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社会分层的政治伦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基于天人关系,荀子从人的自然本性和社会性出发,对其社会分层的政治伦理思想作了哲学论证。以“礼”为核心和标准,荀子把社会分层划分为社会等级分层与社会职业分层两个层面。荀子把“礼”的功能———“群”与“分”,特别是等级差别之“分”作为社会分层的手段,以最终实现社会和谐有序的政治理想。这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化性起伪”何以可能——荀子工夫论探析

荀子所谓的“化性起伪”实是“以礼化心”.一方面,礼是贯通古今万物之大道,是人类社会价值之根本,能安化百姓,平治社会,使天下归于正理平治之“善”.另一方面,通过长期的师法教化,心能由“蔽”的状态转化为“大清明”的状态,而当心处于大清明状态时,心必能“知道”,“可道”,“守道”,最终“好道”,使人具备仁心善性之“德”.荀子“化性起伪”哲学的要旨就是强调理想的人格之形成并非一蹴而就,个体德性的养成要透过后天不舍须臾的师法积习而善化,在实现社会之正理平治的同时,完成个体之积善成德.     

荀子“礼”背后的合理性原则及其局限

在荀子看来,"道"是人发动行为时应依据的准则。但为何要依"道"来行动,而不应依"非道"来行动,其背后必有一根据,即有一原则,这一原则也就是决定道之所以为道的原则。由于"礼义"是作为"权"、"衡"之"道"的实质,这一原则也即是"礼"之所以为道的原则。这一原则在荀子那里只能是"合理性原则"。但荀子对"礼"的合理性进行的正面阐发只是其效用性,这就带来了两个理论上的问题:一是某些基于人类整体的、长远的利益这一视角而来的具体的"礼",必然会在某些情况下与个人当下的乃至长远的利益相冲突,导致其从效用性而言的礼的合理性原则无法落实为个人"心应可道(礼)"的决定原则;二是只从效用性上言"礼"的合理性,使得"礼"的道德涵义处于悬空状态,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礼"与"法"的界限。     

从荀子礼论看“礼教”的三个层次──试论“执礼”、“知礼”和“行礼”的教育内涵

在荀子看来,“礼”在本质上将“教育”作为其前提,“礼教”就是包括“执礼”、“知礼”和“行礼”的一种“礼”的内化过程。首先,“执礼”是指通过礼节遵守而培养欲望抑制能力和追求行为的精炼化的习惯养成活动,本质上需要对“礼”的原理的有合理性的理解。“知礼”就是指通过理解“礼”所蕴含着的内在原理而图谋人们的理解成长的智育活动,人们从此才能获得道德的判断能力,并且使自己的行为能超出被动的习惯行动。最后,“行礼”是“执礼”和“知礼”融为一体的“礼教”的理想境界,是指人的思考与行为都符合于“礼”的真正的人格化。实际上,如荀子的很多言论所如实地反映着,这种“礼教”的三个层次都成为先秦儒家礼教传统的不可缺少的特质。     

探寻“积”的伦理学意蕴——荀子论道德之“积”

道德上“积”的思想是荀子论“积”的核心环节,构成荀子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荀子伦理思想的一个鲜明特色.荀子道德上“积”的思想主要关乎人的道德品性、道德行为的积累形成,关乎个体道德人格的成长发展.“化性起伪”是道德之“积”的前提;“积善成德”是道德之“积”的主要内涵;注重学习、专心一志、实践行动和人文环境,是道德之“积”的主要方法.     

荀子“礼”论的审美意蕴

以往对于荀子美学思想的探讨多是从其“乐”论出发,而对于“礼”论中隐含的审美思想发掘不够。实际上,荀子的“礼”论中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审美意蕴。首先荀子将“礼”奠基在人的丰富感性基础之上,将生命本身的存在作为价值建构的原点,表现出对于生命存在的关注和尊重;其次荀子认为与“礼”相关的各种仪式活动,是以具体而物化的形式恰当地表现了人存在的各种生命情态,具有一定的审美效果,是对于人类生命情感的美化和装饰;最后“礼”的最终的目标和价值在于通过“行义之美”,构建一个“美善相乐”的理想世界,这个理想世界不仅具有伦理和谐的意味,还具有审美大化的韵味。荀子的“礼”论不仅在中国审美文化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论建设仍具有启发意义。     

荀子“道”与“人道”关系新探

先秦传统天命观统摄着祭天、祭祖基础上的人道———宗法礼制。荀子以天人相分的新命题,使传统天命观中的"天"裂变为统摄自然规律的"天道"和统摄社会规律的"人道"———礼、法,最终在更广阔的宇宙论层次上使"天道"与"人道"统摄于"道"之下。他把人与自然关系建立在天人相分的基础上,从而否定了天命,肯定了人的主体能动性。然而在荀子所谓的"人道"中并没确立社会个体的主体价值的平等性,而是被束缚于那个时代的宗法等级之下。由于荀子的儒家立场和圣人本位,致使他在为学的态度和旨归上把"道"最终统摄于人道———礼、法之下。荀子"道"的超越性与"人道"的保守性纠缠在了一起。     

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仁学”中道德理想主义的渊源及其演变的两种趋向

在孔子开创的“仁学”中始终贯串着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精神。它既是以理论形式概括了氏族社会人际关系的普遍本质,又是对西周以来的礼乐文化的损益和继承。这就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基本含义。“仁学”的这种思想渊源也决定了儒学的特征只能是“仁”与“礼”的矛盾统一。以“亲亲”为出发点、强调“推恩”与“泛爱”的“仁”,和以“尊尊”为首要、崇尚“贵贱有别”的“礼”之间的矛盾,只有靠道德理想主义中所强调的人本身的自我完善和人际关系的调整改善来统一。孟子以“心”释“仁”,使人、仁相通,促进道德主体化,主体道德化。荀子以“礼”释“仁”,使群体关系的调整有统一的规范标准,都是要解决“仁”与“礼”的矛盾统一问题。孟、荀的不同侧重也分别代表了“仁学”发展的两种基本趋向。     

荀子的政制设计与学派归属

以往学者判断荀子的学派归属,或基于其心性论,或基于其道德观;而单从心性论或者道德观,似不足以对荀子究竟是儒家还是法家做出评价。为此,本文引入政治体制的维度,从其政治思想与道德思想的内在关联出发,重新审视荀子的学派归属问题。本文认为,荀子号称"审周道"以建制,但它所建构的政治体制并非周制而是秦制。荀子考察秦国之后,对其治道赞赏有加,对其"无儒"深表遗憾,试图通过"治人"将儒家道德植入秦国的"治法"之上。但是,由于他的礼义过度政治化、外在化和形式化,导致荀学中的礼演变为与法相类似的强制性规范,从而使儒家道德发生异变,孔子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蜕变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可见,荀学中"治人"与"治法"的矛盾,是法家政制与儒家道德矛盾的外化,最后不是儒家的治人驯服了法家的治法,而是法家的治法扭曲了儒家的治人。因此,从道德和政治思想两方面来看,荀子很难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儒家,而是受儒家影响的法家即"儒法"。荀学的出现,适应了秦以后君主专制政治的需要,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君主专制模式的思想基础。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建立,必须超越荀学的"卡夫丁峡谷"。     

“教者必以正”浅议

孟子在《离娄》上篇提出了一个“教者必以正”的命题。我认为这个提法很正确也很重要。弄清这个问题,对我们教育工作者来说,是十分有益的。 古代教育家都很注重“教者必以正”。《学记》篇强调教者正才能正人,认为“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教者不正,是不可能对学生做好“长善、救失”教育工作的。荀子也认为教者正的作用是巨大的。他说:“礼,所以正身也;师,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荀子·修身》)在他看来,教师的道德品格,知识才能等“师法”是影响学生品德形成和一生行为非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易》象数及西方有关学说

本文从《易》象数的角度来解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与《通书》,认为这种象数的“二对生”的区别性特征是周氏学说的内在发动结构,由此而提出一些很不同于流行的“宇宙论加上伦理学”的解释模式的思路。在一些被长久争论的问题上,比如“太极与无极的关系”、“太极与两仪的关系”、“诚与太极的关系”、“中与太极和诚的关系”,都提出了新的看法。在这新的理解方式中,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就不止是程朱陆王的一个含糊的先导,而是融合了儒道释的思想精华,而又有着自己独特的思想原发力与中和的精微境界的划时代的哲理学说,其蕴义(比如超出理气二分的原本发生论)并未被后来的理学家们穷尽。本文最后将周敦颐的思想与西方的毕达哥拉斯及莱布尼兹的学说进行对比,一方面揭示“象数”在伟大的哲理传统中的关键作用,另一方面又表明中西两大传统之间存在的深刻差异在结构上的原因。     

论周敦颐《太极图说》的道家学脉关系——兼论濂溪的道家生活情趣

<正>一、前言周敦颐继承了隋唐五代以来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开阔学风。从他的人生历程来看,他既有儒家入仕传统的一面,也有由庄子所开启的文人传统的一面。①作为一位由士入仕的儒者,周敦颐支持范仲淹     

"理"能否活动? --李退溪对朱子理气论的诠释

李退溪是朝鲜性理学之巨擘,其学以朱子学为宗。他曾撰文严厉批评王阳明。在李退溪与奇高峰关于“四端七情”的辩论中,双方均援引朱子的文献作为论据,且自认为忠于朱子的观点。然究其实,李退溪对孟子“四端”说的诠释预设了一套与朱子性理学系统不同的义理架构,虽然合乎孟子的文本,但却脱离了朱子的基本立场。这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理”能否活动?在朱子的性理学中,理是气之所以然,只存有而不活动。本文根据相关文献证明：李退溪在诠释朱子的理气论时有意无意地赋予理一种活动性,而逸出了朱子性理学的架构。     

Modernization of Confucian ontology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The present paper compares three models of modernized Confucian Ontology. The philosophers under debate belong to the most important, well-known and influential theoreticians in moder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respectively. Through a contrastive analysis, the paper aims to critically introduce three alternative models of ontology, which have been developed from the Chinese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by the most well-known Taiwanese philosopher Mou Zongsan and by two most influential mainland Chinese theoreticians, Li Zehou and Chen Lai respectively. In this paper, I will analyze and critically introduce Li Zehou’s and Chen Lai’s respective critiques of Mou Zongsan’s basic assumptions that have been reflected in his methodological paradigms, while also exposing some major differences within their own lines of thought.     

孔子新诠——对《论语》作为一个哲学解释学文本的解读

Communicating with Confucius based on our own hermeneutical context, and reading the Analects as a text of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as an epochal thinker, the contribution of Confucius’ thought is that it initiated a humanistic moral ideal with cultural upbringing as its core. Based on this consciousness of humanistic moral ideal, Confucius thought and dealt positively with the human existential plight and social political problems that he faced during his own time, and his thought is more creative than conservative. Translated by Mi Li from Guanzi Xuekan 맜子学刊 (Guanzi Jouranl), 2006, (1): 69–74     

READING DUNS SCOTUS: FROM HISTORY TO PHILOSOPHY

One cannot insert Duns Scotus directly into contemporary debates of theology without first of all recalling and recounting his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metaphysics understood as a transcendental science. It is only then, and starting from philosophical arguments, that one will be able to engage thoughts about God—i.e., do "theology"—in such as way as not to betray God's transcendence.     

从“关系”的思维模式来探索朱熹宇宙本体论

本论文的目的在于运用“关系范畴”说明朱熹的宇宙本体论。近代以后对宋明理学的研究受到西方一些思想的影响 ,而以西方的思维模式来说明理学的范畴 ,最终丧失了理学本来所具有的哲学意义。因此 ,本论文要论证冯友兰先生所主张的“共相”和“殊相”不能说明朱熹理学的本来意义。本论文试图用“阴阳 ,动静关系”范畴来说明朱熹的宇宙本体论 ,说明阴阳两个体一方面保存自己的个体性 ,而另一方面也维持相生的整体性 ,并进一步说明个体必须以整体为依归 ,整体必须以个体为前提。     

浅论管子经济思想对《歧路灯》的影响

《歧路灯》中所表现出的既重视农业又鼓励工商业发展以及尊重农民与工商业者的经济思想与管子的相关经济思想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而正是管子经济思想中这种进步的方面,促使李绿园从实际出发,以朴素的唯物主义态度对熏陶自己很深的儒家思想作出了一定的反思,并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它的桎梏,其精神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这说明他的确不是一位腐儒,其思想中存在着某些进步的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