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佛教复兴的特点及倾向

晚明佛教复兴表现在两个方向上 ,一是向古典佛教多种修行方便的历史回归 ,一是向社会现实的趋进。与此相应 ,晚明佛教复兴倾向则向两个方面展开 :诸宗内部的圆融 ,佛教和儒。     

禅教归净与晚明佛教的普世性

晚明佛教承续宋代以来禅净合流的历史趋势,盛行把禅宗参究工夫与净土持名念佛法门相结合的参究念佛禅,表现出从参究念佛论到摄禅归净论的思想转向。这一思想取向,既是明末禅学复兴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晚明禅净合流的主要特色。与此同时,晚明丛林还存着从摄教归净到消禅归净的思想转向。从参究念佛到摄禅归净,从摄教归净到消禅归净,二大思想取向在客观上进一步使晚明佛教走向对净土信仰的全面皈依,并藉此而实现禅、教、净三者的真正合流．从而不仅体现出一种中国佛教从智慧走向信仰的思想特点,而且还使晚明佛教呈现出一种普世性的思想内容。     

论钟惺对晚明佛教复兴的贡献

佛学论争是晚明佛教复兴的重要助力。钟惺通过撰著《楞严经如说》参与佛学论争,表达了他复兴义学、重整戒律、推尊净土、宣扬华严的四大佛学主张。钟惺凭借文官身份和文坛巨擘的影响力兴办佛教事业,助力晚明佛教复兴运动。他以难能可贵的论战勇气和鲜明的佛学宗趣,打破晚明佛学界圆融思潮泛滥的局面,推动佛教理论深化完善。不同于晚明僧人着重发扬佛教的宗教属性及社会属性,钟惺重点发扬佛教哲学及佛教学术,探索复兴佛教的新方向、新路径。     

晚明佛教:短暂的辉煌与深远的影响

晚明短短几十年中,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佛教诸派因势而起,掀起它在中国古代史上的最后一次辉煌。无论是寺院的兴复,还是义理的抉择,抑或居士佛教的普及,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增长态势,而四大师的先后出现,更是将佛教复兴推向高潮。晚明佛教复兴虽历时短暂,但对后世佛教,尤其是近代佛教的兴起有深远影响。     

以儒辨天与以佛辨天：晚明佛教丛林对天主教义的论难

明万历年间。西方天主教的传入中国及其对佛教的批评,使佛教丛林面临异质宗教的极大挑战。基于护法维教的宗教立场,晚明丛林展开了破辟天主教的思想论辨。其代表僧人为云栖袜宏、密云圆悟、费隐通容、罗川如纯等。其破辟天学的方法立场,主要为以天辨天、以儒辨天与以佛辨天,表明儒佛圆融、儒佛调和论的深入。丛林对天主教义中的天主论、人性论、灵魂说、天堂地狱说等内容展开的破辟及其思想论战,为佛教复兴增添了新的现实内容。     

民国佛教女性平等意识的觉醒——以《佛教女众专刊》为中心

民国时期佛教女性男女平等意识的觉醒,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深刻反思导致佛教男女不平等的历史根源;其二,明确提出佛教应该实行男女平等的主张;其三,深入思考佛教男女平等的实现路径。民国时期佛教女性对男女平等问题的讨论,在中国佛教现代化两性伦理方面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对中国佛教思想的现代化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从明末四大高僧看永明延寿对晚明佛教的深刻影响

本文以明末四大高僧云栖莲池、憨山德清、紫柏真可、灵峰蕅益著述中反映永明延寿思想影响的文字资料为主要依据,辅以他人的有关评论为佐证,说明永明延寿的思想与行持对晚明佛教复兴基本走向所产生的深刻影响,由此管窥永明延寿思想对中国佛教入宋以后诸宗融合、导归净土的新格局形成与演进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晚明党社与崇祯教案新探——以漳州地区为考察中心

明末艾儒略在福建传教活动遭遇了反教士人的激烈抨击,引发了晚明历史上著名的“崇祯教案”。这波反教(“辟邪”)浪潮由漳籍居士黄贞挑起,福建官员或闽籍士大夫施邦曜、颜茂猷、蒋德璟、周之夔等纷纷卷入其中,漳州地区成为当时的反教漩涡中心。反教士大夫高举维护儒家正统的大旗,对天主教思想学说进行了措辞严厉的口诛笔伐。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反教舆论的阵势背后,映射的是明末党社的纷争纠葛,这也是天主教在晚明社会传播所必须时刻面对和适应的现实际遇与历史处境。透过《破邪集》中不同人物的立场和思想言论,不仅可以看到中国士大夫对明末天主教在华传播的认识是多元化的,同时也传递着可以外来宗教传播这一视角重新审视晚明党社运动和政治生态的强烈信号。     

论杜维明学术思想--以新出《杜维明文集》为中心

当代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教授对西方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对西方以外的"现代性"及现代人的存在危机作出了具有哲学意义的反思,在人与天道、自然的"存有的连续",身体的重要性与"践形"和"体知",儒家的"自我"--多重关系网络的中心及其不断扩充与转化,道、学、政等向度的展开,仁与礼之间的创造张力,儒学的宗教性,文化认同与创新,启蒙反思,"文化中国",文明对话与全球伦理等论域中,对中国哲学的特质,特别是儒学的当代意义,作出了创造性的诠释.中国与东亚哲学等地方性知识具有某些普遍价值,能够为新轴心文明时代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杜维明对西方现代文明所提出的挑战作出了创建性的回应,在方法论上有特殊意义.《杜维明文集》是迄今为止第一部杜氏论著的结集,编排上有自己的特点.     

佛教世间化视域下的晚明题寺诗研究——以紫柏真可为中心

寺院是佛教僧团居住、修道、弘法的场所,也是僧团活动的基地。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大批寺院在各地兴建起来,成为佛教兴盛的体现与标志。北朝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记载当时洛阳城郊佛寺之盛,“京城表里,凡一千余寺”。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也体现了南朝佛教的发展盛况。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众多寺院形成大大小小的经济实体和文化中心,并发挥了广泛的社会作用。     

唐代幽州军人与佛教——以《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为中心

本文利用《房山石经题记汇编》,探讨了以下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幽州军人对云居寺刻经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第二、幽州军人刻经诉求的内容特点,即除了为家人、亲属祈福外,主要体现为为节度使及其家人祈福、为节度使生日祝寿、节度使及其属下军将为帝王或民众祈福等.第三、经由房山石经题记还可以发现:佛教已被部分幽州军将利用,将之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军界的动荡局面以及浓厚的地域主义观念等问题.     

两宋的《论语》诠释与儒学重建

两宋时期文化界兴起的复兴原始儒学、重建儒家有体有用的圣人之道,导致<论语>诠释的学术热潮兴起.宋儒的<论语>学在经典诠释、本体建构、下学工夫三个方面均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从而建构了一种理学型的<论语>学,使<论语>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     

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取自《楞伽师资记》

【按语】据《楞伽师资记》的记载,道信著有《菩萨戒法》一本,并有禅法著作《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传授弟子。此书在《楞伽师资记》的〈道信传〉中有所记载,其篇幅约占全书的五分之二,是否是原著的全部,已不可考。《楞伽师资记》一卷,唐净觉撰,是对《楞伽经》的译者南朝宋求那跋陀罗和提倡以《楞伽经》心性思想指导坐禅修行的菩提达摩及其后继弟子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神秀等人的简历和禅法的集录。如果把其中涉及到的达摩、弘忍以及神秀的弟子(包括净觉)都计算在内,共有八代二十四人。此书与《传法宝纪》都是禅宗北宗史书,对研究中国早…     

论唐代的佛教管理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以《唐会要》为研究中心

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社会发展的繁盛阶段,亦是佛教中国化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基于佛教势力的极度膨胀,统治者出于政治需求,加强了对佛教的政治控制。《唐会要·释教上下》从制度因革的视角,阐述了唐代统治者立足于佛教发展的实际情况,从国家治理的高度,制定了一系列的佛教政策,加强了对佛教的管理。这些政策以及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唐代佛教发展     

20世纪《论语》的英译与诠释

任何翻译都是一种诠释行为。由于《论语》文本的开放性、概念的模糊性以及中外语言文化的差异,《论语》英译的诠释性更加突出。20世纪是《论语》翻译和研究的高潮期,出现了大量的英语译本。中外译者在《论语》英译中采用创造性翻译、现代性解读、哲学诠释、语言分析以及中西文化比较等多种诠释方法,既丰富了对《论语》和孔子的理解,也导致了对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的利用和曲解。     

王阳明的《论语》诠释

王阳明虽然没有专门的《论语》诠释著作,但他在《传习录》及《文录》中对《论语》诠释的方法及内容体现了其鲜明的心学特点。他在诠释的方法方面主张反之于心、向内求理、统合归一、诸经互释,在诠释的内容方面提出以理释礼、以理释知、以乐释学、以良知释无知、以去欲存心释克己。他在诠释的方法及内容上确立了以心解经的新典范,打破了朱子对《论语》乃至《四书》诠释的学术垄断,对明代中后期乃至清代初期的儒学经典诠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红楼梦》的佛教思想略论

佛教传入中土以后,对中国古典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文通过对<红楼梦>文本的解读,探讨其蕴含的轮回、因果报应、假、空等佛教思想,以及幻、缘、劫等佛教观念.     

从《孟子》诠释看经典诠释的时代性

经典诠释是诠释者以当下时代为背景对经典的理解和解说,任何经典诠释都无法摆脱诠释者的时代"印记"而追求纯粹的经典"原义"。与时俱新性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根本特性。这一特性正是源于诠释者为应对当下时代对经典进行的一种创新性诠释。只不过,按照经典诠释的理论逻辑,强调经典与时俱新的创造性,并不意味着经典诠释可以完全脱离文本"原义"肆意发挥。经典诠释对于经典的创造性发挥,必须以经典原义为基础,从"原义"中延伸出"新义"。经典诠释其实是诠释者和作者跨越时间隧道的一场历史性"对话"。绵延二千年的《孟子》诠释,是经典诠释的时代性的一个典型范例。     

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以《大智度论》与中国宗派佛教的形成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大智度论》与中国宗派佛教思想的对比研究,对于比较中印佛学的特质,以及理解二者的相同相异,可以提供很多借鉴,对于佛教中国化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值得继续深入探讨。一众所周知,印度没有类似中国的宗派佛教。佛陀涅槃后,印度佛教只是在传承的历史上大致形成部派佛教、中观佛教、唯识佛教以及秘密佛教各个时期。对于佛教经典,特别是在后期大乘佛教成为主流之后,各个时期的佛教都没有过多的偏倚。在印度,佛教就是遵奉佛陀教法的学说,并没有在内部形成相对独立化的“宗旨”。然而,大乘佛教理论的复杂性,导致修行者无法轻易把握所有的理论。     

《尚书》诠释与朝鲜王朝的治国之道

《尚书》是中国第一部治政之书,历代为之作注疏者层出不穷。除我国之外,韩国、日本、越南等东亚诸国学者亦对其有着深入研究。尤其是历史上的朝鲜王朝,解《书》注《书》蔚然成气,盛行五百年而不衰。在朝鲜王朝的《尚书》学著作中,学者们或尊崇程朱理学,提出顺天惩恶、君臣和谐的治国要求;或信奉清代实学,依据古道和礼法来治理国家;或践行利用厚生,大力发展农工商业以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总之,通过诠释《尚书》,学者们阐发心中的治国之道,是朝鲜王朝经学研究的一大特色,值得学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