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和未来社会文明形态可能性的生成立场上，马克思从现代形而上学、资本、技术三重维度开启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马克思寻找到了资本主义文明批判的社会存在论根据，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前提、本质真相和来历，把握到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得以确立的历史本质性和社会现实，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作用和限度，阐明了资本主义文明批判的辩证法原则，筹划了未来社会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和展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呈现出超越资本主义文明本身的特征和态势，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生态文明的历史定位 ——论生态文明是人类真文明

目前,学界普遍将生态文明视为继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实际上这种观点未能全面把握生态文明的本质及其在整个人类文明历程中的历史定位。对文明的理论和现实分析表明,文明本身蕴含着生态本性,潜在地是生态文明,而生态文明则是文明之本质的真实显现,是文明本身所追求终极目的的彻底达成。因此,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历程中生态文明并不仅仅是一种新文明,还是一种真文明;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由于不完全合乎文明的本质规定性,因而并不是一种真文明,而是一种前文明。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要义和样本特征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创造的文明新样本，是中华文明演进发展的最新形态，是具有中国特色、反映新时代需要和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文明范式。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内容上包括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核心价值目标的物质文明、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文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精神文明、以公平正义和人的全面发展为主旨的社会文明、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旨归的生态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为根本政治保证，以文明要素创新为重要标识，以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优秀文明成果为发展路径，以有机统一性为总体特征，以中华伦理文明为伦理内核，受内外动因驱动，兼具实然性和应然性。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文明发展思想研究

文明是文化的进步状态。人类走出原始社会以后，便进入了文明时代。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通过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历史发生过程的研究，揭示了人类文明的起源、本质和发展趋势。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成功探索、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思想。     

把握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必要维度

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是对应人类文明新形态而提出的一个全新概念，我们可以从四个重要维度对其进行把握：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是人类伦理文明发展新形态中的当代中国形态；它要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伦理问题进行新探索；它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生成；它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本质，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生成特征。     

伦理文明观：“非常伦理”的“最后觉悟”

当今世界,“文明的冲突”根本上是文明观的冲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疫情和重大自然灾害、高新技术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宣示人类世界从诸文化实体的关系、人类与宇宙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与自身的关系全景式地进入“非常时代”,遭遇“非常风险”,期待“非常伦理”。“非常伦理”有“非常伦理智慧”“非常伦理形态”“非常伦理觉悟”三个层次。人类社会发展史和个体生命发育史表明,伦理是人类文明的原色和理想,但在现代性文明中已然迷失。面对“非常时代”关乎“种族的绵亘”的“非常”挑战,亟待推进“非常伦理觉悟”,进行文明观的伦理革命,其要义是使人类和人类文明学会“为伦理思考所支配”,实现伦理文明观的回归与重建。伦理文明观是文明内部诸要素关系的价值生态的文明观,也是人与自然关系、国家与国家关系以及诸文化实体关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观。伦理文明观的“非常伦理觉悟”,具有“最后觉悟”的文明史意义。     

生态理性的价值关切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探索

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促使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人类文明的整体性,倒逼人们重新观照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全球性生态危机不断加剧和升级,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由此引发了普遍意义上的“生态理性”意识的觉醒、“生态价值”的自觉,以及“生态正义”的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充分彰显了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导向和目标引领。作为对西方现代化发展逻辑的历史性反思和实践性超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表现出其独特的智识性和自主性智慧。着眼当今时代人类非确定性生存风险,面向未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从经济理性向生态理性的转变,走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藩篱,坚定认同和践行理性“生态人”的行为规范,通过生态型社会和生态共同体的构建,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优良制度实践和中国智慧,体现了对人类未来发展前景的理性筹划、审慎设计和有效践履,彰显出人类文明形态的进步潮流。     

人类文明转折的理论思考——读刘湘溶新著《生态文明论》

生态危机的爆发以及人们对走出危机的强烈关注,造成了人类文明转折的一个重要契机,人类文明在20世纪中叶以后就已经有了“浓绿”的底色,而在不远的将来必将生成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这是刘湘溶教授在其新著《生态文明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中所阐述的中心观点。时至今日,关于生态危机的话语已是不绝于耳,各种写实性的描述尽可使笔意汪洋恣肆。然而生态危机究竟带给我们些什么?除了大气污染、土壤沙化、森林锐减、水土流失、臭氧层空洞、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除了让人们经常接受酸雨的洗礼、吸进过多的悬浮颗粒物、遭…     

王夫之“文明史观”探论

十七世纪的中国哲学家王夫之已经有了初步的现代文明史观。他的史学著作中出现的“文明”概念,已经具备了现代文明学的基本要素,即具有文化发展的进步意义、制度文明等内容,而且特别阐发了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与人类文明类型之间的密切关系。在王夫之的文明史观中,制度文明的观念十分清晰。他高度肯定中国传统社会郡县制自身所具有的文明意义,以及郡县制对于维护人类文明生活方式的积极意义。而郡县制的文明特质在于三大要素,即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华夷之别。由于王夫之身处明清易代的特殊历史时期,他特别重视文野之分意义上的“华夷之别”,体现了王夫之文明史观鲜明的时代性特征。     

文明共处的正义原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文明共处贯彻正义原则,是文明间实现相互理解和尊重的重要前提。文明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为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提供深层次的精神"黏合力"和不可或缺的精神自觉。文明共处正义原则既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习近平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时代节律,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高度,创构了文明共处的正义原则,即,尊重文明多样性、维护文明平等、注重文明共生共存。这一文明共处正义原则的创构,有力地驳斥了"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文明隔阂论""文明威胁论"等错误思想;清晰地表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文明间必须遵循包容、平等、共存等精神的核心内容;充分体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的中国智慧,为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所不可或缺的文明间的相互理解提供可供遵循的实践路径。     

生态哲学研究的一个向度——河流自然生命的定位

河流生命一词,多见于文学和艺术作品,用拟人化手法比喻河流是"鲜活的,有生命的",与"陈旧的,僵死的"相对.河流生命作为科学概念,即生态系统的一种具体形式的提出,既来源于全球河流生态危机胁迫产生的河流危机意识,[1]也直接来源于我国黄河管理过程中构建河流生命伦理实践的迫切需要.[2]河流生命有其自然与文化两种存在方式,本文旨在探讨河流自然生命的存在方式,重点对其出发点、立论基础和评价标准做出阐释.     

《淮南子》的学习心理思想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汉淮南王刘安编著。唐刘知几说：“其书牢笼天地。博极古今。”其广博的内容中蕴含有颇为丰富的学习心理思想。本文即拟对此作一探讨。     

逻辑哲学研究的新标识--《逻辑哲学九章》述评

自 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逻辑产生以来,逻辑学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可说是方兴未艾。与之相伴的是逻辑哲学研究也在 20世纪的西方学术界开展得如火如荼。受国际学术界的影响,我国学术界自 20世纪 30年代始,在金岳霖、牟宗三、沈有鼎等先生的努力下,逻辑哲学研究逐步得到展开,特别是20世纪 80年代后,在一大批逻辑学者的努力下,我国的逻辑哲学研究逐渐形成繁荣之势。王路、李小五、张清宇、张家龙和邹崇理等合力完成的《逻辑哲学九章》(张清宇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 (以下简称《九章》)则将我国的逻辑哲学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     

关于当前我国医患关系若干问题的评估意见

2004年7月在大连举行的“医患关系-医疗诉讼-医患维权”的学术研讨会,就这个《评估意见》进行了讨论,现在发表的是依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进行了修改的文本。我们认为,建立医患之间的诚信关系,正确处理和协调当前医患间的一些纠纷,在如下一些问题上达成共识是有意义的。     

Mediators of the effects of magnitude of reinforcem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diational mechanisms based upon magnitude of reinforcement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rats. In two experiments, two-choice discriminations were trained in which selections of one lever in one external stimulus and a second lever in another external stimulus were reinforced with food. In the first experiment, it was found that the discrimination was acquired more rapidly when one choice was reinforced with a large number of food pellets and the other with a smaller number of pellets than when other configurations of reinforcement magnitude were provided. In the second experiment, reversal of a two-choice discrimination was found to be facilitated by prior exposure of the animals to the revers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external stimuli and magnitudes of reinforcement. These results were consistent with predictions from a stimulus or associative view of anticipatory processes based upon magnitude of reinforcement.     

走出价值相对主义

价值相对主义的理论失误和实践危害,使大多数价值哲学论者都力图克服之。新康德主义的形式先验主义的思路,舍勒的实质先验主义的思路,布伦坦诺的经验直觉主义的思路,培里的现代经验主义的思路,都是克服价值相对主义的不同尝试,都有其合理因素。但由于它们各自理论的缺陷,使之难以真正克服价值相对主义。我们认为,以实践为基点去理解价值的本质,应用唯物辩证的方法去说明价值的相对性与绝对性,才能走出价值相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