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的哈贝马斯如何把马克思转变为1951的帕森斯

哈贝马斯理论的社会学本质是通过韦伯把马克思与帕森斯持续不断地融合起来,试图通过“劳动”和“相互作用”,以及后来的“制度”与“生活世界”两个维度来发展出目的理性的制度含义,以及主体间性的含义,并逐渐接受了制度和生活世界这两种范式各自根据两种功能必要条件来发挥作用,以及一般理论架构是社会研究的必要条件,而且能够建立在社会秩序的一般化问题之上,从而在理论范畴上实现了与帕森斯的融合,尽管这种融合以马克思的话语开始,却以帕森斯的话语结束。在此过程中,帕森斯的概念继续存在于哈贝马斯的著作中,但哈贝马斯并没有克服其缺陷,而是复制了它们。     

生产范式的效力与边界——马尔库什与哈贝马斯的争论及其启示

为了批判和反思经济决定论与教条主义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要思潮。其中,有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尝试用"生产范式"来理解马克思的理论范式。围绕"生产范式"的理论重构成为这一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马尔库什与哈贝马斯曾就生产范式展开过一场公开的学术争论。马尔库什认为,哈贝马斯将劳动/生产和交往理解为不可还原的两种范式是对马克思的误解。哈贝马斯则在正面回应中再次强调了生产范式与实践哲学的不相容关系。双方争论的分析框架恰恰揭示出生产范式的理论效力与边界,并为我们进一步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范式提供了契机。     

哈贝马斯社会整合理论中共同体的三个基本层面

"共同体"是哈贝马斯社会整合理论的关键。它有三个基本层面,即生活世界中的交往共同体、公共领域中的语言共同体、现代国家中的法律共同体。这三个层面并非相互独立,而是以不同的着力点(交往、语言和法律)相互联结,汇通系统性整合与社会性整合的资源,共同搭起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虽说哈贝马斯共同体理论不失为一种应对现代社会分裂危机的思路,然而其所理解的共同体是被屏蔽了阶级矛盾、没有根本利益冲突、没有革命向度的妥协共同体,是压抑了情感冲动的理性共同体,从而难以有效应对当今社会的严重分裂危机。     

交往行为理论的现代性反思与建构——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生存解释学之维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建基于对马克思实践哲学和西方现代主体性哲学的反思与批判之上。他将"理解"作为交往行为理论的奠基性概念,展现了交往理性的生存论向度。而对于实践哲学、语言哲学和解释学的反思与借鉴,能够阐明交往行为理论的生存解释学之维。     

哈贝马斯和利奥塔论后现代性

在<知识与人类旨趣>(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中,哈贝马斯试图把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已经完成了的理论普遍化--通过把他们的"揭露"(unmasking)方案置于一种更为全面的理论中.近些年来,哈贝马斯经常批评的一种当代法国思想,却是从怀疑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怀疑怀疑者、怀疑"揭露"开始的.     

关于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再思考

马克思的交往范畴指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交往形式和交往关系是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核心概念。交往关系包括生产关系,但不等于生产关系,"生产力-生产关系"命题是对"生产力-交往形式"命题的深化。交往与生产互为前提,交往内生于生产,生产只有在交往中才能进行。个人的生产能力只有在交往中才能形成社会生产力,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内在地包含着互动。当交往发展为世界交往时,社会形态发展中的派生形式和跨越现象就成为普遍现象,社会发展道路就形成多样性。哈贝马斯对精神交往及其语言、规范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而全面的探讨,但由于对劳动及其与互动之间的关系作了错误理解,因而他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批判从根本上说是"误批",其交往理论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     

“工具化的理性”概念与解读——试论法兰克福学派论域转向的一个契机

"工具理性批判"来源于哈贝马斯对霍克海默"工具化的理性"概念的误读,这段思想史公案对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方向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实际上,霍克海默并不希望把理性看作是一种工具,"理性被工具化"强调的是理性概念随着人类支配自然的活动而变化的一个历史过程。而哈贝马斯从韦伯的目的合理性角度来理解工具理性,两者表面上虽然有一定的相似性,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对"工具化的理性"概念的澄清,有助于理解法兰克福学派思想从历史批判哲学到社会理论的蜕变,以及这种变化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经验和教训。     

大众的崛起与民主的衰弱——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大众传媒与商议民主的关系

马克思、卢梭、阿伦特、哈贝马斯等都从不同角度区分了"大众"和"公众"。哈贝马斯把商谈质量作为区分公众和大众的标准。按照他的思路,具有交往理性精神而进行理性讨论的人构成了公众,这是商议民主制度的基础。诉诸大众的竞争性民主只能实现权力的和平更迭,而商议民主则是要探索正当的法律、政策、制度等。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大众传媒虽然也受到资本或权力的干扰,但它们还仍以传播信息、交流思想为目的,具有建构公众的功能;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它们逐渐丧失了话语的语用学功能,社会大众化趋势由此日益凸显。在这种大众化的趋势中,民主变成了争取大众支持度的斗争,而不是探索正当制度的斗争。选举和传媒的结合,使选举自身与传媒一样,为争取观众(大众)而斗争,并失去了民主的真实意义,使民主的真正价值日渐衰微。     

《资本论》的正义观与马克思的现代政治批判

学术界关于《资本论》正义观的争论表明,马克思对于正义问题的理解已经跳出现代政治哲学视野,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探讨正义问题的理论语境。重新理解《资本论》的正义观成为重新阐发马克思现代政治批判思想的重要切入点。古典政治哲学对于"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的区分为我们重新理解《资本论》正义观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正义从一个道德二元抉择问题转化为政治经济学问题,从根本上瓦解了现代性正义理论的政治哲学基础,进而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正义危机的同时,开辟了一条超越现代"道德政治"的思想道路。     

马克思和恩格斯“重建社会”思想及其生态意蕴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中,社会具有决定性作用。在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重建社会"的思想,这不仅具有人的政治解放和全面解放的意义,还具有生态建设的意蕴。"重建社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并超越费尔巴哈,实现社会革命并走向共产主义的重要步骤,也是我们进一步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理论的重要基础。     

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探讨

在国内学者从不同方面积极讨论哈贝马斯思想的同时,市民社会问题却没有完全进入学者的视野。这并不意味着该问题之于哈贝马斯思想来说无关紧要。实际情况恰恰是,它构成我们打通哈贝马斯前期和后期理论、从而系统把握其思想体系的中心概念。对于当下全球范围内方兴未艾的市民社会理论研究来说,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思想也不可绕开,它已成为一些西方市民社会论者据以引证的理论资源和他们加以论述与评判的重要对象。因此,对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作出辨析梳理与准确定位,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论哈贝马斯对道德与伦理的区分

哈贝马斯借助于道德与伦理的区分对"我应当做什么"做出了一元与多元的不同回答.哈贝马斯对道德和伦理的区分是在全面总结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功利主叉和康德的道德学说的基础上做出的,同时对黑格尔的道德与伦理的区分理论予以深刻批判.但是,哈贝马斯的区分陷入视角论、类型论和综合论三重标准相互抵牾之中,其区分理论也由此陷入困境.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

该著致力于研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联。哈贝马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社会陷入了困境,他要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更新,希望用其交往行为理论来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构建。哈贝马斯早期非常重视认识论的研究,他认为马克思仅仅把社会劳动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是不够的,应该添加交往行为这一维度,但他更加突出交往行为在社会进化中的作用。     

衰落之后:后期批判理论中的理性之光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宣称,理性在自我清算中已终结自身,因此置批判理论于困境之中。哈贝马斯背离传统理性观,通过合理重建为理性寻找新的基础,以挽救启蒙传统中的批判能量,激起了广泛的批评。在超越了"理性启蒙"和"理性他者的反启蒙"时代而进入"理由"的时代后,哈贝马斯召回与慎思纠缠的认知主义时刻,诉诸"理性评判"和"给出理由",从而达成合理共识,彰显了交往合理性的价值;但将合理化扩展至社会领域时,对理性的社会功能,依然需要保持警惕。     

哈贝马斯的“伦理之思”:基本旨趣、哲学特质与方法论贡献

面对复杂的社会境遇,哈贝马斯显明了重建与捍卫现代性的伦理意趣,并通过批判理论规范基础的重塑、现代性的伦理辩护及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伦理考量,来对其伦理之思的基本旨趣加以结构性显扬。在重构道德话语的过程中,哈贝马斯彰显了其伦理之思的义务论、认知主义、形式主义和普遍主义等哲学特质,从而有效抗撷了道德怀疑主义、虚无主义及相对主义的挑战与诘难。基于多元的社会语境,哈贝马斯在恢复道德社会整合功能的意旨中,实现了道德命题理解维度从"语义"到"语用"、伦理致思方式从"形而上学"到"后形而上学"的方法论转换。     

南斯拉夫实践派关于人的理论及其当代启示

南斯拉夫实践派的思想家们一致认为,马克思思想的核心是人,马克思不反对在一般意义上讨论人和人性问题,并且认为人是实践的、历史的存在物。人的概念实现了异化、革命、辩证法等术语之间特殊意义的链接与重新整合,“人”在实践派理论中处于核心地位。实践派在完整和系统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基础上介入南斯拉夫的现实生活过程。强调人的自由和责任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后习俗社会”道德规范有效性的证成——从学习机制到道德商谈

"后习俗"是哈贝马斯论述现代社会采用的一个关键概念。在后习俗社会中,道德规范的有效性需要进行论证和辩护,由此形成的有效性规范不仅彰显了个体的反思性能力,也因其表达了行动者普遍意欲的善而具有社会整合能力。哈贝马斯将个体反思的来源归之于心理学基础上的学习机制。通过对皮亚杰、科尔伯格和米德的社会心理学的吸收与重构,并引入交往行动者的道德商谈这一参数,哈贝马斯发展出后习俗阶段基于商谈的道德规范结构。由此,个体的道德进化历程同时也是基于学习的交往历程,基于此形成的道德规范同时表现出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他们保证个体的完整性,另一方面也推动了规范结构的进化。但道德商谈仍旧是基于"弱"先验力量下的理想预设,道德行动的执行需要法律系统的建制化来进行补充,如此才能在复杂性程度较高的社会发挥社会整合的作用。     

罗尔斯的the reasonable和the rational之区分的实质与中文翻译

为了建构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或政治自由主义,罗尔斯对reasonable和rational作出了十分重要的区分。从思想来源看,他的区分包含了对康德关于纯粹的实践理性和经验的实践理性的划分观念的解释性继承、以及对西布利关于reasonable和rational的区别之观点的基本借鉴。从内容看,可以把这种区分理解为它是围绕人们社会行为的根本特征、主体样式、能力理念、基本状态而展开的,其实质是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公道要求与善目的要求的区分。根据这种实质和中文相关概念的日常用法,可以把reasonable和rational分别翻译为"公道的"和"明智的",或"公道理性的"和"善目的理性的"。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探析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考察人类社会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发展实际和历史趋势出发,把共同体划分为"自然共同体"、"抽象的或虚幻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三大发展阶段和历史形态。实现"真正的共同体",使每一个人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一生的不懈追求。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体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学理基础,在当代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让知性重新成为理性——黑格尔《差异》的"理性"概念

黑格尔的"理性"概念包含着他在存在论和方法论上的独特主张,是其成熟时期哲学体系的真正基石.雅可比对理性主义哲学的批判及其关于"知性"与"理性"的区分,对黑格尔的理性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耶拿早期的《差异》一书中,黑格尔表明,包括康德、费希特在内的传统理性主义哲学,将存在的根据和世界的可理解性归根于一种通过否定差异和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