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个重要主张的阐释看湛若水对师说的继承与发展

本文从湛若水对"随处体认天理"、"以自然之功夫合自然之本体"、"勿忘勿助"这三个重要主张的阐释出发,指出湛若水对自身学问归属有着自觉而深刻的认识,在接续白沙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扩充其内在意蕴与现实指向,因而极具意义和价值。     

湛甘泉“随处体认天理”说的哲学含蕴

陈白沙与湛甘泉书称:“发来书甚好。日用间随处体认天理,着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处也。”(《陈献章集》卷二,《与湛民泽》)黄宗羲称:“先生(指湛甘泉——本文作者)与阳明分主教事,阳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随处体认天理。学者遂以王、湛之学各立门户。”(《明儒学案》卷三十七,《甘泉学案》)依比,显见湛甘泉是以“随处体认天理”说,与陈白沙的“主静”说和王阳明的“致良知”说相区别和相发明的。那么,湛甘泉这一学说包含一些什么内容,它在心学与理学的抗争以及心学的发展史上有什么意义呢?     

湛甘泉道统观辨析

宋儒倡导的道统,在元明时期成为学者必须面对的问题。甘泉以"大道为公"批评宋元人的道统观,以此为自己的道统论说留下地盘。从默识之道到随处体认天理,心与事应然后天理现,这是甘泉道统论的理论真谛。道统的传承建立在"心学"的基础上。圣人之学是心学,天理则是千圣传心之要法。他敬象山却不愿接续象山的学脉,因为象山学"独立高处""主内太过",违背了程学内外体用合一的中道。他所认同的,是他自己经由白沙而上接程颢的道统谱系。     

从“赤子”到“大人”——朱子对先秦儒道哲学的重释北大核心CSSCISSCI

为了使以天理为核心的理学体系更具现实性,朱子重释先秦儒道哲学。他改造先秦儒道之"日新"、"扩充"、"止于至善"与"自然"、"不见可欲"、"少私寡欲"思想,认为应当保有赤子之心,修养心性,但不能复归于婴儿;应当以天理为主导,"少私寡欲",但不必"不见可欲";应当"扩而充之","止于至善",下格物致知穷理功夫而达到对天理的体认,使天理与纯真自然在大人心中有机结合。本文依据朱子对孟子"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三个层次的解读,意在阐明朱子重释先秦儒道哲学的意旨与路径。     

略论阳明心学视域中的静坐功夫——兼与朱熹的静坐论思想比较

静坐作为宋明新儒学的一贯功夫,受到二程以来诸儒的重视,是他们为学教人的下手功夫。在阳明心学的发展中,静坐曾作为他中年教学的重要方法,对静坐功夫的本质、作用和流弊,阳明都有着深刻而独特的体认,在诸多方面与最为重视静坐法门的朱熹有着很多的共同点。但二人在"本体"论上的根本差异,使得他们的静坐功夫论思想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差别。     

湛若水的人性论与德性修养理论发微

湛若水以"天理"为道德根据,为其由参差不齐之现实人性回复到本然之性的德性修养理论奠定了基础。在湛若水这里,作为规范理性的天理并不与主观对立,它植根于吾人心中自然发出的道德感,因而能为道德努力提供动力支持。他以"随处体认天理"为核心的德性修养理论,将认知、实践与境界融为一体,兼具境遇性、亲身性与习熟性等品格,体现出他对道德实践的审慎思考与复杂体察,并向细密化和深层化迈进。     

论明代“江门心学”的经典解释思想——以陈献章、湛若水为中心

明代以陈献章、湛若水为代表的"江门心学"兴起,促成传统儒家经典解释思想新一轮的转型。它以"心学"为解释形上学,建构了"心理同一"的本体诠释论;以"自得"与"随处体认天理"为经典解释方法;形成了别异"朱、陆"、"以自然为宗"、对语言持不信任态度、知疑与贵新的经典解释学特质。"江门心学"的经典解释思想对明中后期解经之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作用。阳明心学等将之"格心"、易简工夫、务实精神理念不断发扬,为儒家解释学生命力的增长做出强有力的贡献。     

朱熹早年仁论的思想世界——李侗仁论思想探赜

儒学的核心是仁学,对求仁之方、仁体论与仁学的现代转化的考察是儒学史的主体内容。宋代新儒学,从二程到朱熹,仁说思想渐成体系。朱熹仁说是宋代仁体论的代表,李侗对朱子学仁说思想的建构具有较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相对于胸中“全无见成规模”时的朱熹注重从宇宙论阐发仁,李侗注重将仁诠释为天理统体,诠释为贯通于万事万物之中的生机之根源。他还把这个根源理解和诠释为天理之未发,将人对天理根源的体认、察识理解为人心之已发,主张人应当注重在静中洞察此天地未发之理,最终将这种体验提升为对宇宙生生不已之仁道即“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气象的把握。考察朱熹早年仁论与李侗仁论思想,对于把握朱熹仁说思想以及宋代理学家仁论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胡安国《春秋传》的“圣人以天自处”论及其政治文化意义

胡安国吸收并发展了传统儒家制约君权的思想,他秉持儒家"道高于君"、"以道事君"的精神,建构起以"天理"、"王道"批评君主和制约君权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就在于胡氏《春秋传》中所提出的"圣人以天自处"论与圣人是"天理之所在"说。对君王进行批评和贬责,与儒家"君为臣纲"以及"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伦理秩序发生了冲突。"圣人以天自处"论与圣人是"天理之所在"说的提出,使儒家士大夫摆脱了"臣子贬君上"、"以匹夫而黜天子"的政治伦理困境,为批评甚或批判君主与制约君权提供了思想武器,因而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     

致良知与随处体认天理──王阳明与湛若水哲学之比较

明代的心学运动,有以王阳明为首的姚江学派与湛若水（字元明,号甘泉）领导的江门学派并行放世。王阳明与湛若水学问之旨趣大体相同,都标榜一种自得自成之学,认为心即是理,涵养体认的工夫唯在心上做,从而都把自己的学问称之为“心学”。但是,这只是基本立场的一致,在这些具体的问题上,二者仍存在许多不容不辨的区别。黄宗益《明儒学案》之《湛若水传》中,简略而又精要地指出了二者之间的不同：“阳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随处体认天理”。对“天理”与“良知’文理解自题,可以说是湛、王论学的根本问题之一,两人学说的其他方面之…     

谨人心之“几”:诚意视角下的朱子慎独工夫论

朱子视诚意为"自修之首",以"心中实有天理"释"诚",以"心之所发"释"意",强调人之道德行为要真实无妄地发自人心本有的善性,不能夹杂任何恶欲的成分。人在心体未发时戒谨欲念、涵养天理本体、以静制动相对较为容易,而在介于心体已发未发、欲念萌动的人心之"几"阶段,此时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具有很大的隐蔽性,是人心最容易堕入欲望泥潭的危险时段,亦是道德修养中最难且最需要戒谨的时段。朱子在诚意视角下,以"审其几"为慎独功夫之要,防人欲于未然,存天理之本然,对传统空间意义上的"慎独处、独居之所为"外向型修养工夫进行了由外向内的纠偏,对我们正确认识儒学的慎独工夫具有重要意义。     

湛若水道德哲学中的情感之维

明儒湛若水将情感问题有机地融入其道德哲学的整体,为当下伦理重建与道德实践提供了有益借鉴。他提出"天下之道皆原于爱敬焉发之",以爱敬等自然情感为道德实践的基础。通过对爱亲敬兄这类正面道德情感的培育与扩充,同时辅之以"随处体认天理""执事敬"与"存心于勿忘勿助之间"等工夫对负面情感引导与纠偏,使具体情感逐渐与道德理性相结合,进而激发道德需要,催生和指导道德行为,成就德性人格,并最终导向伦理秩序的建立,为社会的整体和谐奠基。     

甘泉学派的理学思想及与王学的异同

<正> 甘泉学派系指以湛若水为代表的一派学者及其思想。他们上承陈献章之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宗旨,在明中晚期的思想界、学术界,与王派心学并分秋色,有相当的势力。《明儒学案》说:“王湛两家,各立宗旨。湛氏门人,虽不及王氏之盛,然当时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亦犹朱陆之门下,递相出入也。其后源远流长,王氏之外,名湛氏学者,至今不绝,即未必仍其宗旨,而渊源不可没也。”(《明儒学案》卷三七)王、湛二人生在同时,互相切磋,过从甚密,彼此思想都十分熟悉。王守仁曾指出湛派思想与自己不同。“近时同志,莫不知以良知为说,然亦未见有能实体认者,是以尚未免于疑惑。盖有谓良知不足以尽天下之理,而必假于穷索以增益之者,又以为徒致良知未必能合于天理,须以良知讲求其所谓天理者,而执之以为一定之则,然后可以率由而无弊,是其为     

“养中”与“格物”:蔡汝楠对王、湛之学的融通

甘泉学派是中晚明与阳明心学分庭抗礼的存在。两家虽然学术宗旨相异,但并非泾渭分明。不论阳明后学还是甘泉后学中,一直有主张融通的声音。本文以甘泉后学中以往学界缺乏研究的蔡汝楠为例,通过对其“养中”与“格物”观念的分析,探讨其对于王、湛两家之学的融通。在蔡汝楠看来,其“中”与“养中”的观念可以消解“良知”与“天理”之间的紧张,使得本体的主观性与客观性得到统一;其“格物”观则可以将“致良知”和“随处体认天理”统一起来,避免双方之间的彼此攻讦。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到,蔡汝楠的“养中”和“格物”,正是颇能体现其自觉融通王、湛两家思想的观念。     

心学视域下的魏校“天根之学”阐微

明中叶经历了理学到心学的转向。江苏昆山的魏校作为重要理学家,其天根之学深受朱子学与阳明学两大系统的思想影响,由此而形成了"培养深沉""切忌漏泄""妙在涵蓄"为特点的"主静求仁"之学,开创出独特的"天根之学"的思想体系。然而,有关魏校思想的研究向来受到忽视。其实,魏校与阳明之间,曾有过一次学术交锋,两者从心体动静的问题入手,显示出心学与理学对"心体"的不同理解。以此为契机,最终魏校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天根天机,动静弗离"的天根之学。其特点在于把工夫重点放在心体——即天根——未发前的"静存涵养"工夫,指向"喜怒哀乐之未发"状态的回归、静存和体认。"静存涵养"的旨趣在于回归心体(天根),不仅扭转了胡居仁"主一持敬"之学,同时也有别于陈白沙的"端坐澄心,于静中养出端倪"的观点,更重要的是,魏校的天根之学乃是对阳明学"心体常动"良知之观点的一种矫正。     

性朴与性恶:荀子言“性”之维度与理路——由“性朴”与“性恶”争论的反思说起

传统观点认为荀子主张"性恶"论,但其实荀子言"性"有两个维度:在"人生而静"层面,"性"乃"朴"也;在"感于物而动"层面,"性"趋"恶"也。"性朴"与"性恶",在荀学的观念体系里既无主次、核心非核心之别,更无矛盾和不兼容之状况存在,二者实乃同一逻辑链条上前后紧密相扣的两环,皆为荀学理论不可或缺之有机组成部分,苟失其一,则荀学即不复为荀学矣。故既不可以"性恶"论遮蔽"性朴"论,亦不可以"性朴"论否定"性恶"论。     

“自得”说的哲学内涵及美学意义

中国传统道德哲学视域中的"自得"说,具有内蕴丰富美学意味的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一是强调个体亲身体悟而得道的工夫论意义,一是以莹亮充实、生机畅达、自由宏阔、超越无累、欣乐坦适之心灵境界为学道之最高收获的境界论意义。反求诸己的个体内在直觉体验的自得工夫与审美的把握方式相通,而洒落怡悦、自由活泼的自得境界本身就是审美境界。"心"在自得心境生成中的本源性、能动性以及随事体认的特性,又彰显了自心不受外境拘牵而自由生发意义故能随处成美的创造力,并昭示了美感愉悦向人类整个实存生活全面覆盖的可能性前景。     

道德意志视角下的朱子诚意观——以朱子对《大学》《中庸》中“慎独”“诚意”的诠释为中心

在道德意志概念的视角下,朱熹哲学的核心观点是以其工夫论为中心,通过"格物"工夫的修习,具备对善、恶的判断能力。并在对作为道德律令的"理"获得充分了解之后,通过以"慎独"为核心的"诚意"工夫,以对"理"的体认与践行,扫清一切杂念。这种一存一去之工夫的完成,不但使得"意"与"心"能够完全与天理沟通,亦且使得道德意志与道德律令能够保持一致,也能够使心中所发之"意"中不再有任何为气所拘的邪念产生,从而做到时时刻刻不违离"道"的要求,实现意志与其规定根据的真正统一。     

朱熹理学视域中的“乾坤”

朱熹在继承前贤学说的基础上,在其理学视域中对乾坤二卦的意蕴提出了深辟的见解。他指出,乾坤乃是健顺之理,此健顺之理既是天道运行的基本品格,也是人物所本具之性,健顺之道通贯天人。从天人宇宙生化消息的理气关系着眼,朱熹认为"元亨利贞"是理气运化的具体展现,是"一个道理之大纲目",元亨利贞呈现之理即是宇宙生生不息的生理。在他看来,"元亨利贞"的义理关系与《太极图》完全一致,既是在表达一种宇宙本体论,也是在表达一种性情论。以朱熹之见,乾坤健顺之道落实于人生界具有功夫论的意义,是成就人生德业的基本修养途径,既强调刚健进取,又注重虚顺守敬,内外两进。朱熹对健顺之性和健顺功夫的体认最终都被写进《四书章句集注》之中,成为其理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论儒家理欲论的历史理性与政治关切

彰扬天理、抑制人欲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态度,其内容不仅是对清贫而理性的人生的颂扬,更有着极为鲜明的政治批判色彩,也透现出其一贯的兼济天下的政治关切;其"格正君心"的理论旨趣,既源于对中国古代社会深刻体认,也对古代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所衍生的人文情怀和批判意识,积淀为社会的良知,并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