现唐太宗贞观十二年七月诏令远将经教中经教与《景教碑》远将经像中经像构成异文的语言现象,结合唐代经教、经像的使用情况,确定其意义应该是一个中性名词,即对某一宗教经典典籍的称呼,儒道释教均可称呼本教经典典籍为经教。因此,景教称呼本教经典典籍为经教也在情理之中,从根本上否定了经教是景教别名的可能,纠正了前人对于景教名称的误读。     

宋代“三教合一”思潮述论

宋代的“三教合一”思潮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政治的、道德伦理的层面，强调三教在社会教化、国家治理方面的功用是一致的；二是学术理论的层面，主要表现为儒、佛、道三教中心义理的相互融合、吸纳。佛、道二教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方法为儒家所吸收，使儒学体系更为系统化、理论化，并形成新形态的儒学——理学；道教也在该时期积极吸纳儒、佛...     

明代景教的道教化——新发现一篇道教碑文的解读

明代中国内地景教衰亡,逐渐融入民间佛教、道教信仰。本文通过对发现于山西平遥县的碑刻《重修耶输神祠钟楼碑记》的考释,认为这一碑文对研究明代中期景教衰亡后的去向,将提供一件新的物证。特别是对碑文所记载"耶输神祠"和住持该祠道士来历的考证,说明此景教祠庙是过度佛化、道化的一个典型例证。从历史背景上看,立碑时间嘉靖四十一年(1562),这也正处于十六世纪中叶景教在中国内地彻底中国化之际,即景教与中国内地传统文化主体儒、释、道三教及民间信仰融合为一体。     

唐代宫廷的三教论议

唐代宫廷的三教论议或三教论衡是唐代儒佛道三教关系的重要表现形式。这一活动从唐初持续到唐末,五代时期仍有其余绪。三教论议在唐朝的各个历史阶段的情况不一样,可以将它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唐高祖、太宗朝,此一阶段的辩论与佛道二教的排位有关;第二阶段为高宗朝,内容主要涉及佛道二教的教理争论;第三阶段则为中唐以后,逐渐演变成庆祝君主诞辰的一项颇具娱乐性的活动。唐代宫廷三教论议承当了双重的功能:三教的思想对抗与取悦人主,而正是后一种功能的强化,导致了三教论议的日益沦落。     

论汉语景教经文的传述类型

汉语景教经文是指本世纪上叶先后发现的《序听迷诗所（诃）经》、《一神论》、《宣元至本经》和《志玄安乐经》。前两篇译述于初唐,可称阿罗本文典;后两篇译述于中晚唐,可称为景净文典。阿罗本文典中尽管有佛道名词,但在福音宣讲和教义传述上,基本忠实于景教原典精神,具有原典化神学的类型特征。但在景净文典中,无论在理念的传述或语言的表达上,佛道两教思想浓重,明显具有本土化神学的类型特征。由阿罗本文典的原典化传述类型转向景净文典的本土化传述类型,导致了教法义理逐渐暗淡湮没,这是唐代景教失败的原因之一。     

张商英三教“鼎足之不可缺一”的思想

北宋著名学者、政治家张商英当理学兴起之时,回应欧阳修、二程的批佛言论,主张儒释道三教融合、鼎足而立,不可缺一。认为三教均有补于治世。一定程度地看到儒家治世思想之流弊,提倡以佛法、道书济儒教之穷。从他一再把儒学称之为"吾儒"、"吾教"而言,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以儒为主来调和儒佛、融合三教的。     

刘蕺山对王阳明“无善无恶”思想的发展

心学发展到明代晚期已产生诸多流弊,致良知的实践工夫不能落实到实处。刘蕺山批评王阳明"四句教"与王畿"四无说",并提出自己的"四句教",强调心体只是个"有善而无恶"。然而在其晚年重要著作《人谱》中却明确地提出并详细地阐发了心体"无善无恶"的思想,作为其心性理论的基础,此与阳明"四句教"之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之提法无异。故本文从"无善无恶"之本体、工夫与境界的层面来解析蕺山对于阳明"无善无恶"思想的发展。蕺山学说在思想史上做出了承先启后的重大贡献,对明清实学的产生有重要的影响。     

“无善无恶心之体”义解——王阳明“四句教”首句宗旨新探

"四句教"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之宗旨历来聚讼纷纭,其中有代表性的说法略有八家。本文通过分析八家说法之得失,并结合阳明思想之整体倾向,探讨了心体作为"无心之心"的本体意涵,指出良知与心体存在显隐之别,二者是一种"潜在蕴涵"的关系。"无善无恶心之体"兼指本体与境界,其真实意涵在于描述心体明莹无滞、不染尘累的本然状态,而"至善者心之本体"中的"至善"二字乃是叹美之辞,与伦理意义的善恶无关。"四句教"是阳明晚年试图化解其学说内部紧张的学术总结,亦折射了中国思想史的深层张力。     

试论梁武帝“三教”思想及其历史影响

梁武帝萧衍在历史上是个帝王兼学者的“特殊”人物,他的“三教”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深远的影响。在佛学上,他倡导涅槃佛性论,中心命题是“神明成佛”说。“神明”并非印度佛教的“业识”,而是中国传统宗教观念中鬼神、灵魂的别称。他的佛学又以论“善恶”为根本特色,并以“忠孝”为善恶的枢纽。梁武帝思想的基本倾向是重视对儒术、经学的恢复和建设,以礼教为治国的根本,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佛、道两教作为补充,但却“不以法妨俗”。他的“三教同源”说以“心”为三教共同本源,以“善”为三教共同归趣。从治国愚民的需要出发,梁武帝以“两界”、“三教”的当然首领自居,依据儒家纲常伦理原则,“创造”地汲取和改造了佛、道两家的义理,在儒、佛融合历史趋势中迈出了重要一步。     

王阳明“四句教”解义及辩证

与后世质疑和批评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阳明自身坚信"四句教"是既具普遍性且无弊的工夫指点语。在他看来,"无善无恶"和"有善有恶"不过是对"已发"之意识状态的描述,是不同条件下达致"好善恶恶"的不同进路。无善无恶指意念完全出于良知的动力,因而没有且不必刻意和执着;有善有恶指受私欲牵累而必须有所刻意、执着。分别以两者为核心的"四无"和"四有"的为学进路并无高下之分,差异主要在入手处不同。四句教包含四无和四有两条为学进路;无善无恶的含义包含好善恶恶,并以其为根本。这两点分别保证了四句教的普遍性和无弊性。后世往往忽视这两点,质疑和批评也就由此而起。     

从“三教一贯”到“仙佛判决”——《扬善半月刊》的风格转变及其原因

《扬善半月刊》是20世纪30年代间翼化堂善书局主人张竹铭与"仙学"领袖陈撄宁等人在上海创办的一份期刊,最初以"三教一贯,五教平等"为宗旨,后则主张"仙佛判决",发展成为"专门仙学杂志"。本文描述了该刊发展的大致历程,并分析了其办刊宗旨发生变化的原因,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当时佛道两教的关系。本文认为:影响陈撄宁对佛教的态度以及《扬善半月刊》风格转变之原因,既有来自社会环境的,也有来自个人自身的,其中尤以个人因素的影响较为直接。     

《序听迷诗所经》释义(一)

正《序听迷诗所经》~1是敦煌出土的唐代景教重要文献,一般学者认为它是唐代景教文献中译成汉文最早的经卷,甚至有学者认为其出自那位"翻经书殿"的首位来华景教名僧阿罗本之手。1923年,日本人高楠顺次郎(Takakuso,1866-1945)从一位中国人手里买到了它,经羽田亨(1882-1955)、佐伯好郎(1871-1965)的推动,一度在日本形成对景教文献研究的热潮。国内较早研究《序听迷诗所经》的是辅仁大学校长陈垣     

立诚·主静·超越——论周敦颐以“诚”立极、出入佛老的文化创新思想

<正>儒释道在中国经过近千年的碰撞冲突融合,互渗互补,在唐宋之际,逐渐走向三教合一。儒家的心性论长期以来缺乏本体论的证明,在佛道两教的冲击下,其主导地位岌岌可危,因此,中唐以后儒学在释经方法上有了新变化,即舍传求经,倡导对经学的新的解释方法,不再对训诂名物感兴趣,而强调经典内在的义理,到韩愈等     

论王龙溪的“先天正心之学”

<正> 王龙溪是明代思想史中一个重要人物。他是阳明之学向“径任良知,不管是非好丑,只管行去”的猖狂自恣一路发展的转折点。如果说,明末启蒙运动的洪波大浪有其思想史逻辑根据的话,王龙溪思想可以说是这种逻辑发展的重要环节。让我们从“四句教”说起: 四句教:路径分歧之始王阳明有有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     

丝路上的景教遗存

"景教",是唐代对基督宗教聂斯脱利教派(Nestorianism)的称谓。景教通过丝绸之路,由中亚到中国的新疆地区,在唐朝的时候又进一步传播到中原地区。据记载当时景教传播的情形是"法流十道"、"寺满百城",而这通常也被看作是基督宗教传入中国之始。景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实际上也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这一段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具体情形,反映在各种写本经书、碑刻、绘画等景教遗存中。尤其是在新疆吐鲁番高昌遗址、罗布泊米兰遗址,甘肃敦煌     

三教合祀庙宇考源——“佛教中国化”的信仰实践视角

三教合祀庙宇是将孔子、佛祖、老君圣像并列奉祀于同一庙宇空间的信仰实践形式,其历史起源可追溯至唐代中后期,北宋时期开始大量修建。三教合祀庙宇的出现与佛教紧密相关,是佛教为适应中国社会文化土壤而对儒、道信仰资源积极吸收运用的一种重要形式,可谓"佛教中国化"在信仰实践层面的生动体现。通过考察和寻绎三教合祀庙宇的历史起源、基本形制,分析其出现的主要动因、图像学基础、社会思想环境及长期存续的关键因素,可以为我们从信仰实践维度充分理解"佛教中国化"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李鼎祚易学新探

李鼎祚是唐代重要易学家。他为纠正时人专以玄理谈《易》之弊而撰著《周易集解》。该书为后世保留了大量汉易象数成果。李鼎祚重视易之象数,他在《周易集解》中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汉易象数学,还客观强调了《易》之卜筮性质和功用,这体现了李鼎祚求真与务实的治学之风。李鼎祚重象数亦不舍义理,兼融儒道以说《易》是李氏易学的特色之一。李鼎祚提出易学源流之辨,以天象、象数为《易》之源头,以人事、义理为《易》之流传,主张学者治《易》应将天象与人事、象数与义理结合起来,融象数与义理于一体,而不应偏滞于天人之一端。这种治《易》理念在其《序卦》双出的著书特色中亦有体现。另外,在李鼎祚生活的唐中后期,宗教冲击人文日益严重,儒学面对佛老挑战,陷入困境。李鼎祚作为儒门代表,他不仅在现实中积极践履儒家的伦理道德准则,还在治《易》过程中注重对儒家义理的阐扬。李鼎祚将《周易》视为三教之源,以期通过易道之权威统领当时各家文化,建立以儒学为主导的社会新秩序,从而达到复兴儒学的目的。李鼎祚以《易》权舆三教,复兴儒学的主张反映了在唐代中后期儒学式微之际,儒家学者为修正儒学弊病,探索儒学新出路而做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