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治理的伦理审视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乡村治理以村庄干部为主力,以政策法规为主导,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但村民主体价值彰显不足,"地方性道德知识"难以凸显,伦理道德约束不断弱化.从"个体—社会—国家"三维视角分析,这些现象主要受小农伦理的延续、村庄伦理共同体的式微、现代国家建构的伦理诉求等因素影响.为此,要从主体、机制、目标三个方面着手,构建村庄公共道德平台、提升乡村德治水平、追求村民美好生活,以此增强村庄内生动力,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村庄善治.     

资本的扩张与村落的“终结”——中国乡村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本逻辑及其伦理反思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乡村城市化进程中,一方面,追求自我增殖最大化的资本逻辑必然成为推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并日渐获得其在现代乡村社会的宰制性地位;另一方面,资本逻辑不断实现对传统乡村生产与生活空间的"资本化"扩张,并由此加速了村落"终结"的进程。应当看到,此种村落"终结"并不仅仅体现为村落数量的减少,更在于资本逻辑作用下传统村庄伦理共同体的衰落及其作为乡村伦理文化根基与载体功能的式微。易而言之,村落终结并不单纯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村落减少,而在于村落所体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伦理共识、文化心理和行为模式的"终结"。在乡村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应当通过对资本逻辑有效的伦理规约,既维持其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动力作用,又为资本的空间扩张框定必要的伦理边界,从而实现村落的"重生"。     

从孝道看传统礼治在乡村社会的运行及其当代启示

中国传统社会以伦理为本位,以孝治国和依礼治村是乡土社会治理的显著特征。首先,孝道传承始于"有礼可依",仪式赋予孝道以知识化和规范化,节庆又将族群的精神气质具象化为礼仪传统。其次,传统乡绅在地方自治和村庄教化中起到传道和卫道的作用,使得乡村孝道在运行中"违礼必究"。再次,乡村孝道的传播和再生产,还有赖于无形的乡村舆论形成的孝道保护的文化磁场,牵引着乡村社会"依礼而治"、"无讼自治"。在百年社会急速蜕变中,现代社会良性协调机制的供给远落后于传统社会良性治理机制的断裂速度,将传统的伦理资源转化为现代社区治理的社会资源,以礼治村与以法治村相辅同向而行,有助于构建新时代文明礼治的乡村社会共同体。     

《新乡土伦理——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乡村伦理问题研究》出版

<正>王露璐著《新乡土伦理——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乡村伦理问题研究》于2016年9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乡土社会",今天,乡村仍然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生活的根基所在。因此,回归"乡土"、面向乡村,是中国伦理学实践性乃至生命力的重要源泉。该书从转型期中国乡村伦理的"问题"出发,立足于对"什么问题"、"问题何以产生"、"问题如何解决"的思考和分析,较为深人地探讨了转型期中国乡村伦理的若干热点问题,如乡村伦理共同体的式微与重建、农民行为选择的伦理冲突与化解、乡村分配伦理问题、人际信任问题、道     

乡村经济伦理的转型与发展

传统乡村经济伦理表现出务本重农、勤勉耕作,信任熟人、互帮互助,勤俭节约、量入为出等特征。随着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变迁,传统乡村经济伦理在现代中国也发生了一定变化。传统乡村经济伦理思想的转型主要表现为:勤劳致富、物质利益为先;等价交换、注重公平交易;享受生活、适度超前消费。转型的原因主要在于乡村经济活动基础的变化、乡土社会基本特征的变化、乡村社会文化的多元发展等。新时期,在现代乡村经济伦理建设中,我们应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加强乡村经济治理;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增强经济道德观念;加强乡村诚信建设,树立市场契约意识;推动"礼""法"共治,重构乡村经济秩序。     

传统乡村伦理文化的式微与转型——基于乡村治理的视角

本文从现代性的冲击与内生机制僵化两方面因素分析了传统乡村伦理文化式微的原因,从农民生活、农村稳定、农业发展三方面阐述了传统乡村伦理文化在现代乡村治理中的传承意义,并提出在现代乡村治理中,传统乡村伦理文化的创新路径应当建立在与现代乡村结构的区域差异相适应、与现代乡村代际关系更迭变化相适应的基础之上。     

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伦理之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我国乡村振兴战略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核心任务是必须振兴乡村道德文化,需要解决如何树立乡村道德文化意识,如何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原则,如何坚持道德文化继承性和创造性的统一等主要伦理问题,其伦理价值目标是构建乡村伦理共同体。深刻认识和把握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伦理之维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该战略的认知和理解。     

论伦理理解

多元主义时代,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不同主义、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当代世界,"伦理理解"的文化症候不断涌现,现实、历史与哲学的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期待"伦理理解"。伦理理解,包括理解"伦理"与"伦理"理解,二者构成了伦理理解的基本范型。理解"伦理",以伦理学基本问题(义利、名实、群己)的辩证统一,完成对于生活世界、语言世界和实践世界的辩证循环理解;"伦理"理解,以"伦理"理解世界,试图沟通不同文化之间的"我们"与"他者"的相互理解。走向当下现实的"伦理理解",从主体性视角就是"类本质"意识的觉醒与自觉而生成的"类主体",从伦理共同体视角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共识与实践建构。     

乡土经济伦理的传统特色探析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在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相对封闭的生活方式基础上,产生了具有"乡土"特色的乡村经济伦理。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生产活动、交往活动和社会管理三个方面考察,传统乡村经济伦理的主要特色在于:恋土重农的经济价值观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勤勉耐劳的道德品质;"熟人社会"中呈现"差序"特征的信任关系及由此形成的以人情为基础的互助关系;服膺传统规则的礼治社会及其中村规民约所体现的自治管理的伦理精神。     

中国乡村治理的三个阶段及其伦理特征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乡村治理先后经历了传统时期内生性治理、近代社会嵌入性治理和新中国成立以来融合性治理三个阶段。传统时期内生性乡村治理以道德权威为主体,基于风俗惯习处理村庄事务;在近代社会嵌入性乡村治理中,村庄被外部多元价值所裹挟,不同组织依靠各自价值诉求,进行乡村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多种力量以村民利益为基础,协同参与村庄道德文化建设,形成了融合性乡村治理。     

中国家庭伦理共同体的时代变迁、现状审视及逻辑建构

家庭伦理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家庭伦理思想的重要概念。建构家庭伦理共同体,是新时代家庭文明建设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过程和基本要求。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家庭伦理共同体经历了“等级式”到“契约式”的关系变迁、“单一化”到“多元化”的结构变迁、“严格化”到“自由化”的功能变迁,在家庭经济、婚姻和文化等领域呈现出一系列伦理问题。建构新时代中国家庭伦理共同体,需坚持以伦理自觉树立正确家庭伦理观,以伦理自信培育优良家庭伦理文化,以伦理自强健全现代家庭伦理体系。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公私观及其现代辨析

公私观念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一个核心概念和重要的道德范畴。公私含义演化及观念生成的逻辑奠定了传统伦理中"贵公"的价值观,它是中国文化特有的伦理气质。历史地分析公、私概念内涵及其主体关系的演变,客观地揭示传统公私观念的伦理价值和道德意涵,是传统公私观现代价值辨析的理论前提。传统公私观念的形成有两个基本载体,一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共同体之公的伦理观念载体,二是认识论意义上天下为公的道德观念载体。这两个载体构成传统公私观的伦理本质,形成存在的实然与道德的应然之间的张力。传统公私观的现代困境恰恰在于混淆了两个基本载体,使得"公""私"无法各安其位,进而出现伦理失序和道德失守。澄清之解,可以从借鉴义利和解之道以及对分殊公私的伦理与道德之理,从根本上使公私回归伦理本性。     

乡土重建:可能抑或怀旧情结

"乡土重建"是费孝通针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基层社会出现的经济瘫痪、行政僵化、乡土损蚀等问题而提出的一种"积极性的主张"。1949年后,乡村社会经历了多种改造,出现了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断裂,乡村经济的断裂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之后得到了修复,而社会与文化的断裂问题依然存在,突出地表现为乡村居民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摇摆不定的社会文化心理。在向市场社会转型过程中,乡村文化矛盾凸显出来,不仅表现为经济与文化原则的分离和相悖发展,也体现在伴随"乡村大流动"而出现的二重性生活方式和二重时空场域的断裂与冲突。乡土重建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解决乡村转型中的文化矛盾,重建乡村社会秩序。在重建乡土的实践中,遵照互惠原则和共识原则既重要也必要,因为这两个原则是乡村共同体实现关系均衡和社会团结的基础。     

乡村振兴视阈下民俗产品开发的伦理导向研究

民俗产品是乡村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对乡村振兴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从现实来看,当前我国民俗产品开发中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文化、功能和技术等方面的缺失,这些缺失也暴露了民俗产品开发中伦理导向的阙如。因此强化以"人"为中心的设计伦理导向,辅之于以"用"为中心的技术伦理导向、以"和"为中心的生态伦理导向和以"适"为中心的经济伦理导向,规范引导民俗产品开发,均衡和稳定民俗产品中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兼顾并融合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的双重价值,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文支撑。     

经济能人·政治权威·道德权威——以HH村为个案的苏南村庄领袖权威获得与延续之实证研究

苏南村庄领袖的权威是一种由基于为村庄共同体带来福利的报偿性权威、基于上级任命获得的法理权威和基于个人人格和道德威望的魅力型权威共同组成的"复合型权威"。这一权威的延续,必须基于村庄领袖作为"经济能人"对村庄发展作出的持续贡献和作为"道德楷模"对村庄福利的慷慨回报。在此基础上,村庄领袖的政治权威可以自然获得并不断巩固。相反,一旦失去这两种权威基础,村庄领袖的双重角色则会自然中断。     

"伦理"话语体系及其中国密码

"伦理"是中国文化最具标识性的基本话语之一,既不能与"道德"循环互释,也不能与"ethic"直接对话,否则将导致意义肢解甚至文化殖民,必须在话语体系及其辩证运动中才能倾听到其文化脉动."伦理"话语是由"伦"—"理"—居"伦"由"理"—伦理世界四要素构成的话语体系."伦"是"国—家"文明的特殊话语,是具有终极关怀意义、世俗而超越的伦理实体."理"是"伦"之"理",它不是西方式的认知理性,而是中国式的良知理性;在文化形态上,它不是理性主义,也不是情感主义,而是中国式的情理主义."居'伦'由'理'"是"伦"—"理"关系的文化原理和文化规律,其要义是从"伦"的家园出发,行"理"之达道."伦理世界"既是由"伦理"话语及其传统所创造的一种特殊世界观即"伦理世界观",也是其追求的终极理想."伦理"话语及其体系,携带特殊的中国文化密码,体现中国文化的特殊精神气质,也具有特殊的文明史地位.     

论民主伦理的现代逻辑及其形态

民主作为一种伦理要求,是"后黑格尔"时代独特的道德哲学景象。民主政治的社会制度、差异化的权利诉求、多元的文化价值,这些显见的民主经验作为哲学思考的前提,要求在现代世界秩序重建中得以体现。黑格尔指出自由主义权利的实现只有在普遍性的伦理生活才是现实的,但在美国民主的历史现实基础上,一种"民主的伦理生活形式"得以历史确立。在政治世界的生存论基础被揭示的前提下,一方面民主伦理成为现代人生存本真性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强化公民德性的判断力与责任成为民主伦理的实践性要求。归根结底,在现代社会中,重构现代生活的民主伦理对社会多元主体间的交往实践构成了内在的规范性要求,从而化形式为实质,成为共同体生活的新传统。     

当代中国乡村家庭伦理的变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乡村社会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持续深刻的变化。这些深刻变化引发了中国乡村家庭伦理的诸多变迁,这包括家庭伦理观念由"简单化一"向"多元共存"转变,家庭伦理关系由"政治本位"向"经济本位"转变,家庭伦理责任由"严格责任"向"宽容责任"转变,家庭道德调控由"行政调控"向"德法兼控"转变等。文章对中国乡村家庭伦理变迁的轨迹和其中问题进行了梳理和深入剖析,探析了引发变迁的深层社会原因。     

超越原子主义权利观的“伦理精神”——樊浩教授“伦理精神”系列论著读后

樊浩教授通过对中国传统道德哲学和黑格尔伦理思想的分析,在细致辨析伦理和道德之异同的基础上,建构了内容丰富且具有创新意义的"伦理精神"学术体系。"伦理精神"的本质是"单一物和普遍物的统一","伦理精神"现实地存在于家庭和民族这两个基本的伦理实体以及个人与共同体的普遍伦理关系之中。"伦理精神"是对原子主义权利观的超越,它所内蕴的"从实体性出发"的意涵,可以帮助人们正确处理好复杂的人群共同体伦理关系,培育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道德品性,以克服原子主义迷恋个人权利的道德弊端。     

伦理道德,如何才是发展

以何种理念对待伦理道德?"建设",还是"发展"?"建设"是被动态,是对"建设者"能动性的凸显;"发展"是主动态,是对伦理道德自身规律的尊重,必须以"发展"看待伦理道德。伦理道德发展能否测评?如何测评?基于伦理道德发展的哲学规律、中国传统、中国问题、时代精神要求四个维度,中国伦理道德发展测评可以展开为七大结构或七个"力":公民的道德自主力、家庭的伦理承载力、集团的伦理建构力、社会的伦理凝聚力、政府的伦理公信力、生态的伦理亲和力、文化的伦理兼容力。它们分别对应七大指标:公民的道德自觉自持指数,表征个体的道德自主度;家庭的伦理承载力指数,表征家庭的伦理强度;集团的伦理可靠性指数,表征集团的伦理浓度;社会的伦理凝聚力指数,表征社会的伦理温度;政府的伦理公信力指数,表征政府的伦理信度;生态的伦理亲和力指数,表征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安全度;文化的伦理魅力指数,表征文化的伦理兼容度。七个"力"、七大指数和七个"度"构成"个体—家庭—集团—社会—国家—生态—世界"一体贯通的伦理道德的发展体系和测评体系,标志着伦理道德发展水平的总体性话语就是:"道德美好度"和"伦理魅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