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伦理精神的现代价值之考量

先秦儒家伦理思想与道德原则体系呈现出三层结构的样态,是一个完整而严密的人文伦理价值体系。而贯穿其中的先秦儒家伦理精神可以概括为对"自我完善"及"兼善天下"的自由、平等、理性与完满的价值追求,具体包含七个方面的内容。其实质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也是自律价值与他律价值的统一。这种先秦儒家伦理精神对现代中国的伦理价值系统既具有补充与匡正的意义,又具有向现代伦理精神转化和创生的内在机制。     

先秦儒家"和为贵"的政治伦理追求

“和为贵”是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理念和本质特征。重视“人和”的社会管理思想．强调“民为邦本”的和谐社会基础,提倡“修己安人”的“和”政治伦理要求,构成了先秦儒家“和为贵”的政治伦理内涵。吸取其合理养分,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羞感伦理何以可能是自律的?

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已被谈论的"内在化羞感"以及在先秦儒家被重视的"羞恶之心",在根本上都并非本尼迪克特等人所谓的诉诸外部的习俗伦常的"外在化羞感",因而植基于这种"内在化羞感"之上的羞感伦理也不必被视为"他律的"。当代新儒家借助于批判性地吸收康德的自律伦理学,创造性地发展出一门儒家的自律伦理学,这大大扩展了羞感伦理学的问题:不仅须讨论羞之体验,亦须关注能羞之在。这一交互人格性的"能羞之在"并非康德意义上的"无个性"的理性主体,而是在其自身之内融贯有"内在化他者",因而是具体而真实的。自律的羞感伦理的核心意义就在于,能羞之在服从其自身立的法,这一服从的动力亦在此能羞之在自身。     

先秦儒家礼制伦理及其现代价值

面对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先秦儒家传承周礼并加以改良和创新,对"礼"作出了新的解释,将人性作为礼制的合法性基础,形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重的礼制伦理。"援仁入礼"、"为政以德"、和"隆礼重法"是先秦礼制伦理的三方面特征。先秦儒家礼制伦理中蕴含的权利与责任相统一、亲民政治伦理和法律的内在道德性等思想,对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职业分层·伦理分殊·秩序构建——论先秦儒家“四民”说的政治伦理意蕴

先秦儒家所谓四民即士、农、工、商之职业分工,四者之间的序列层次表征了一种以等级为特征的政治秩序模式。先秦儒家以四民职分之等级分殊作为这种秩序模式的内在价值支撑,这就使四民说具有了浓重的政治伦理意蕴。四民之伦理分殊中隐含了一条共同的伦理义务:尽分守职,对这一伦理义务的认同与遵奉不但可以使四民之伦理殊分殊得以强化,更可进一步对政治秩序构建达成支持。     

早期儒家和古代犹太教慈善思想之比较

早期儒家和古代犹太教都具有丰富而悠久的慈善思想,两种文明的慈善思想都"劝人向善"并"助人施善",主张周济穷苦、关爱贫弱。早期儒家慈善思想以"仁"为核心,以"恻隐之心"为驱动;古代犹太教的慈善思想则以"公义"为核心,以对上帝的信仰为动力,靠宗教诫命来维系。二者之间的差异标识出两种文明的特殊性:儒家是一种世俗伦理体系,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慈善是君子风范的理想追求;而犹太教作为典型的"一神信仰",强调的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慈善是信仰对人类生活的约束。     

超越义务:儒家责任伦理辨析

受到西方法制文化的影响,人们习惯于讲道德义务,并将儒家伦理称为义务伦理。义务要么是由社会地位所决定的职责,要么源自于为了权利而签订的契约,二者都决定了义务带有一种被动的承受性。儒家伦理反对一味讲利益,因而不太关心权利,也就不可能重视由权利所派生的义务。虽然儒家讲角色功能,讲职责,但儒家更加重视内在的道德感受,重视内在的自觉自愿,因而没有固步自封于角色义务。与义务论相比,儒家伦理更加强调突破自我的权利限制,走出自我,迈向他人,从而积极主动地为他人承担责任。因而,儒家伦理不是义务伦理,而是责任伦理。     

儒家伦理的角色化之误

安乐哲提出"儒家角色伦理"范畴,是对儒家伦理的一种误读。角色伦理强调人在社会整体中的地位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义务,因此,它是一种消极的义务伦理。儒家伦理则经常突破人的社会地位和礼仪规范的限制,自愿地承担为他者的责任,因而是一种积极的责任伦理。安乐哲误读产生的根源则在于他没有真正把握住儒家伦理学中内在于生命的仁心,而在人生外部寻找儒家伦理的根源。     

论孔子仁学的实践特性

孔门"问仁"关注的不是"仁"的普遍定义,而是"仁"的表现及实践方法问题。这一点与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追求事物普遍定义的特点形成鲜明对比。轴心时期,中西方哲学突破的不同方式造成了这一根本差别: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突破更多采取了破旧立新的方式,而中国哲学的突破则采取了温和、渐进、连续的方式。受此影响,古希腊哲学家倾向于用理性怀疑传统,进而追求世界的本原和事物的普遍定义,以期重建伦理规范和价值原则,而中国哲学家则认为传统的伦理规范与价值原则总体而言仍具有自明性与有效性,因此他们更加关注如何将它们在现实中实践出来。这一点不同决定了西方哲学更加注重思辨,而中国哲学更加重视实践。     

浅论先秦儒家的善与不善概念——兼析孟荀的人性善恶之辩

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常以善与不善为相对的伦理范畴.孟子以善为主导而引出不善,故强调知心尽性、存心养性.美与恶作为相对概念另有含义,涉及伦理道德时,则显示程度上的特质.其间深意,于今仍有启示.     

论忠诚之为政治伦理美德

"忠诚"是政治伦理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中国儒家的忠诚观构成了儒家道德理想主义落实到社会政治生活实际的观念构架。在现代政治语境中,忠诚理论必须归复孔孟的人际对等性与政治对应性的内涵。以这一内涵为基础,便可以明确当代政治实践中的行政个体与民众、上级、良知等具体忠诚对象之间的关系定位。政府的权力源于民众权利的让渡,因而,忠诚于人民是无条件的绝对命令,忠诚于上级则是有条件的理性服从,忠诚于道德良知则是忠诚能否实现、行政个体是否具备政治伦理美德的重要的衡量尺度。     

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

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的市场经济发展,客观上表明了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存在着内在的相关性.这一内在的相关性主要是什么,学者们的见解见仁见智.有些学者从否定的角度探讨了儒家伦理对于市场经济的消极作用,例如"君子无所争"、"和为贵"与市场经济竞争意识的相互矛盾;有些学者则从肯定的角度探讨了儒家伦理对于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例如"节用爱人"、"言而有信"与市场经济秩序的相互和谐.这些探讨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儒家伦理的具体内容(范畴和命题)与市场经济确实存在着相互关联;但也有局限,因为它们总是纠缠于对立命题的争论,并且也难以体现出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的"特有"关联(例如儒家伦理重视"诚信",新教伦理同样重视"信用").因此,从新的角度探讨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的内在相关性就非常必要.本文试图超越儒家伦理的具体内容,立足于整体结构,从其内在张力出发,阐述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的相互关系.     

“人为天生”:康有为大同思想的根基

大同思想的来源和基础是康有为思想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文认为,为了追寻理想的文明形态,康有为发掘出儒家传统的"人为天生"说和天人维度,作为构建大同文明的根本原则。他将天人维度中的价值原则发挥至极,消解了人类生活的伦理政治维度,构建起独立、平等、君子的大同世界。"人为天生"学说是理解三世说与《大同书》的关键。     

“内在主义要求”中的两种内在性 ——威廉斯与考斯嘉之内在理由论比较

在围绕"内在理由"问题的争论中,威廉斯与考斯嘉都承诺了一种理由的"内在主义要求"。相比于理论形式上的相似,他们之间的区别更能体现出其各自所具有的深层伦理承诺。可以认为这种区别源于对作为理由承载者的"自我"的不同理解,即立足于人的纯粹理性能力还是立足于个体的经验性心理现实,而这种区别最终则可能源于他们对伦理学研究进路的不同设想。     

儒家的道德人格是自律的吗?──一种比较分析的视角

"自律"概念的渊源可以追溯至古希腊,自从它被延用到道德领域以来,已经成为西方伦理学(尤其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儒家伦理学以重视人的社会属性和道德人格的塑造著称,那么它所讲的道德人格是否具有"自律"这一向度呢?文章结合近年来国际汉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并联系先秦儒家的经典原著及儒家伦理学诞生其中的历史背景而给予这一问题以否定的回答。作者认为,儒家伦理学所讲的道德人格虽然强调主体的独立选择,但该"独立选择"不是西方伦理学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自律。在探讨其所以然的过程中,作者想带出中西方伦理学的根本差别之所在。     

"智者不惑"的道德意涵

"智者不惑"是先秦儒家尊崇的君子三大德行之一."智者"之所以"不惑",并非仅仅因为具备认识论意义上的认知能力而能知物识理,而是更多地指具备人事活动领域的道德理性而能明善祛恶,它主要体现为:明是非、辨善恶,贵知己、善识人,知当务、识时势.正因为对明善祛恶之智的强调,促使儒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成人之教",而有异于西方的"爱智之学"."智者不惑"蕴含的人文内涵有助于纠正现代社会过于倚重科技理性之风,是以真善美为底色、崇尚人的全面发展之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     

不同历史境遇下的中西和谐美学话语——儒家的“中和美”与古希腊的“和谐美”比较

“中和美”与“和谐美”是先秦儒家哲人与古希腊先贤在各自不同的历史境遇中,针对自身所面临的问题而分别独立建构的美学话语体系。把外在的宇宙精神与内在的个体修养融合在一起,使外界的宇宙之“和”立基于人类本性内部,从而把“美”的追求与“善”的设定统一起来,这是儒家“中和美”的独特品性;古希腊先贤则从个性的独立发展,个体欲望的满足出发,把数学和形式逻辑作为其和谐美学理论的基石,使审美与认识相结合,把古希腊的和谐美学同客观自然之“真”统一起来,形成了西方美学的科学理性传统。     

论先秦儒家思想中的权

先秦儒家思想中的"权",其理论旨趣在于探讨主体在伦理、政治活动中的自由及其实现方式。就"权"的内涵而言,乃是主体对社会规范的变通甚至违背,其依据在于道,道的开放性使"权"成为可能。就"权"的目标而言,先秦儒家主张"时中";就"权"的方式而言,先秦儒家主张"时行"。"权"作为价值创造活动中的自由,是通过人格境界提升的途径来实现的。对先秦儒家思想中的"权"进行辨析厘定,有助于我们把握儒家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环节,也有助于我们从儒家传统伦理思想中汲取智慧,为我们构建现代伦理学、政治哲学思想体系积聚传统文化资源。值得注意的是,先秦儒家把行权当否的标准内在化,又有可能导致规范意识的缺失。     

先秦儒家“法先王”的伦理之维

一段时间以来,受救亡运动、疑古风潮和极端阶级分析法的影响,先秦儒家的“法先王”思想屡遭抨击和批判,其实质被保守、虚妄、反动的表象所遮蔽,其价值被“厚古薄今”的思维定式所消解。从伦理向度看,“法先王”是先秦儒家以“立德”“弘道”为基本价值取向对先王之德、先王之道的形塑与倡扬,是阐旧邦以开新命的政治智慧。先秦儒家以“可施于礼义”的伦理标准,萃取和凝练了“五经”中的王道思想;从伦理维度进行理论开新,奠定了王道政治的坚实根基;用中庸之道为王道政治理想的实现提供了方法论。先秦儒家“法先王”思想既具有强烈的批判功能,又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它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和王道政治范式,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灵魂。     

荀子乐论与儒家乐论传统

乐论是古代典籍中关于乐的论述,这种论述包含着关于文化艺术的理论视角和价值立场,以及关于政治、道德伦理与艺术文化之关系的探讨。以荀子乐论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乐论旨在通过主体的艺术化生存在工具与价值、感性与理性之间建立一种平衡关系。乐之和张扬着乐之独特价值的同时与主体心性修养、政治和谐密切相关。儒家乐论传统在经历了汉代天人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