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教案与福建教案对明代天主教传教行动的影响

过往学界在论及明代南京教案和福建教案缘何发生时,都将原因归结为东西二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及其政治压力。虽然这两次教案有着极其相似的过程,但导致二者发生的原因却不尽相同。就南京教案来说,主因在于文化差异导致的集权政治的危机感,从而促使集权政治对影响日益扩大的天主教传教活动进行打压;福建教案发生的,根源在于耶稣会士本身传教策略的失误,而这一策略导致下层百姓与耶稣会士之间的疏离感,也造成了下层百姓对于耶稣会士的排斥。     

从"郊社之礼"看儒耶分歧

西方天主教初传中国,利玛窦奉行“补儒易佛”的策略。所谓“补儒”,就是要把儒学基督教化(本文所谓“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以及后来分化出的“新教”);所谓“易佛”,就是要排斥中国本土的佛、道等宗教。这一过程因天主教内部的“礼仪之争”而中断,遂给中西文化交流铸成历史的遗憾。“礼仪之争”不仅发生在天主教的不同传教会(耶稣会与多明我会、方济各会)之间,而且发生在利玛窦所在的耶稣会内部(利玛窦与龙华民之间);更可注意者,它在利玛窦本人的传教著作中也潜存着。“礼仪之争”实质上反映了中国儒家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分歧,这种分…     

试论艾儒略对福建民间信仰的态度及其影响

本文选取明末在福建长期活动的意大利籍耶稣会士艾儒略辟中国民间信仰的言论为研究个案,指出天主教与民间信仰的接触,反映了欧洲中世纪神学与中国民间通俗文化在基层社会冲突展开的一个侧面。艾儒略等耶稣会士的“辟邪”言论,客观上迎合了晚明以降东南正统知识界崇正黜邪、打击民间通俗文化的要求,对明末天主教在华传播及其后“礼仪之争”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     

什么是“利玛窦规矩”

正16世纪,天主教自唐、元两代之后,再度传入中国。自明中叶起,耶稣会、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传教士相继来到中国。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耶稣会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到达北京,他主张要适应中国国情,以天主教教义与儒家伦理观念相融合为传教策略。利玛窦自称"西儒",秉持儒家作风,引用儒家经典论证、诠释天主教教义,将天主教崇奉的"天主"(Deus)解释为儒家经     

画面意境的中国化转换 以晚明天主教版画《诵念珠规程》为例

<正>晚明时期的天主教版画已经开始了中国化的转换,《诵念珠规程》中的一些插图,不但从外在形式上,更从画面意境上进行了中国化的转换,反映了“从审美层面的中国化处理”,为天主教美术中国化提供了值得借鉴的例子。一晚明时期,天主教耶稣会会士来华,出版了一些天主教书籍,其中很多都有以西方铜版画为底本、用中国木版画形式翻刻的插图。     

醉心于中国文化的意大利传教士 杭州建汉学家马尔蒂诺(卫匡国)墓

新民晚报杭州讯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正为一个三百二十四年前逝世的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马尔蒂诺·马尔蒂尼修建杭州的坟墓。马尔蒂诺·马尔蒂尼(Martin Martini,一六○七年～一六六一年),早年醉心于中国文化,三十七岁时(1643)来中国后就不愿回去。他改名卫匡国,字济泰,居住杭州。在明、清之际生活在浙江兰溪、杭州、绍兴并曾在南京、福建进行过宗教和文史     

晚明南京兵变二题

明中后期,作为明陪都的南京先后发生了刘瑯、刘天绪的武装反叛和振武营、池河营兵变。刘瑯和刘天绪为首的两起反叛行动主要是为政治目的而争权谋反;而振武营和池河营兵变“争饷”则主要为了经济目的。晚明南京的这几起兵变是晚明社会矛盾的集中表现,最终明王朝也在声势浩大的民变浪潮中覆亡。     

入华耶稣会士的身份选择及其历史形象——以利玛窦为中心

以什么身份存在于一个异质文化社会是宗教史上一个基本但重要的问题。晚明时期,欧洲天主教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内陆,初期在争取在华长期居住权并在中国社会初步立足的过程中,其社会身份问题聚焦于利玛窦身上。具体而言,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在华传教士主要经历了由“僧”而“儒”的转变,兼具“僧”“儒”“宾”“臣”“使者”等几个主要历史形象。由“西僧”到“西儒”的身份选择与转变是教会组织的统一安排部署的在华耶稣会士的集体行为;耶稣会士初选“僧”的身份和其改“僧”为“儒”的根本原因是迎合中国文化的相关传统;利玛窦自称为僧而后辟佛,学儒而不尽为儒,一方面是因其来华的目的为传播天主教义,同时也是其选择和建设其在异质文化中社会身份的必然要求;教内外人士和中外学者对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开创的合儒路线的不同评价是宝贵的,利玛窦研究以及晚明入华耶稣会士相关问题的细化与深化研究必然在学术争鸣中不断得到推动,并不断层累其时代意义。     

晚明时期中西艺术融合的天主教美术 以《诵念珠规程》木版画插图为例

《诵念珠规程》中的木版画插图,通过中国传统的艺术手段对西方绘画进行了中国化的诠释,形成了极具代表性的中西艺术融合的天主教美术作品,而这种类似"翻译"一样的画面式样转变,也可谓是中西艺术交流的一个经典样本。一晚明时期,天主教耶稣会会士来华,并与中国士大夫阶层进行广泛接触,在此过程中,也逐渐传播西方的绘画艺术。     

巴黎耶稣会档案馆藏上海圣墓堂墓碑拓片考释

巴黎耶稣会档案馆藏有晚清上海圣墓堂天主教士墓碑拓片169种.圣墓堂墓地由明末来华耶稣会士潘国光建立.清初,潘国光、吴历等著名耶稣会士殁后都葬于此.雍乾禁教时期,该墓地同其他教会产业皆充公易主.1841年新耶稣会返华,天主教会在条约体制之下逐步收回包括墓地在内的多种教产,圣墓堂由此成为新耶稣会在上海的墓地.旧、新耶稣会在经过时空上的断裂之后在此得到连接.直至清末,墓地陆续葬入包括非耶稣会士在内的教士近二百人.文革时期,墓碑遭毁.将此批拓片与其他史料对比互观,善为考订,对于晚清江南地区天主教史的发掘和书写具有重要作用.     

关于明清天主教传播的几个问题——清廷百年禁教杂谈

一、传教目的,宗教政治因素难以区分 天主教在华传播,引起许多中国人的强烈抵制和反对。明万历年间,南京礼部侍郎沈漼上疏,总结了天主教的“罪状”:第一,修订历法,不合天道;第二,反对祭祖,破坏孝道;第三,以小恩小惠收买人心,且财源来路不明;第四,召聚信徒,结交士大夫,图谋危害国家。他的上疏,引发了中国天主教史的第一起教案——南京教案。清康熙初,杨光先上《请诛邪教状》,说传教士“依西洋新法”是“暗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指责天主教是邪教,由此引发“历狱”。沈、杨二人的言论,代表了反对天主教的主要观点。那么,早期传教士在华传播天主教,究竟有何目的呢?     

晚明党社与崇祯教案新探——以漳州地区为考察中心

明末艾儒略在福建传教活动遭遇了反教士人的激烈抨击,引发了晚明历史上著名的“崇祯教案”。这波反教(“辟邪”)浪潮由漳籍居士黄贞挑起,福建官员或闽籍士大夫施邦曜、颜茂猷、蒋德璟、周之夔等纷纷卷入其中,漳州地区成为当时的反教漩涡中心。反教士大夫高举维护儒家正统的大旗,对天主教思想学说进行了措辞严厉的口诛笔伐。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反教舆论的阵势背后,映射的是明末党社的纷争纠葛,这也是天主教在晚明社会传播所必须时刻面对和适应的现实际遇与历史处境。透过《破邪集》中不同人物的立场和思想言论,不仅可以看到中国士大夫对明末天主教在华传播的认识是多元化的,同时也传递着可以外来宗教传播这一视角重新审视晚明党社运动和政治生态的强烈信号。     

晚明来华耶稣会士的经济伦理及其对儒学的调适

当耶稣会士首次向中国读者传播天主教经济伦理时,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长期受到儒学传统熏染、并正在受到利益关系严重腐蚀着的晚明社会.耶稣会的"适应"策略指引他们走上了与中国传统思想相协调的道路,他们充分利用了先秦儒学与宋明理学之间的差异,巧妙地周旋于西学与中学当中,一方面继承了中世纪禁欲主义传统,主张"弃绝财货";另一方面则发挥了近代早期的人文主义精神,强调"物尽其用";在消费观上揉合中西,倡导中庸之道;并大胆传播天主教的爱德,呼吁"广施博济".耶稣会神父们的这些努力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是有一定意义的.     

简论明末清初道耶之争--以成都教案为中心

1644年天主教在川传播过程中发生了成都教案,是为明清天主教进入中国后与本土宗教道教唯一的一次正面冲突。这场教案并未留下太多的中文记载,但在传教士记录的西文文献中可以觅得踪迹。该文从早期入华传教士对道教的态度出发,并立足西文原始材料,详细阐述成都教案产生的过程、特点及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而分析道耶是如何在中国文化框架内进行宗教对话的。     

明末天主教对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文化渗入:以反对纳妾为例

明末天主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互动,同时表现在"文化植根"与"文化渗入"两方面,即中国本土文化对天主教来华的参与和贡献,同时,天主教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影响。本文以耶稣会士反对纳妾为例,呈现一些中国天主教徒如何因为委身于天主教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于耶稣会士而言,纳妾直接违背了"十诫"之"毋行邪淫"的诫命,而作为耶稣会士主要传教对象的士大夫阶层,纳妾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而且,它符合儒家注重孝悌的道德价值。二者之间的冲突与紧张,导致了诸多的论争,而且,象王徵这样的天主教徒,一生都在围绕纳妾的问题而历经痛苦的挣扎与考验,并以悲剧告终。这样的事例表明了天主教曾经对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发生重要影响,就是促使人们采纳一夫一妻制,并对中国传统的婚姻道德实践构成改变。     

连接中西文化 见证丝路交流 汤若望在西安北大核心CSSCI

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an Bell, 1592-1666）,字“道未”,德国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生活47年,历经明、清两个朝代,康熙朝封为“光禄大夫”,官至一品,是在中国宫职最高的传教士,是一位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天主教史和中国科技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     

天主教在山东传播史略

天主教和山东发生联系最早可追溯到元朝,《和德里东游录》记载,1322年和德里神父来到中国,从泉州登陆后经南京沿运河前往北京,曾经访问过位于运河边的临清。元朝灭亡后,天主教在山东几近绝迹。明朝时期,天主教与山东重续前缘,1576年山东成为耶稣会传教区域,属澳门教区。1598年利玛窦神父、郭居静神父沿运河北上,在济宁小住,又在临清系缆,然后进京,因未能见到明朝皇帝,只得雇     

江西天主教教区历史沿革考

据《江西省志·宗教志》、《南昌市志》等记载,元朝末年,曾有西方传教士到江西南昌传教。1585年,意大利耶稣会(S.J.)传教土罗明坚与阿尔麦达翻过大庾岭,自赣江而下来到南昌,并在此过了圣诞节,后经景德镇去浙江。这是天主教传入江西省的最早记载。一、天主教初传江西1595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自韶州(今韶关)北上,途经江西,准备前往明朝都城北京。同年5月,利玛窦到达南京后因种种原因既不能继     

历史文化名人信仰系列之四十三:张赓

他是明末耶稣会汉籍中的重要作者,是中国外国文学翻译的先驱者,先后与金尼阁、艾儒略合作翻译中文本伊索寓言《况义》（1625年）、中译第一首“英”诗《圣梦歌》（1637年）。他是福建儒学世家子弟,长期担任中下级官员、地方长官。他也是晚明中国比较重要的天主教徒,是福建地区最重要的开教者之一。在他的推动下,福建成了当时天主教传教的又一中心。他就是张赓。     

日本"南蛮时代"探析

"南蛮时代"指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是天主教风行日本和遭受残酷镇压的历史时期.在日耶稣会利用日本战国末期政治和社会文化的无序状态,通过适应传教策略,满足了不同阶级的不同需求,以廉价的成本,使耶稣会获得了数十万教徒的丰厚回报.然而,及至封建统一政权重新建立并开始整饬统治秩序时,天主教在政治和信仰伦理领域的"异端"成分凸显无遗,立时成为统治者整肃的对象."天主"在日本的寿终正寝,正是"事所必至、理有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