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刑事件中孔子德法互济思想观略

在德治与法治的关系上,孔子提供了一种"德法互济"的思想。以法刑事件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或许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此种思想的意涵。在孔子那里,"杀"与"礼"的矛盾仅仅是一种表象,基于"礼"所指向的政治秩序构建这一目标,二者获得了内在的统一性。孔子不但注意到了任刑对于德教的反向推助作用,同时亦以德教之于任刑的先在性作为必要条件。孔子对听讼者的德行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并通过自身的司法实践证说了其社会价值。通过上述三个维度,孔子试图在社会正义与民众幸福之间取得某种平衡,以此构建一幅道德生活的理想图景。此种"德法互济"思想既没有偏离"德主刑辅"的基调,亦没有视法治为一种绝对的消极手段。在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现代社会,孔子的此种思考或许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贡献新的治国智慧。     

道德制度化建设路径探微——基于孔子对“礼”的实用主义建构

春秋末期,孔子传承周的礼治"方式",创立了德为先导、礼为核心、刑为后盾的德治路径,用礼填补了德与刑二元对垒之下的真空地带,通过制度性的礼来保证道德精神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孔子在履任中都刑职时,实证了这种方式的可行性与正确性。这一道德建设路径实现了道德的虚功实做,有效地突破了道德建设乏力的窘境,一直为后世所推崇和传承,更应该为我们今天所借鉴——通过制度方式(不是德也不是法)把个人品行与个人的前途和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借以强化道德的约束作用。     

儒家德刑观论析

在道德与法律、德治与刑罚的关系问题上,儒家从其仁爱的思想原则出发,主张为政以德,强调社会管理者自身的道德修养;主张德刑兼治、德主刑辅,重德治、轻刑政;主张宽猛相济,先教后刑;主张富而后教,强调社会道德教化,重视道德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作用。儒家的德刑观在中国社会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仍然可以为我们的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提供许多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荀子隆礼重法的政治思想是对儒家德治思想的创新发展

荀子"化性起伪"."隆礼重法"的政治思想是建立在他的性恶的人性论基石上的。以礼为本、德法并举、德主刑辅、礼义教化与法律强制相辅相成,是他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其对儒家德治思想的创新发展。剔除其封建糟粕,它对我们今天建设和谐小康社会仍可提供有益的启示。     

荀子"刑、德"思想探析

荀子“刑”、“德”思想自有其独特的学术品格,但溯其源流,大抵远绍周公“明德慎罚”思想,近承孔子“为政以德”、“先教后诛”思想,下启董仲舒“德主刑辅”思想,诸多思想与表述甚至直接袭用《尚书》等书、引证孔子等语录事迹,在先秦儒家刑德思想发展系统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中国古代德治与法治浅探

中国古代基本上实行的是“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而这一治国方略经历了一个从“为政以德”到“任法而治”,再到“德主刑辅”、德刑并举的发展演变过程。     

文化承续与义理重构中的先秦儒家礼让观

先秦儒家传承春秋尚让传统并推陈出新:从礼治秩序的构建、社会理想的追寻、安身处世的需要阐释礼让的功能;通过揭示让仪的内涵、重塑让礼之要义、协调德制的张力,力图使让之礼仪重新焕发生机;转而关注让的根源、施教促让的方式与君子修养让德的方法来夯实根基,同时还通过惠民富民并彰明礼法、躬行表率以感召行让、德礼为先与政刑为辅等治道手段而期望民间兴让。"教学相长、修养让德→彰明礼义、躬行礼让→和乐安治、无讼俗美",构成了儒家君子的共同认知。"养民教民、德主刑辅→民众躬行礼让→和乐无讼"的治民思路具有强烈的儒家特色。     

《黄老帛书》之刑德关系诸说辨

关于《黄老帛书》刑与德的关系,学界大体有三种观点：一是德彰刑隐说,二是德主刑辅说,三是重德轻刑说。这三种看法均值得商榷。帛书刑德关系是以四时、阴阳为理据的。与四时相关联,刑德分布具有“晦、微”和“明、章（彰）”的特性,相应的,刑德在被施用的过程中也应展现出各自的特性;与阴阳相关联,帛书规定刑德具有不可或缺的整体性。尽管,相应于四时、二者的施用有先后之分,但并不能导出主辅之别。若按阴阳关系的一般原则（包括帛书的阴阳法则在内）,属阳的德本应对属阴的刑起着支配、主导的作用,但帛书于刑德关系的论述中未完全遵守这一法则,显示出其理论体系的矛盾性,谓帛书主张德主刑辅有挪移董仲舒之说的嫌疑。而称帛书重德而轻刑,同样也有此倾向。     

治官而非治民:孔子德治思想的核心诉求与当代价值

孔子的德治思想体大思精,但其基本立足点和重心,不在于"治民"而在于"治官",可以说,有德者之治和有道德之治是孔子德治思想的核心诉求。孔子的德治思想首先强调的是有德者之治,总是把"为政之德"放在最优先、最重要的位置上,作为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加以考量。孔子所主张的有道德之治涵盖了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其中最核心的是以下四大要义:一是珍惜人的生命,尊重而不是肆意剥夺人的生存权;二是减轻赋税,让民众过上相对富足和殷实的生活;三是任人唯贤,形成贤者进不肖者退的局面;四是重视教化,提高民众的道德礼义素养。孔子德治思想中具有超时空、普适性的真知灼见及价值取向在当代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先秦法律观念的德治特色

德治观念是中国早期国家的主要观念,浸染于其中的法律观念也带上了浓郁的德治特色,先教后刑、“刑期于无刑”、“以伐辅德”均是这一特色的体现。此外,伦理观念与法律的结合及对德、刑的灵活运用,也是先秦法律观念的重要特点,而这一特色最终也影响了民族性格的形成。     

略论董仲舒的"以德为国"思想

在汉代,如果说,汉武帝时期确立的"德主刑辅"是一种积极的统治政策的话,那么,董仲舒的"以德为国"(<春秋繁露·立元神>)则从治国理念上对这种统治政策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支持.本文认为,"以德为国"的德治思想既是代黄老之学而兴的一种积极的治国理念,同时也是对武帝时期刑法酷烈在理论上的补偏救弊,其实质和落脚点在于以德正君.     

《周易程氏传》礼法思想简论

《周易程氏传》礼法思想的核心是以天理与人性重构正统法律思想的理论基础。二程继承了先秦以来以礼治国的思想,并把"礼"由有形的天地作为其直观依据提升为把至高至善的"天理"作为"礼"的终极依据,使"礼"具有了终极意义上的本体论意义。同时程颐也非常重视法的作用,但程颐重"刑"重"法",为刑重新定位,重点讲的是刑罚对维护天理五常、伦理礼法所起的作用。在德礼和政刑之间,德礼是政刑之本,而政刑有着平治天下的重要功能,刑罚的使用是为了去恶扬善,有益于道德的张扬。程颐礼法思想的基础是其通过性、理、气关系提出的人性论观点。对于程颐来说,礼法思想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当维护则维护,当损益则损益,随时变易以从道。     

孔子的道德理想与礼乐文化传播

行礼道,致中德。行乐道,致和德。人道主体为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之道,行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之道,能致中和之德,能成谦谦君子。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之道,为阳道、君子之道。礼乐相对而言,礼为阴,乐为阳。礼分阴阳,乐也分阴阳。礼乐皆蕴含阴阳之道。乾阳能够各正性命,利贞性情。大同社会与天下为公是孔子的道德理想,孔子的道德理想基于仁爱之心。选贤于能、讲信修睦是实现道德之治的主要手段。礼治与礼乐文化是孔子实现德治的中介环节,是实现小康社会的主要手段和通向德治的主要途径。儒家基于仁爱之心的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主体,礼乐文化贯穿于道统、学统、宗统、政统之中。以礼治为主体、以德治为理想、以法治为底线的综合治国理政思想是我国古代礼乐文化政治化的最大特色。     

孔子“人性”思想的生成敞开进路

孔子思想的原点是其人性论,它蕴含存在论意义的"性相近"、生存论意义的"习相远"和实践论意义的人性重塑。孔子努力于后者,创建起以"持礼成乐"为生活目的,以"以仁入礼"为基本进路,以"博学内省"和"敬德修业"为内外双修原则和以"齐""治"为践行方式的道德人性论。孔子之人性论思想为后世开辟出多种可能性:《中庸》以此为出发点,为后世开出致思人性的形上学先风;告子从生生、本能、自律入手弘扬了孔子的天赋人性观;孟子和荀子则发展了孔子实践论意义上的道德人性论思想,分别创建起性本善和性本恶理论,为血缘宗法政治之可以德治和必须德治提供了截然不同的人性依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的伦理意蕴 ——以德法相济的运行为视野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重新阐释了人类道德价值的内容、形式与机制。从伦理内容创新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为传统德主刑辅思想注入新的伦理思想,刷新了“德”与“法”的内涵与外延;从伦理思维范式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实现了德与法的深度融合;从伦理运行机制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确立了将伦理价值与法律价值相结合的评价机制,激活了“德治”软实力与“法治”硬实力共同发力的动力机制。     

先秦汉代儒家典籍关于孔子《尚书》学论述的分析

有关孔子与《尚书》的关系,传统学者认为关系密切,而现代学者曾受疑古思潮影响,否认传统的看法。当代学者运用双重考据法,认为两者关系密切。在此基础上,就先秦汉代儒家典籍《礼记》《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孔子家语》《孔丛子》有关孔子论《书》的一些内容,从三方面(论"高宗梁闇,三年不言"、《高宗肜日》"德之有报之疾"说、孔子阐发《吕刑》篇礼刑观)论述先秦汉代儒家心中的孔子的思想、他们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与阐发,由此可见儒家内部思想的发展与差异。这在儒家阐释史上很有意义。     

孔子与“礼”

“礼”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准则 ,近似于不成文法与道德伦理精神的综合 ,有着明显特点。孔子认为“礼”并不是永恒不变的。面对着时代的变革 ,孔子在继承和总结前代遗产的基础上 ,对“礼”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 ,他把传统的“礼”纳入到他所构筑的完整的思想体系之中 ,使之成为他所倡导的社会原则和社会理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第二 ,在此基础上 ,他把“礼”与“仁”结合起来而赋予“礼”新的内涵。第三 ,在政治上 ,孔子把“礼”与“德”联系起来 ,特别强调“礼”与“刑”的对立。第四 ,在“礼”的社会作用上 ,孔子更强调其协调社会关系的目的。孔子对“礼”的内涵的补充和发展 ,对维护社会的稳定是有积极意义的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德福一致的两种范式及其当代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德福一致,表现为德性论从属于幸福论。他首先以"自然目的论"的方式,确立了幸福之为人生的终极目的,进而以"功能论证"将幸福具体表达为灵魂合德性的活动。孔子的德福一致,落在道德与孔颜之乐的关系上。道德与孔颜之乐的基本关系,就反映在"德"-"得"二者的本质关联之中。亚里士多德在"幸福论"的框架下安顿道德,而孔子则在道德的前提下安顿幸福,两者的差别直接开启了其后两千多年德福问题的两种致思进路。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进路,是当代人思考和追求全面的幸福生活的基本框架;而孔子对道德价值本身的挺立及其对由此而来的自得和受用的阐明,则将为当代幸福理论之下的道德实践提供重要的动力支持。     

儒学价值观推动政治思想发展作用探析

早期儒学的价值选择重在道德价值建构,从孔子开始,孟、荀继承发展的儒学价值建构影响深远。孔子援"仁"入"礼"确立儒学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孟子的价值选择着重以"义"补"仁",荀子"礼"之为用,重回礼法的价值立场。儒学的价值选择通过向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输出价值观念,形成了仁政、德治、民本、礼治、教化的传统政治思想特征。及至当下,儒学价值观的有益部分推动"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以德治国"的施政方针、"反腐倡廉"的廉政建设等当代政治思想深入发展,促使中国政治走向更加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程序化。     

“中庸”本义及其管理哲学价值

孔子的中庸思想长期受到人们的误解。通过追本溯源、正本清源,可以察知,"中庸"具有中正、中和、时中、用中、平常、不变、恰到好处、不偏不倚、动态平衡等多重丰富内涵,同时蕴涵着"正—反—中"的中庸辩证法。把中庸辩证法运用到管理活动中,正确处理"为己与为人"、"正己与正人"、"修己与容人"、"行己与安人"的辩证关系,便形成"立己立人"的中庸领导智慧;正确处理"王霸杂之"、"恩威并施"、"明德慎罚"、"德主刑辅"的辩证关系,便是"德法兼济"的中庸管理智慧;正确处理"见利思义"、"取之有义"、"先义后利"、"义利合一"的辩证关系,便是"义以生利"的中庸经营智慧。这就说明,儒家的中庸思想对于人类社会的管理活动具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