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韩愈的论辩艺术浅析

孟子与韩愈是在儒学发展史上有着特殊贡献的历史人物,孟子素有“亚圣”之称,他对孔子的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使儒学得以广泛传播。韩愈则是新儒学的中兴者。张清华先生在1993年4月20日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给韩愈以这样的评价:“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韩愈是复兴孔孟儒学传统的倡导者和奠基者,相当大程度上规范了唐以后中国文化的面貌,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形成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作为一代巨儒,孟子与韩愈不仅“道统”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其传授手段即论辩艺术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慈悲喜舍:让佛光温暖艾滋患者——“佛光之家”积极探索中国南传佛教界防艾治艾新模式

早在1999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佛教协会就组织西双版纳僧人参与艾滋病防治培训,积极探索宗教界关怀和帮助艾滋(AIDS)病人和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的公益新模式。近10年来,西双版纳州佛教协会以"佛光之家"[1]为平台,通过僧人讲授"五戒"[2]来规范信众行为以预防艾滋,讲授"四无量心"[3]让社会了解并接受AIDS病人和HIV感染者,讲授"四圣谛"[4]、"八正道"[5]、"十二因缘"[6]等佛法让其接受现实并消除对社会的报复心理,讲授禅修"四念处"来稳定其情绪,通过临终关怀让其远离死的恐惧。与此同时,     

浅谈石鼓文对中国画的影响

根据中国人"立象以尽意"的造物原则和华夏民族向来热爱和平的传统,《石鼓》最初刻立的意愿很可能是为了体现对"天下太平"的祈盼和向往。在这一大的文化关怀下,石鼓文的书法风格体现出古朴奇特、高健圆通、笔意浓厚、自然流畅的美学特色。唐代大文学家韩愈描述石鼓文字之美时形容:"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上千年石鼓文字的斑驳漫漶,使韩愈认为《石鼓》充满了岁月历史的魅力,的确,透过石鼓文其立体的线条感,其意境中渗透着历史的沧桑,有一种悲凉慷慨、砥砺弥坚、大气磅礴的壮硕之美,这种美和中国绘画古朴、生涩、苍老、厚朴的追求相通并高度一致。     

俗化与调和——历代笔记中僧尼感俗为子的因缘探析

<正>轮回,又作流转、轮转等,梵语音译为僧娑洛。谓众生无始以来,轮转于六道之生死,如车轮之转而无穷。《法华经·方便品》曰:"以诸欲因缘,坠堕三恶道。轮回六趣中,备受诸苦毒。"[1]《心地观经》卷三"报恩品"亦曰:"有情轮回生六道,犹如车轮无始终。"[2]自佛教传入中土以来,轮回说作为其基本理论,对中国古代宗教、哲学、文学等多方面皆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轮回说的影响下,历代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大     

禅宗圣地 江西宜春

正宜春以其泉水"夏冷冬暖,莹媚如春,饮之宜人"而得名。这里名胜众多,除温汤富硒温泉外,还有美丽的明月山与月亮文化、靖安的三爪仑、樟树的阁皂山、丰城的洪州窑、高安的元青花、铜鼓的"伟人福地"等,都是旅游的好地方。大文豪韩愈在唐代就写下了"莫以宜春远,江山多胜游"的诗句。与其他地方相比,江西宜春的自然和人文还多了一重宗教文化的底蕴,这就是禅宗。     

从伦理之道到本体之道——韩愈、二程道论与唐宋道学之发展

唐宋时期的儒学道论存在着由伦理之道向本体之道发展的趋势,这在韩愈、二程的道论上尤为明显。韩愈复兴儒学,建构的是以仁义为核心的伦理之道,具体表现在为政、为人等方面。韩愈以此为依据,从伦理道德入手批判了佛教;其"文以载道"以及"道统"论等思想,又阐述了伦理之道如何传承的问题。二程以"天理"为本体,"道"作为天理的表现形式,具有本体色彩;本体之道外化为具体的生生不息的自然之道以及仁义礼智信等伦理之道。二程还以本体之道为基础,批判了韩愈的人性论以及佛教之道,延续和发展了韩愈文以载道以及道统论思想,建构了以"格物"为核心的致知论和以"诚""敬"为核心的修养论。从韩愈的伦理之道到二程的本体之道,是儒学之道本体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儒学为迎接佛老本体论的挑战而做的自我调节。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校读记—— 兼谈《汤用彤全集》的编校经过

正汤用彤先生(1893-1964)既是接通华梵、道果圆满的佛学大师,也是学贯中西、熔铸古今的学界大儒,堪称享誉世界的文化巨擘。他的学术造诣以中国佛教史为最,其传世名著是《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该书由单篇论文肇始,进而以讲义形式补充,经廿年苦心孤诣,四易其稿而成。这部巨著使中国佛教史研究别开生面,至今,海内外学者仍共誉此书为"最有权威之作"[1],"中国佛教研究中最宝贵的研究成果"[2]。     

试论佛曲与梵呗的社会综合价值

《维摩诘所说经》云:"歌咏诵法言,以此为音乐。"[1]《金光明经玄义》云:"此娑婆国土,音声为佛事。"[2]《乐璎珞庄严方便品经》云:"若有众生乐向鼓、贝、箜篌、簧吹、箫、笛、歌舞音乐等乐,大德须菩提。我随如是诸众生等,所有悕望所求所乐一切给与。然后劝发无上道心。"[3]佛经典籍中有诸多关于音乐的描写,佛教对于音乐的重视不言而喻,实际上,原始佛教的主要传播手段便是口耳相传、口传心授。     

《观无量寿经》考(中)

<正>五、唐代《观经》之注释道绰的弟子善导(613-681),生于今山东省,随明胜出家,20岁受具足戒。《续高僧传》说其:抄写《阿弥陀经》数万卷,口诵阿弥陀佛号。对其与《观经》之初接触,《往生西方净土瑞应传》有其与"妙开律师共看观经"[55]之记述,回心净土教并拜访道绰。33岁之时,道绰入寂后前往长安,分别于终南山悟真寺、长安城内的光明寺、实际寺、     

脆弱性:科学技术伦理学的一项原则

保护脆弱者是儒家大同社会的一个特点.孔子说:在"大同"社会中,"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1].子路问孔子:"愿问子之志",孔子回答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2]孟武伯问孝,孔子说:"父母惟其疾之忧."[3]儒家对于脆弱者义务的承诺蕴含在儒家关于"仁"的概念之中.     

苦——解脱:古代印度宗教思想模式

民族生命的命脉就是内在于其中的文化生命。一个成熟的民族心灵,能够在她的文化生命历程中,通过观念的自抉、自觉地领悟、实现由诸观念互相交织、融合而成的"超感觉"价值,而转现为一民族中的"精神性的存有",或简称为"精神"[1]。考印度文化,以外来雅利安文明为主体,融合原住     

文化自信与中国美学研究

正在西方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存在着一种重要的文化与思想动力,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1582年,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中国,掀开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学西渐"的序幕。他把儒家学说与基督教义相联系,认为"儒家这一教派的最终目的和总的意图是国内的太平和秩序。他们也期待家庭的经济安全和个人的道德修养……完全符合良心的光明和基督教的真理"[1]。利玛窦的介绍使西方人看到     

诗书双灿禅慧独清——追忆诗人书家赵朴初先生

岁至清明谷雨,每每易生感时怀旧之情。自庚辰小满(2000年5月21日)赵朴初逝后,例常的春去夏来,因为缅怀朴老,更增添了不少"槐序复新,故人难旧"之思。朴老不仅是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研究佛学文化的学者,而且是蜚声海内外的诗书大家。尽管他生前从不以书家自居,但在当代中国书法史上,德高望重、     

追寻中华道统思想的历史轨迹——读蔡方鹿《中华道统思想发展史》

蔡方鹿教授的《中华道统思想发展史》 (四川人民出版社 2 0 0 3年版 )一书在中国大陆出版 ,无疑是一件嘉惠学林的好事。本人才识浅陋 ,对于被牟宗三称为“中国文化生命”的所谓“道统”问题本来没有多少发言权 ,这里不揣冒昧 ,简单谈谈拜读后的一点感受。在中国思想史上 ,首先对于道统问题加以关注的是唐代的韩愈。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一文认为“退之自述其道统传授渊源因由《孟子》卒章所启发 ,亦从新禅宗所自称者摹袭得来也”(《金明馆丛稿初编》 ,第 2 85页 )。其实 ,“道统论”的提出是一回事 ,而“道统”的客观存在又是另一回事。中华…     

帛书《要》篇"夫子老而好易"章新释

马王堆帛书<要>篇"夫子老而好易"章第十四行中间的缺文当补为"予樂[亓辤也,予何]尤於此乎",第十五行的"校"字当依<论语·泰伯>孔子语读为"绞",第十五行中同的缺文当补为"吾告女(汝)<易>之道:良[筮而善占],此百生(姓)之道[也,非]<易>也",第十六行中间的缺文当补为"[非文王]之自(作<易>,予何[知]亓事纣乎".     

韩愈文"气"多维论衡

在韩愈的作品中,"气"和以"气"构成的语词频频出现,可以说这些有关"气"的语词是他表情达意的关键词.从韩愈作品中所写"气"的内涵看,大体可分为自然物质之气、生命生理之气和人文精神之气三个维面,而人文精神之气蕴涵最为丰富,对此又可从哲学、道德人格、文学艺术等层面进行审视.在韩愈诸多"气"的表述和阐释中,"气盛言宜"说最具创新性.     

《论佛骨表》与韩愈排佛心态

在隋唐文化史上,韩愈可算是一位风骚独领的思想家。 韩愈(768—824),字退之,出身低微,自幼刻苦学儒,稍长尽通六经百家学,登进士第后,曾做过藩镇的幕僚,后仕学官、史官及刑、兵、吏等诸部侍郎。韩愈一生成就,一是他倡导古文运动,即用所谓三代两汉文体代替魏晋的骈文,从而使文体一变六朝以来的浮艳文风趋于辞意平实、文从字顺。经韩愈等人的奔走呼号,古文写作竟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后人对韩愈此功德称为“文     

浅谈徐文霨的佛教刻经活动

正清末国运衰微,民生凋敝,致使江南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可谓文化上一大变故,曾国藩对此曾讲:"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1]其直接结果就是导致各方面的衰退,佛教文化更是如此:太平天国过后,江南地区庙宇几近焚毁殆尽,     

从三衣到曲贵形制衍变的意涵

公元7世纪,印度佛教传入西藏,印度佛教的僧侣服饰"三衣"[1]也随之进入西藏,受西藏本土宗教与高寒气候环境的影响,三衣在藏地本土化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曲贵"[2]形制,这也应验了佛祖释迦牟尼所言:"传播佛法要适应当时当地的情况。"[3]曲贵在质地与服用要求上保留了印度法衣的特质,但在形制与穿着方式上进行了自身语义的表述。     

韩愈：豁达率真，造语精工

正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其文章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百代文宗"之名。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写作理念,对后人极具启发作用,其《师说》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