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正义论——对现代社会正义逻辑的反思

民生正义的现代发生始于贫困成为社会普遍问题而进入政治法权与社会治理领域,民生从"前政治"纯粹经济问题转变为政治正义问题。这样,民生的"正义性"从社会、国家、民众的自然需要转变为政治需要,民生正义的基础也从自我所有权转变为公民的社会应得。民生正义源于市民社会但不能局限于经济领域,民生福利的私人化、利益化成为社会正义问题的症结。民生正义的"再政治化"并非意味着分配正义的否弃,民生正义要终结的是以个体化需要为基础的分配,分配正义要回溯到生产劳动的正义以及共同性需要(共享)基础之上。     

“差别原则”与优先主义——在罗尔斯与帕菲特之间

当代政治哲学研究者德里克·帕菲特提出了分配正义的优先主义原则:在分配的问题上应该优先考虑社会中那些最穷困的人。帕菲特认为,相比于罗尔斯正义理论中所提出的平等原则,优先原则是更优的分配正义原则。因为,平等原则可能会遭遇"拉平反驳"和"分割的世界"这两个理论困境。帕菲特的优先原则与罗尔斯的平等原则之间的理论分歧是深刻而长远的,其根源在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与功利主义之间的根本分歧。     

充分的分配正义何以实现

完善的分配正义应该是充分的分配正义,它包含了以经济标准来进行分配的经济的分配正义和以社会标准来进行分配的社会的分配正义。充分的分配正义包含的两种分配标准及其相应的两种分配正义之间存在着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内在冲突,这种内在冲突不仅进一步证明了完善的分配正义只能是把"做蛋糕"和"分蛋糕"有机结合起来的充分的分配正义,也给充分的分配正义的实现设置了巨大的困难。我们认为,把伦理学和经济学结合起来,采用一种建立在"历史原则"之上的动态的"伦理妥协"的方式应该是实现充分的分配正义的有效路径。     

分配正义的两个抽象原则

分配正义蕴含着两个不同的原则:回馈正义与平等正义。回馈正义以个人的付出与回报相关联为基础,平等正义以忽略个人的付出而仅满足其基本需要为基础。从回馈正义角度来看,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激进批判理论的批判、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不是针对其抽象的原则,而是论证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抽象的原则走向其自身的反面;从平等正义角度来看,马克思在晚年讨论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改变,应该由回馈正义向平等正义过渡。然而,现实的情况更加复杂,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从现实层面彰显了诸多需要从理论上给予解答的问题。笔者尝试从抽象理论与现实践履层面讨论这两个原则在不同经济关系中呈现的不同问题,并藉此论证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重新解读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一种女性主义视角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是否如他想象的那样具有广泛的包容性?是否真正包含女性的基本权利与要求?在女性主义视野中,答案是否定的.由于他的正义论建立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离的基础上,其正义原则只关注"社会基本结构",忽视"私人领域"中的家庭正义,致使两个正义原则存在着"性别缺失"与父权主义特征.女性主义从一个新的角度反思其正义观,进而修正两个正义原则,以表达女性主义的正义诉求.     

财富共享的社会共构基础试析

社会共构就是人们共同组成、构建人类社会。许多伦理学家把共构作为社会财富共享的一个基础,这其实是需要认真分析的。从现代应得理论的精神本质而言,贡献是应得的基石。但是,共构社会的贡献与生产产品的贡献是两种不同的贡献,它们也就分别对应着两种不同的分配,遵循着两个不同的分配正义原则——同一性正义原则与差异性正义原则,故而建构社会的贡献是不能成为分配劳动产品的主要直接依据的。同时,由于正义是人的正义,因此两正义原则通过人这个差异与同一的统一体而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所以,强调贡献与收入相对应的差异性经济分配中,也可以有一个基本生活需要品的平等提供之维。     

论康德正义论的两个层次

康德实践哲学中包含着一个比较独特的"正义论",即一个由人类的正义和上帝的正义两个层级构成的完整体系.康德正义论的两个核心要素是分配的正义和惩罚的正义,它们贯穿于人类的正义与上帝的正义这两个层级中.分配正义的原则是合法性,惩罚正义的原则是平等性.上帝的正义和人类的正义之间虽然存在着原型与摹本的关系,但我们对这种关系的理解不能立足于传统神学,而是必须立足于康德的先验哲学:一方面,上帝的正义可为人类的正义提供一种绝对神圣性的保障;另一方面,这种神圣性只具有主观的、实践的实在性.康德的正义论对于康德道德哲学具有重要意义,即在正义的驱使下,道德法则从"应当"走向现实.     

从罗尔斯到弗雷泽的正义理论的发展逻辑

当代正义理论有一条基本的发展路径,即从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经哈贝马斯的话语正义理论再到弗雷泽的三维正义理论。而这条路径发展和演变的基本逻辑就是:在"什么的正义"问题上,从追求普遍公平的实质正义向追求参与平等的程序正义转变;在"谁的正义"问题上,从追求统一价值目标而采取统一行动的代理人、共同体成员或国家公民向追求多样化价值目标而进行话语交往的多元共同体、公众或个体转变;在"如何正义"问题上,从以经济再分配为根本向以经济再分配、文化承认与政治建构并重转变。在正义理论的这一发展过程中,民主对于正义的构成作用日益凸显,并成为正义制度合法性的基础。     

现实与超越: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辩证结构

<正>义的现实性与超越性是马克思正义观念的两个不同位阶,后者是一个既批判又涵盖前者的概念,二者既是逻辑相连的又是历史连续的,共同构成了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辩证结构。现实性正义与超越性正义分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占主流地位的正义形态,只有当历史发展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时,才可能从现实性正义过渡到超越性正义。现实性正义内蕴着两个性质截然相反的形态:交换领域的形式性正义和生产领域的实质性非正义;超越性正义内蕴着两个历史相续的正义原则,即贡献原则和需要原则。马克思正义理论的确立离不开作为世界观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为思考正义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原则,即历史原则。     

当代全球分配正义的理论论辩

全球分配正义理论是政治哲学中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全球分配正义理论的核心关注点是人们生活中所产生的利益或负担在全球范围内的分配问题,因此,它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有权利获得什么,以及谁实际上应该为我们提供那些我们有权获得的东西。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全球分配正义理论论辩的基本框架,即两种区分、四种理论:关系主义和非关系主义理论、平等主义和底限主义理论。关系主义理论试图通过指出"这个世界的某种特征和状况"这样的事实来为全球分配正义的存在提供理由,而非关系主义理论则用强调"人人具有平等的道德地位"这一事实来为正义必须跨越国界提供辩护。底限主义者认为全球分配正义的关注点应该仅仅聚焦到人的基本需要和对严重贫困的缓解上,平等主义者则强调,即使我们缓解了贫困和满足了基本需要,分配正义仍然有正义的理由去反对已有的全球不平等。文章最后分析了底限主义与平等主义从国家责任、平等的公制、民族身份、国家强制等方面就"正义"是否应该跨越国界所展开的论辩。     

当代西方正义理论

当代西方正义理论顾速在当代西方，正义理论始终是一个核心问题。二次大战后，西方社会在经济与社会发展。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建立福利国家、维护法律秩序等各个方面，都涉及到确立怎样的正义原则的问题，从而引起了政治哲学家认真、反复的讨论。虽然他们所提出的理论不...     

地利共享的正义逻辑与制度安排

分配正义是一个社会历史性概念,而土地红利分配则是当代中国现实的分配正义课题。从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观出发,我国土地制度基础之上的土地增值分配只能遵循地利共享的原则。作为基础性生存资源,土地及其增值关乎人的自由与发展权益,有着财产权之外的逻辑,能否实现土地红利正义分配,关涉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中的制度正义乃至发展正义等深层次问题。地利共享仰赖具体的制度设计与安排。坚持土地公有,构建权责统一、程序正义的分配过程与制度体系,完善"颗粒归仓"的土地财政与支出体系,形成土地红利反哺的"补偿正义"制度,对于实现地利共享的正义价值具有重要的制度保障意义。     

财富共享的正义基础

财富共享可从财富的共同享有享用和公平享有享用两方面去理解。共同享有 享用,是指由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社会财富应为大家共享,而不能仅为少数人享有享用 。在现代个体化发展不断凸显、人们的权利—责任意识不断清晰的社会背景下,财富共享必 具体化为财富分享,即按照社会正义原则来分配财富。分配正义是财富共享的正义基础和基 本原则,这一基本原则包括差异性正义原则和同一性正义原则。差异性正义原则是按照被认 可的“差别”进行分配之原则,同一性正义原则是按照被认可的“同一”进行分配之原则。 财富共享是两种分配正义原则的协同统一,现实地表现为一次分配与二次分配的统一。     

卫生资源配置中的公平正义——罗尔斯正义论的启示

将罗尔斯的政治哲学研究引入卫生经济学领域,通过对卫生资源配置的公平正义分析,为卫生经济学注入新的研究视角。在方法论上实现政治哲学与卫生经济学的交叉,结合罗尔斯的正义理论,阐述基本卫生保健的正义性;进而阐释正义的两个原则在卫生经济学中的运用,并对"政府"与"市场"两种配置卫生资源方式进行政治哲学解析;最后探讨的是公平正义理念对当前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作用,寄希望于将程序、结果的公平正义引入当前我国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为改革寻找基于基本的健康权共识性的重叠意识。     

正义、权力与辩护——莱纳·弗斯特正义理论核心问题研究

传统正义观认为,分配正义是以物品分配与接受为导向的,弗斯特在批判传统正义观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关系与结构为导向的正义"图像"。依据这种正义图像,分配中具有本体性、主体间性、话语性和中立性特征的权力成了正义的首要问题;作为个体基本权利的辩护权利及以互惠性与普遍性为标准的辩护原则构成了弗斯特正义观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弗斯特认为正义是建立在基本正义基础上尽可能实现最大正义的一种"一元化"与"多元化"相结合的结构。这代表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动向。     

对西方政治经济学分配正义逻辑的批判

对分配正义的探讨要有政治经济学的视野,西方政治经济学探讨分配正义并不像以往一样局限于政治和社会的目的,而是把分配正义纳入经济学的探讨中。古典政治经济学分配正义理论的要义在于:一方面,立足于从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来论及分配正义问题,把分配作为再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来看待;另一方面,从要素的贡献角度来确立分配公正的标准,从而使"按应得分配"成为最基本的分配原则。这些基本思想是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的重要来源。但是马克思的分配正义理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有显著的区别:一是虽然从生产过程出发来谈分配问题,但主要从生产决定分配、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的立场来讨论分配的定位问题;二是虽然同意"按要素的贡献分配",但是认为要素在各个社会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要素的地位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三是虽然古典政治经济学也谈分配中的阶级利益因素对分配正义的影响,但总是把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方式视为分配正义的基础。马克思则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来解决分配正义的前提问题。通过研究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分配正义思想以及马克思对西方政治经济学分配正义逻辑的批判,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的实质,拓宽分配正义研究的视野。     

“仁爱”与“正义”:和解及其可能

利他的"仁爱"中可有己、利、私,维护权利的"正义"中亦可有"仁爱"。"正义"与"仁爱"有两种和解方式:化主观"仁爱"为客观制度"正义","正义"与"仁爱"各在其所、互补共生。"仁爱"系个人美德,温润私人领域,"正义"系社会制度美德,维系社会政治秩序。"正义"为"仁爱"提供背景性框架,有"仁爱"美德者在公共政治生活领域维护"正义"秩序及其持续再生产。     

论当代平等理论的三大特征

当代平等理论以1971年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为发端。在罗尔斯看来,正义总是意味着某种平等。《正义论》两个正义原则的核心是差别原则,引发学术界争论最大和回应最多的也是这条原则。差别原则反映出罗尔斯对待平等的态度是偏爱最少受惠者的,这标志着"何谓正义之平等"问题重归理论视野并占据了当代政治哲学分析的核心。本文设计了当代平等理论的四要素分析框架,围绕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以四要素分析框架为切入路径,对当代平等理论代表人物与作品的核心主张、论证特征、批判关系、对平等实践的影响等,进行了考察分析,总结了当代平等理论的三大特征及所面临的挑战。     

效用主义与分配正义

效用主义的分配模式是对正义的重大挑战。首先,效用主义的效用原则有两个版本,但是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它们存在着不一致,而且在分配过程中这两个版本都会导致某些无法接受的分配结果。其次,即便做出某些修正,效用主义的分配方式也往往会遗漏分配正义中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价值——平等。最后,效用主义的分配方式无法真正实现分配正义,因为在分配正义中,效用并非总是一种压倒性的因素。     

论分配正义的“场域”——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一个有限辩护

在当代政治哲学的讨论中,新近的一个争论焦点是分配正义的"场域"问题,即分配正义的评价对象是什么。罗尔斯指出,分配正义的评价对象是社会的基本制度。罗尔斯的这一论断遭到柯亨和墨菲等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分配正义的评价对象不仅包括社会基本制度,还应包括非强制性的社会结构(如家庭和市场)、个人行为意向和行为选择、社会风尚等。针对这一问题所展开的批评与辩护关系,彰显了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左翼自由主义同以柯亨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厘清这一问题对于理解当代的分配正义理论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