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与心性:经世视域中的黄宗羲心学探析

在黄宗羲思想研究中,心性与政治之关系并未得到充分讨论。心性之学实为黄宗羲秩序重建的全副努力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心学理论建构中对本体与工夫的兼重,正指向对晚明思想界应虚蹈空的心学末流与机械变诈的功利主义两种倾向的救正。对于力行工夫的强调,意在使道德本体始终保持经世实践之品格;而对于本体之贞定,则意在令功利事业始终受到道德意识之规约,由此而展现出心学重塑与秩序重建之间的密切关联。这一努力具体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通过对王门后学本体、工夫诸派的批判吸收,黄宗羲试图以主静工夫保证良知本体之绝对性,并通过气一元论而使之不落空悬,能够外化为敬事之心而落实于广义的经世实践。其次,黄宗羲对佛教的批判主要着眼于政治维度,强调儒家道德精神之于秩序构建的主导地位。最后,通过与潘平格的论辩,黄宗羲力图呈现一种强调良知指引政治,而非道德代替政治的思想取向。     

《易经》中的哲学与儒家的改造

《易经》是卜筮书,但孔子在其中理解到“刚健中正”的思想内容,于是以此精神改造儒家,使之从相礼的小人儒发展成刚毅木讷的君子儒。孔门提倡杀身以成仁,这仁诚的理论与《易经》生生不息的思想相结合,为后来仁学的发挥打下基础。儒家的道德哲学是实践哲学,当代的新儒家如果脱离儒家道德哲学的实践性,会失去儒家的根本精神,他们的学说也只能作为哲学教师课堂上的教材,很难称之为“新儒家”。     

先秦儒道死亡思想之比较

先秦儒道死亡思想各有特点。在对待死亡态度上 ,儒家重生轻死 ,对死亡存而不论 ;道家则由反对悦生恶死 ,进而歌颂、赞美死亡。在对死亡本质的认识上 ,儒家认为死由命定 ,是天意的体现 ;道家则认为死是气聚气散的结果 ;同时二者又都认为死亡本质上是一种安息。在对待死亡价值问题上 ,儒家强调把死亡落实到道德价值的开拓上 ;而道家则坚决反对给死亡以价值判断 ,强调避死全身才是人生之根本。在超越死亡的途径上 ,儒家认为只要生活充实 ,为理想而奋斗 ,创造了某种永恒之物 ,便可超越死亡 ;而道家则强调通过“心斋”“坐忘” ,达到与大道合一 ,从而实现死而不亡     

中国传统异端思想的自我限度——李贽与黄宗羲伦理思想比较研究

李贽与黄宗羲分别从道德与政治的两个层面上挑战了中国传统秩序,王阳明心学是他们异端思想的共同来源。李贽挑战了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道德标准,黄宗羲挑战了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政治标准。相反,政治权威与法律制度构成了李贽异端思想的自我限度,而道德秩序与儒家传统则构成了黄宗羲异端思想的自我限度。李贽与黄宗羲的最终目标都是期望建立一个新的秩序,一个能够让人坚持内在德性挺立,并且获得外在制度保障的新的世界。     

黄宗羲的公共性思想——以《明夷待访录》为中心的考察

黄宗羲的政治哲学在公共性维度有着丰富的体现。黄宗羲正视人性之私,但要求为政者在履行公职时应以公抑私,君主不能以最高权位谋取一家一姓之私,群臣也不能将职分定位在效忠于一家一姓。黄宗羲主张,国家的大根大本在于制度建设,但制度建设的正当性不在于维护帝王统治,而在于其利于天下万民的动机与措施。为了更好的使民众参与政治事务,黄宗羲特别主张通过完善"学校"制度和拓宽"取士"渠道来促进士人和民众的公共议政、公共评判、公共参与,以此完善国家的公共治理。黄宗羲的公共性思想既是传统儒家天下为公思想的发展,也是近代以来公私之辨的先声,对于现代政治治理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儒家核心价值观的生态伦理审思

生态伦理视阈中的儒家核心价值现蕴含着丰富的精神资源:儒家"一体之仁"观将人与自然看成是道德共同体,强调人在这一共同体中的道德主体地位,以"爱有差等"作为现实的安排,体现了儒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具有宗教情怀的人类中心意识,儒家在生活方式上"宁俭勿奢"的价值取向包含适度消费的思想,启发人们对自己的消费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和约束,纠正一味追求物质丰受的消费倾向,这是符合生态学规则的,儒家"为己之学"与"推已及人"相统一的价值取向有助于我们超越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西方核心价值观.然而,儒家的上述价值观又与维护宗法制度的价值取向纠姑在一起,因此,必须实现儒家核心价值观的现代转化.     

中国近代以来公私德之辨的演变脉络及其思想实质

中国近代以来公私德之辨的思想脉络,从形式上看,表现为从重视以公私德为视域来研究道德,到反思、反对以至后来主张取消这一诠释框架;从内容上看,显示为从反思传统儒家私德观从而主张建构公德,再从强调公德研究到重返对道德本身的考察。这一思潮表现出从外在性地注重分辨道德的“公”与“私”,逐步转向内在性地阐释伦理学的元初观念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即在新的层次上重新确认道德主体、价值规范及其二者的耦合关系。这种厘清既符合传统中国哲学对道德“本体”的追寻,也契合现代道德哲学对更广领域内自由与道德法则、宗教之善与政治之公正以及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之间应有之关系的求索。     

从子夏问《诗》看《论语》中所见文质观——兼论先秦儒家道德哲学的价值转向

子夏与孔子关于《诗经》文句、内容和价值的讨论引人注目,二者就文质、本末、仁礼等关系的论述代表了先秦儒家道德哲学由仪式伦理向情感伦理的转化。孔子及弟子、时人所提出的"质先文后"、"质本文末"、"重质弃文"、"文质一体"、"文质彬彬"等思想代表了先秦儒家早期文质观的主要观点。思孟和荀子在继承孔子文质思想的同时,又从不同侧面分别强化了质与文的思想价值。由对文质及其关系的理解出发,思孟重"质"轻"文",更加注重"义"的内在性,甚至把"礼"也纳入了内在性的范围;而荀子主张"情文俱尽",赋予"义"以内外两重性,把"礼"视作实践"义"的根本途径。伴随着文质观的演化,先秦儒家道德哲学的建构蕴含了由外而内,又由内而外的否定之否定的价值转向,《论语》中所见文质观正是理解这一价值转向和思想逻辑的重要途径。     

超越社群主义的群己观——先秦儒家道德哲学中的群己之辨及其现代意义

群己之辨是先秦儒家道德哲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论题。从孔子的"鸟兽不可与同群"、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荀子的"人能群,彼不能群也",都表明先秦儒者更加重视群体的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就忽视个体生命以及个体利益,儒家实际上认为个体和群体在最终的利益和价值上应当是合一的。这样一种群己观,在与西方社群主义群己观的对比中,可以更加凸显出其理论特质,并呈现出其现代意义。     

张栻的道统思想及其对儒家道统传承的贡献

中国道统意识自古有之,仁义之道构成了儒家道统思想的核心内涵.张栻主张传儒家圣人之道,认为"仁"为四德之长,强调以心性言仁、知仁而求仁;张栻论及儒家道统之传,推尊周敦颐、二程,上承孟子,在乾道年间,张栻已经形成周敦颐、二程、张载等北宋诸儒的道统思想;以儒家经典为载体、以书院为基地讲学授徒、立祠供祀倡扬儒家道统,重视义理解...     

黄宗羲的学术成就及其现代价值

本文从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以及著作成果、讲学成就四个方面论述了黄宗羲的学术成就,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黄宗羲思想的现代价值。作者认为,黄宗羲的“新民本”思想,已经超越了君主专制制度下传统儒家重民、爱民、为民请命的旧民本范式,而开始走向民有、民主、民治、民主监督的新范式。黄宗羲在哲学上建立了以“力行”为根本宗旨的实践哲学和“一本万殊,会众合一”的学术史观,可以启迪我们的开放性思维和兼容性思维,其批判求实精神及疾呼改革的理论勇气,也激励着我们今天坚持改革的决心和理论创新的勇气。     

试论儒家生态思想及实践

儒家生态思想大体上可以从生态存在论、生态价值论两方面论述:(1)儒家生态存在论是一种有机生成论,它将天地创生万物的过程视作创生生命的过程。儒家还从天地创生万物高度考察天人关系,强调人应承继天地"生生之德",发挥自身"赞天地之化育"的功用;(2)儒家生态价值论强调人的主体性价值,并从天人关系高度阐释人"成己成物""赞天地之化育"的价值。儒家重视德性修养在生态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主张通过德性修养,达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境界。儒家主张"等差之爱",即对人与万物施以不同的关爱,其中亦体现了对于人与自然万物不同价值的认识。儒家生态环保实践大体上包括生态德性修养实践与社会政治层面的生态治理实践。(1)儒家重视生态德性修养实践,阐述了"至诚→尽其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的德性修养路径;(2)生态治理实践方面,儒家强调以礼义治理天下,其祭祀礼仪中包含有祭祀山川动植物之礼,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籍田礼、蚕桑礼等等;此外,儒家还从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出发,制定了一系列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禁令。     

论儒家礼教思想的永恒价值——以“男女授受不亲”为例

儒家礼教思想的基础和核心在于效法天地自然和尊重人情现实,强调圣凡区别等社会常识。在此思想指导下,儒家构建了包括"男女授受不亲"在内的人伦规范以防止人堕落为禽兽、人类社会堕落为禽兽世界。现代思想对儒家礼教的批判忽略了儒家礼教思想的核心和基础,以思想上的虚构和想象的图景来代替常识,不但不得要领,并且也有使人类堕落为禽兽世界的危险。只要天地自然和人情现实不发生改变,圣凡区别永远存在,那么儒家礼教精神也就具有永恒之价值。     

试论儒家以仁为本的乐天乐观的人生哲学

儒家以仁善为本真善美统一的具爱具诚具生意之仁具哲学世界观的多重意义,为儒家乐天乐观主义的人生哲学提供本体论依据。儒学以仁为本实质是以人为本构建其哲学世界观,儒家是以仁善的心理情感为基石,立足于做人治国,在有限中求无限、从现实中求超越,在人世间获幸福。中国儒家根据天人合一的仁道强调人当效仿天地阳刚阴柔之仁德,乐观奋斗,修德进业,追求实现人生价值与宇宙价值的完美统一。     

重思先秦儒家的仁礼之辨

仁礼之辨是先秦儒家道德哲学中的重要论辩,它指向在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中到底是从内在资源出发还是遵从外在资源。仁礼之辨渊源于西周、春秋的礼乐制度和礼义、礼仪之辨。孔子虽然对仁礼有轻重先后的划分,但从理想状态上讲,两者应当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般相辅相成。思孟学派强调内在的仁对外在的礼的先在性和决定性,荀子则更强调礼在道德实践、政治实践中的重要意义。     

重思先秦儒家的王霸之辨

王霸之辨是儒家由道德哲学通向政治哲学的重要一步,并能反映儒家对政治的最核心与最底色的看法。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初步奠定了王霸之辨的思想,认为王道是德礼之治,霸道是刑罚之治。孟子经由反思战国残酷的政治与战争现实,认识到王霸之辨的核心是是否得民心,也即王道以民为本,霸道以利为本。荀子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法家政治的效果,但是他认为法家的治理因为缺乏儒家的礼义,所以不能实现长治久安,而王道是以礼义为根本原则的。     

孔子之仁与老子之自然──关于儒道关系的一个新考察

关于儒家与道家的关系问题,学者多有不同见解,或强调二者精神之不同,或强调二 者之互补,或争辩儒道二者孰为主流。本文通过孔子之仁的观念和老子之自然的观念试图说明儒道 两家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 孔子强调仁者安仁,为仁由己,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固然是强调仁的内在 意义,但同时也透露了儒家道德实践中的自然的原则,即自然的道德流露高于勉强的或有意的道德 行为,而这一点恰好与老子所强调的自然的价值相一致。笔者曾论证老子哲学的中心价值是自然而 然的原则,儒家在道德实践这一中心课题上也是承认自然高于人为做作的。在这方面,儒家与道家 的精神是相通的。论者常认为道家是反对儒家伦理的,据笔者考察,老子并非一概反对儒家道德,只 是反对强制的或虚伪的道德表现。道家的自然原则为儒家的道德原则提供了一个实践的标准,为儒家道德原则的社会实践提供了润滑剂。     

论船山之心概念--以理性的两种义涵及其关系为中心

一、引言 就传统来讲,东西方之学尤其是哲学,各有其重点而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路线.在东方,无论是儒佛道,对于人生生命至为关注,因而注重主体性和德性.作为其主流的儒家则形成了特强调道德理性(Kant的实践理性)的人生哲学、道德哲学体系.与此相反,西方的传统哲学则重视客观性,关切认知问题,从而形成了一种强调(纯粹)理论理性的哲学体系.这样的西学传统乃创造出所谓科学与民主这个可标识现代社会的普遍性价值.     

传统儒家、道家哲学生态观比较

儒家、道家哲学生态观既有共同点,又存在差异。在生态存在论上,两者都是一种生成论世界观,强调人与自然万物的内在联系。不过,道家注重自然运化过程的自然性、一体性,儒家则强调自然运化的生命特征,肯定人与万物的差别;在生态价值论上,道家偏重“自然”的价值．强调自然运化的自然目的性和价值性,肯定人和万物的自然本性的价值。儒家则偏重“人文”价值。它强调人与社会的生存价值．肯定主体德性的价值;在生态实践观上,道家强调“自然无为”的实践原则,“自然无为”体现了对自然自组织、自协调智慧的信任。道家实践观体现在个人生活方式上具有消减性特征,强调慈爱利物、俭啬有度、知和不争。儒家强调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肯定主体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作用。在对农业生产实践的治理上。儒家强调顺应天时、因地制宜和“谨其时禁”。     

以西释中,还是以西化中?——以康德自律道德哲学为参照

康德道德哲学被称为自律道德哲学,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自律道德哲学通过理性意志自我立法的学说,对道德哲学的几个关键问题:道德的基础、道德的普遍性和必然性、道德义务的绝对性、道德行动的动力等作出了系统而有创意的回答。然而,康德自律的道德哲学并非凭空提出,而是要回答近代西方道德哲学所面临的一些根本问题。现代中国的某些学者在康德哲学的影响下,将中国古代儒家哲学也说成是康德意义的自律道德哲学,这种以西释中的结论忽视了中国古代哲学特殊的问题语境和切问思路。本文在梳理了康德自律学说的基本原理和立场之后,将儒家哲学与之比较对照,证明将传统中国哲学说成是康德式的自律道德哲学是郢书燕说,不能成立的。以西方现代性哲学来包装中国传统哲学,使得中国传统哲学真正有创见和有普遍意义的贡献被遮蔽和歪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