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动机内在主义：一种基于道德理性主义的策略

道德理性主义的概念性主张认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道德概念蕴含着道德的要求与规范性理由之间的必然联系。根据这一概念性主张，一些哲学家发展出一种以实践上的理性为条件的道德判断动机内在主义。反对者则通过挑战道德理性主义的概念性主张来反对这一版本的动机内在主义。然而，拒绝这一概念性主张将导致我们无法解释人们的道德信念的来源，从而让道德语言实践成为不可理解的。只有接受道德理性主义的概念性主张，我们才能对人们如何形成道德信念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这意味着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相信这一概念性主张为真，而以实践上的理性为条件的动机内在主义可以得到辩护。     

事实与价值的关系——论寻求道德客观性的三种路径

理性多元论的事实使人类的道德生活陷入困境之中,需要为道德标准确立一个稳固的合理性基础,免除情感主义的危机.根据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不同看法,可以把当代道德哲学家对道德客观性的寻求分为三条路径:共识法、中介法、超越法.三种方法立足于后形而上学视域解决道德困境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方向,但是都忽视了道德的客观性是一个有其适用界限的概念.     

四、对规范性的戴维森式理解与跨文化理解的局限

一般人都很熟悉集体或社会层面的规范,例如法律条文、道德原则、宗教戒律、文化中的约定俗成.另一方面,很多人或许从未意识到我们生活实践中存在很多重要而基本的理性规范,比如日常推理中使用的逻辑规则,在理解别人的言语或行为时常人所遵循的原理,以及每当我们自己形成判断时所依赖的规范性前提.     

复合后果主义与行善的限度

为了应对道德的严苛性批判并提供合理的行善要求,复合后果主义区分了道德问题所属的领域,并限制了道德规则的应用范围。但是,当我们运用复合后果主义解决道德问题时,将面临道德跨领域冲突的挑战,这种冲突揭示了复合后果主义因缺少对多元价值的讨论所导致的理论困境。基于个人视角的偏倚性理由能够为行动者提供具有规范性的行动理由,这种规范性为个人的慈善行为施加了限制,修正了复合后果主义的行善要求。     

权威的规范性间隙

规范性是指"休谟法则"中"应然"的广阔领域。将规范性和行动联结起来的关键点就是理由,而理由有着不同的类型。权威试图给予行动主体理由来指引行动,但是这面临着权威悖论的问题。权威悖论可以通过规范性间隙得到解决,权威的规范性间隙包括从事实权力到事实权威的间隙以及从事实权威到合法权威的间隙。规范性间隙影响行动主体的实践推理,一端是基于审慎原则的推理,另一端是基于理由的推理,只有后者具有规范性。对于既存的制度性权威,需要通过增进其道德性获得规范性。     

道德心理：美德伦理学的反思与诉求

随着当代美德伦理学和心理科学的发展,道德心理问题的地位日益凸显.只有恰当的道德心理设计,才能支持道德理论的规范性要求.因此,伦理学的关键在于论证足以支撑道德要求、促使行为者采取正确行动的心理基础和心理资源.在当代美德伦理学看来,规则伦理以"义务感"为基本的道德心理,具有盲目性和单调性.对此,美德伦理学认为,应当充分意识到道德心理的多样性,意识到行为主体的个人因素的扰动作用,意识到道德心理其实与行为者的生活处境和生活追求密切相关.恰当运用各种心理资源以应对不同的道德情形,正是美德伦理学在道德心理问题上给我们的启示.     

克里斯汀·科斯戈尔德论规范的能动性与自我构成

克里斯汀·科斯戈尔德对自我的构成的论述,发展出了一种规范性的行动概念和能动性概念。据此理解,行动是自我构成的,通过按照实践理性原则来选择,一个人将具有规范的能动性,并能将自己构成为一个理性能动者。科斯戈尔德将其称为自我的构成性模型,并承认她受到了柏拉图和康德的启发。对科斯戈尔德的理论可有如下几点质疑:实践理性原则从何而来?科斯戈尔德的形式主义策略能否解决与道德无关的实践推理问题?规范性是否必然依赖心理统一性?尽管如此,需要承认的是科斯戈尔德为我们贡献了一种从规范性的角度思考能动性和自我构成的方法,并提供了一种综合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实践哲学的道德理论。这一道德理论对于回答道德哲学的一些关键问题很有助益。     

理解道德建构主义

在当代伦理学的研究中,一种道德理论要想获 得独立的地位,就应该具有特别的语义学承诺、形而上承诺和认识论承诺。通过比较考察流 行的实在论和表达主义观点,建构主义表明它应该具有一个独立理论该有的地位。这表现在 三个方面:从语义学的角度而言,建构主义主张一种原初性的道德判断和规范性术语具有 直接来自自然的可理解性; 从形而上的角度而言,建构主义主张基于人的推理能力和自主能动性以及某些经验起 点的实践性程序建构;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建构主义主张以行动者的自主能动性和实践境 况为基础的实践慎思。     

对当代主流道德实在论的反思

当代主流道德实在论是在对各种以往道德实在论的批评中形成的。它把道德客观性看成是非个人的道德价值和道德判断,用投射论下的第二属性作为客观性的依据,自称是一种弱的实在论。虽然它得到了不少认可,但也遭到了不少挑战。在对主流道德实在论的批评和反思中,另一种以"善"为核心的道德实在论得以呈现。     

命运、审慎与马基雅维利的道德叙述

马基雅维利关于日常道德规范的"邪恶"主张,导致读者很难认为其学说有任何道德之处。实际上,命运的变幻莫测使得马基雅维利体认到世界的偶然性与复杂性,从而将行动者置于具体的道德情境中;同时,他强调审慎行事的人必须得清楚意识到自己被命运置放其中的情势,而要对自己所处情势做出正确的判断,并据以正确行动。从形式上看,马基雅维利学说里的命运-审慎德性结构表明他的学说仍然是具有古典意义的道德叙述:强调个体的独特性,日常生活中自然欲望的重要性,生活情境的变动性,以及个体在回应各种独特的实践情境中以审慎统摄其它各种德性的要求。这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在政治与道德两分框架下解释马基雅维利的传统进路。     

神经科学的规范伦理学意义——以约书亚·格林的双重进程理论为例

约书亚·格林(Joshua Greene)借助f MRI技术探究人们面对电车难题做出不同的道德判断时大脑的运行特征,提出道德判断的双重进程模型以解释道义论判断和后果主义判断所依赖的不同心理进程,并进而得出:由自动的情感进程优先支持的道义论判断,较之于由有意识的推理进程优先支持的后果主义判断是缺乏可靠性的。虽然格林的神经科学研究对探究规范性问题具有启发意义,但是鉴于其规范性结论的经验性前提和规范性前提都存在重要缺陷,因此尚不足以对后果主义和义务论之争做出实质性的推进。     

法兰克福案例与“闪烁的自由”策略

道德责任的判断和归属在人类生活中占据着一个重要的地位。但是,对于承担责任而必须满足的控制条件,理论家们有着完全不同的设想,其中的一个核心争论涉及道德责任是否要求行动者具有可供取舍的行动方案。H.法兰克福对这个问题的否定回答激起了大量热烈的争议,不相容论者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反驳其论证,本文的目的就在于表明其中的一个论证策略(所谓的"闪烁的自由"策略)并不成功。     

塞拉斯对道德意识的解析与建构

塞拉斯认为道德意识是一种"我们"意识。他的解析和建构基于其独特的实践推理框架。在他看来,道德判断是定言合理的主体间意向。道德判断是一种意向,依靠决断与行动建立逻辑必然联系;道德判断是主体间的意向,即我们意向,因此有真与假;道德判断的定言合理性来自于内在合理的目的意向,正是靠这个目的意向才产生道德共同体,其中各成员从这个共同体的视角意向和行动,这个视角即道德视角;支持道德视角的是无私的爱,不是自爱和仁慈。因此,道德意识表现为道德共同体各成员以道德视角进行道德思想和道德行动。这个论断指向康德的目的王国,其中人人将被视为目的本身,而非只是手段。     

休谟与康德:动机情感主义与理性主义之分及其当代辩护

道德心理学进路的动机研究在西方学界早已蔚为大观,休谟和康德分别开启了在该问题上的情感主义和理性主义传统。休谟和康德都可以承诺动机与道德判断之间的关联,但休谟认为道德判断本身不能直接提供行动的动机,动机必须依靠情感、欲望等行动者的心理机制,而康德则认为道德判断本身就能直接激发行动,实践理性自身足以成为行动的动机。休谟在心理机制的框架下安顿动机,而康德则在实践理性的框架下安顿动机,二者的差别直接开启了当代道德哲学关于动机问题探索的两条致思进路。当代学者一方面致力于对欲望、情感、理性等概念进行重新解释,一方面致力于对规范性理由和激发性理由展开激烈辩护,拉兹所提出的以"理由"为核心的综合解释框架更是为该问题的推进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何为情感理性

西方道德情感主义者主张人类天生的情感或情感反应能力是理解、解释和辩护道德的最终根据。但如果情感自身的合理性得不到说明,或者需要情感以外的理性概念来加以辩护,那么,以情感来理解、解释和辩护道德的道德情感主义路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难以成立的。我们需要一种有别于西方传统理性概念的情感理性概念来为道德情感主义做根本的辩护。情感理性既可以界定为一种推理能力,即通过情感反应从某些事实前提推出规范性判断或价值判断的能力,也可以界定为规范性或应当性的来源之一。情感理性的思想为近期认知神经科学的实验研究所证实。历史经验也表明,恻隐之心所产生的道德情感往往是我们判断道德是非更为可靠的标准。自然选择的理论也为情感理性的思想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     

自愿、决定与品格 ——《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三卷论道德责任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三卷中,亚里士多德对"不自愿"行动的两个条件——受强迫和无知——重新加以了界定,由此推进了古代哲学对于道德责任问题的认识与探讨。一方面,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少数极端情况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受强迫"而做出的不自愿行动,多数混合性的行动尽管也受到外部压力,但是仍然可以归于自愿行动的范畴,行动者需要为此类行动负责。另一方面,通过进一步区分不自愿的行动与非自愿的行动、出于无知的行动和处于无知的行动,亚里士多德将自愿性的焦点从柏拉图所强调的"真知识"转向行动者对于具体环境的把握与判断,并进一步转向行动者的品格。亚里士多德的讨论成功地避免了柏拉图理论中存在的不对称问题,在继续捍卫知识对于行动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前提下,也要求行动者同样为自己的美德与恶行以及品格的形成负责。这一观点不仅更加符合日常道德直观,同时也为道德哲学和道德心理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     

行动、意志与道德悖论——法国伦理学家扬克勒维奇伦理思想简释

扬克勒维奇的伦理思想展现了人在道德现实与道德理想的矛盾冲突中的痛苦体验。他认为,善与恶只是与主体有关系,它们体现在主体的行动中。一切都通过行动而开始和结束,行动才是真正意义上道德的源泉。为了去爱,我应该存在,但是为了真正去爱,我却应该不存在(忘我)。爱是对存在的超越,是对自我的放弃。人一旦存在,就被打上了一个永恒的印记。我们因而生活在"永恒的道德瞬间"。     

道德直觉合乎道义却不客观

面对道德困境, 道德直觉倾向于促使人们做出道义论的判断。但是, 道德直觉易受情绪因素影响, 具有较强的主观性。道德直觉警惕有意图地使用个人力量造成的伤害, 却会接受由非个人力量或连带作用引发的伤害。“模块近视假说”认为, 大脑中存在一个预警系统, 能快速地对主动伤害的想法发出情绪警报。但该系统的审查机制是一种简单的“单通道”加工, 这种加工局限使连带作用造成的伤害避开了审查机制的监控。道德直觉的不客观提示, 面对现实生活中的道德争议, 不应该仅听凭直觉作为行动的依据。     

作为道德判断和评价范畴的“恶”的文化阐释

作为道德判断和评价范畴的“恶”的文化阐释吕方何为恶,恶的价值本质是什么,是人文学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日常语义中,恶被视为一种行为或事件的客观事实,恶就是生活中那些诸如贪婪、残暴这类东西。伦理学则认为恶是一种进行道德判断和评价的范畴,说某种行为是一种恶,是对这种行为的一种否定性的道德判断和评价。但在我国,这类研究不够深入,许多问题未能从新角度展开。本文着重研究作为道德判断和评价基本范畴的“恶”,并通过对“恶”的价值内涵、结构形式、文化功能等问题的分析,进而对“恶”作一种文化上的解答（以下打引…     

对道德规范性的现象学解释

在日常生活中,道德规范性现象无处不在,但它面临着被怀疑论者认为只是一种假象或错误的危机。现象学观点对此做出了有力的回应。德拉蒙德借助胡塞尔式的现象学方法指出,对人格的敬重表明第一人称立场的道德规范性具有加诸行动者的客观权威;列维纳斯通过我们与他人面对面相遇的情境表明,我们对他人负有一种第二人称立场的无限责任;海德格尔则指出,“此在”在世界中的历时生存建构既体现了面向自己的第一人称道德权威,也体现了面向他人的第二人称道德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