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儒家生态思想及实践

儒家生态思想大体上可以从生态存在论、生态价值论两方面论述:(1)儒家生态存在论是一种有机生成论,它将天地创生万物的过程视作创生生命的过程。儒家还从天地创生万物高度考察天人关系,强调人应承继天地"生生之德",发挥自身"赞天地之化育"的功用;(2)儒家生态价值论强调人的主体性价值,并从天人关系高度阐释人"成己成物""赞天地之化育"的价值。儒家重视德性修养在生态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主张通过德性修养,达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境界。儒家主张"等差之爱",即对人与万物施以不同的关爱,其中亦体现了对于人与自然万物不同价值的认识。儒家生态环保实践大体上包括生态德性修养实践与社会政治层面的生态治理实践。(1)儒家重视生态德性修养实践,阐述了"至诚→尽其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的德性修养路径;(2)生态治理实践方面,儒家强调以礼义治理天下,其祭祀礼仪中包含有祭祀山川动植物之礼,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籍田礼、蚕桑礼等等;此外,儒家还从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出发,制定了一系列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禁令。     

德性实践与德性之知——论二程经学诠释的转向

传统经学诠释有训诂、义理之分,北宋二程的经学转向进一步揭示出经学诠释中的"德性"内涵。二程经学思想不啻是义理之学,更是德性之学,它包含了德性实践和德性之知两个维度。二程将诠释重点从作者和文本转向读者,将治经问学的目的从知性理解转向德性实践,这就脱离了形式上的训诂之学。同时,又指出以德性之知来接近圣人境界,进而理解圣人所作经典中蕴含的义理,这又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义理之学。注重德性实践,从德性出发去理解经典和圣人,最后通达"天理",是二程经学思想的核心,也是两宋"道学"或"宋明理学"不同于传统儒家经学的关键所在,更是中国儒家经典诠释思想与西方诠释学思想的差异所在。     

情感与存在:儒家德性精神现代振兴的方法论构建——基于一种人类情感启蒙的视角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传统德性精神的现代振兴密不可分。儒家德性精神的现代振兴需要吸收西方近代启蒙精神并转化其启蒙方法,要站到"人类情感的天平上"对人类的情感能力首先做一番学理批判,从中发掘儒家德性精神现代振兴的核心价值观,据此推动人类在情感层面的现代性价值启蒙,超越近代理性启蒙之"蔽"。作为生命之大全的"幸福"理念,将是儒家德性精神现代振兴的核心价值理念,也将是人类在情感层面实施现代性启蒙的最高理念。"幸福"、"和谐"、"包容"应该成为当前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和儒家德性现代精神的启蒙价值系。     

身观与心证——《庄子》“忠恕之道”发微

忠恕是孔子的一贯之道,在儒家的经典诠释史上,通常是强调其道德层面的意涵。章太炎别出新解,一是称忠恕之道是求知的方法论,内含归纳与演绎的逻辑学原理;二是说庄子继承孔子的忠恕之道,其中包含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双重义谛。就德性的层面言,相对于儒家的尽己、推己说,庄子主张“才全而德不形”,反对将道德形显发用出来;就知识的层面说,忠指身观,恕指心证,前者是验事以成理,后者是据理以事量,犹如逻辑学中归纳与演绎的方法。透过对庄子忠恕之道的阐发,不仅丰富了忠恕的意涵——忠恕因而成了解读庄子的人生哲学及其认识论的重要概念,还可由此观照孔子与庄子、儒家与道家之间的思想关联。     

康德“德性”概念的三个层次——论Tugend、Sittlichkeit、Moralitt三个术语的异同

"德性"或"道德"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但在论述中,康德交替使用了Tugend、Sittlichkeit、Moralitt这三个相近的术语,并未加以明确的区分和说明。所以一直以来,它们的中英文译名都相当混乱,给读者正确理解"德性"概念的含义增加了困难,因此有必要厘清康德"德性"概念的不同层次、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实际上,它们分别代表了"德性""伦理性"和"道德性"这三个德性层次,并且彼此之间存在内在的关联——处于由经验到超验逐渐递进的不同层面上。所以康德的"德性"概念还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德性"包含所有这三个层面的含义,"狭义的德性"只包含第一个层面。     

儒家行为责任伦理论要

儒家伦理是一个多元一体的伦理系统,它兼具德性伦理和德行伦理、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儒家伦理学无疑是一种德性伦理学,但是它也是一种以行为为中心的德行伦理学。而儒家所阐发的行为伦理构成了儒家德行伦理学的核心,它所揭示的"行""为"和"行为"范畴的义理,鲜明地体现了儒家责任伦理所包含的做事、不做事、应做事等本质规定性,充分体现了高度的实践理性智慧。儒家行为责任伦理体现为三大层面:一是行为责任伦理的基本规定,二是行为责任的内容指向,三是行为的责任伦理要求。     

唐虞之道如何可能

郭店楚简<唐虞之道>是现今所见最早的、专门论述"禅让"的儒家佚文.笔者认为它将"唐虞之道如何可能"的问题落实到了"爱亲尊贤如何统一"的层面,并以"人伦实践--德性修养--生命本质"的思路解答了这个问题对生命本质的认识提供了最根本的可能性,而德性修养和人伦实践则从动态上实现了这种可能,德性的流通最终消解了时命对唐虞之道的限制.     

孝何以为道——以《论语》“无改于父之道”章为中心

"孝道"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所强调的孝的真实依据在于正当合理之"道",源自于传承氏族生存经验、延续氏族生命,指向对作为至高德性价值的仁的追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亦并不是盲目地听从父母之言,而是基于理性的道德判断与对父母深切的爱慕之情,继承先辈所开拓之志业、弘传先辈所传承之善道。孝同时表达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双向关系,孝不仅意味着子女通过自身道德实践培养自己的德性人格,也意味着父母成为爱慕、学习、模仿的典范,从而使父母、子女双方的德性人格得以共同实现。     

走向情感主义：迈克尔·斯洛特德性伦理思想述评

迈克尔·斯洛特是西方当代道德情感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开拓了德性复兴的情感主义"新方向";他先把"关怀"德性预设为一种内在的心理事实,再把"移情"当作它的外在的、生成性评价机制,构建了一种基于移情的关怀德性伦理学体系;在道德知识论上,移情也是沟通道德之"知"与"行"的经验参照;斯洛特的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为儒家伦理在当代德性论语境下的解释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立志的“自己本位”及其提升

立志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政治现象。它通常以德性论的伦理样式塑造着人的志业追求和精神生活。然而,个体德性论视阈中的立志只是在与自我相涉层面,关联着我们做人的观念,一旦扩及更广大的社会和人类意义上的事业追求和精神生活,往往遭遇诸多理论与实践上的困惑。故澄清立志之为德性的本质,还需拓展其文化政治意义。儒家有千年一贯的立志德性传统,其德性诠释的逻辑是"以‘心’‘之’‘道’而成‘德’"。然而,其自己本位的个体德性论局限亦颇为明显。故欲超越传统德性论诠释,就需要将立志的个体德性论视角与时代总体性文化政治意义相结合。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毛泽东的立志范例提供了经典诠释。立志的文化政治意义在于:立志活动只有超越个体德性论视角,才能走出自我中心主义的阈限,将个人志业的追求和人类解放的事业结合起来。     

论孔子之道的现实性与形上性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不只是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哲学的核心概念和终极本体,也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哲学的基本概念和最高追求。以往学界对孔子之道的人伦日用和社会政治层面研究较多,对孔子之道的形上层面和超越性层面关注不足。细读《论语》《易传》,参审《中庸》及后世儒家的注疏,不难发现孔子在创立儒家哲学之时不仅立足于现世人生之道,更立志于追求超越意义的"形而上者之谓道"的终极本体意义的"道",可以说孔子之道是现实具体的"道"与超越性终极意义的"道"的合一,现实具体的"道"是趋向终极之道的路径和工夫。     

论传统儒家道德意志的修养方法

道德意志在个体德性的养成中是连接道德内在心理与外在行为的关键环节。道德意志一旦形成,在个体道德行为选择以及人格完善中,就成为道德自律精神的强大动力和调控力量。传统儒家伦理具有较为完备的道德意志理论,提出了志立善道的价值导引、正心诚意的心性修养、躬行践履的实践锻炼、抗危乐道的困境磨砺、持之以恒的习惯养成等修养方法。传统儒家道德意志的修养方法对于现代公民良善人格的培育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论语》“闻一知十”章再诠——兼论孔子思想的德性之维

《论语》中子贡称赞颜子的"闻一知十"章,在以往的解释中皆强调颜子才智聪颖,但是陆九渊针对此章提出"子贡不知德"。陆九渊认为,孔子批评子贡"弗如也",不是在道问学的知性层面,而是在尊德性的德性层面上批评子贡不及颜子。通过对《论语》和《孔子家语》的再考察,可以发现对于子贡执着于外在知识而忽视内在德性修养的方面,孔子确实有所不满。孔子一向首重个人德性的培养和成就,并主张以此实现文以化人的教化社会功能。     

黄宗羲的泰州批判与晚明儒学转型

黄宗羲对泰州学派的批判包含了三个主题，首先是对师道论的肯定，其次是对孝弟说社会教化功能的批判吸收，最后是德性与功利之辨。通过泰州批判，黄宗羲将儒学有关内与外、心性与政治问题的思考推上了新的层次，凸显了一种包含社会、政治取径，在更高层面重构儒家德性政治的思路。一方面，继承泰州的个体意识(师道论)而又突破其以个体道德外推的经世模式(孝弟经世论);另一方面，以儒释德性功利之辨为基点反思社会政治秩序的根基，而把心性问题联结于权力公正性与制度问题。由此反映出《明夷待访录》与《明儒学案》、经世之学与心性之学的交汇，呈现出晚明儒学思想转型的一种独特形态。     

儒家之“义”的责任伦理意蕴

儒家之"义"不仅常常分别与宜、仁、礼相连属而构成仁义和礼义的二元结构,同时还经常与利相对应,进而建构了宜→仁→义→礼→利的五元义理结构,以此揭示了儒家之"义"是由发自人内在仁心和遵循外在社会礼法的适宜行为,是由个人自身的仁爱道德情感和社会礼仪规范共同作用而产生出来的道德义务和伦理责任,是一种与利益相对应同时又追求社会公利的价值合理性实践活动。在对儒家之"义"的研究过程中出现了误解、误读,尤其是没有注意挖掘儒家之"义"所具有的义务、责任意蕴。对儒家之义可以也应当进行多维解读,尤其是应引进责任伦理学的思维范式揭示儒家之"义"所蕴含的责任精义,以为丰富完善儒家义学思想、构建儒家责任伦理论提供学理支撑。     

书讯

正《成人之道——儒家伦理文化》一书包含"儒家与伦理""心性与德性""人格与修养""人伦与社会""五常与做人""原则与方法""传统与现代"七章,共计18万字。作者唐凯麟先生是我国著名伦理学家。本书阐发了儒家伦理文化中的"成人之道",揭示了儒家伦理对于个人心性修养、人格培育、人生境界的提升以及对于现代社会道德建设的意义和价值。本书以严谨的学理为基础,是由伦理学家写给大众的儒家伦理文化普及读物。入选"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和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首届向全国推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     

论《孟子》德性修养过程中的道德失败

通过对孟子德性修养过程的讨论,可以为信广来指出的孟子关于道德失败问题中存在的两点疑难给出解释:耳目之官是否为道德失败负全责,"心"又和道德失败的关系如何;名誉的追求为何一方面呈现积极的道德意义,另一方面又成为道德失败的缘由。从德性发展作为一个过程来看,一方面存在着阶段性的道德评价标准,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一个最高的道德准则,这使得孟子对道德失败的问题在不同的文本中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通过对道德失败不同层面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孟子》中可以解读出从社会性欲求与儒家伦理之结合的德性发展维度。在这一维度中"他人的认同"和"好名"比起感官欲望的追求来说,有着更高的道德价值。虽然"好名"比起最终的道德动机之纯粹是一种道德失败,但是在能够放弃物质欲求而实践儒家伦理方面又有着积极的意义。在道德失败问题上,"好名"所象征的人的社会性一面可能在整个德性养成中成为一个重要的中介环节。在德性修养的实践层面上,这样一种对人的社会性发展过程的肯定也可能为从"四端"到"四德"逻辑上推类和情感上扩充所不能解决的德性发展的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道德修养与压力应对:传统儒家应对观及其现代意义

传统儒家应对观包含了压力源、应对资源和应对方式三个部分。首先,儒家认为压力的来源就是道德方面的缺陷;而儒家的应对资源是以道德修养为基础的理想人格;儒家对压力的认知和应对也充满了道德因素。纵观儒家压力应对的全过程,儒家既注重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又注重道德修养的外在表现。传统儒家应对观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指导实践的现实意义,既可以提高个体的自我效能感,还能提高个人完成目标、克服困难的动机,也给予个体更多的自我调节的方法。     

理学视域中的道统与政教——以朱子《论语集注》为中心的考察

朱子的道统论思想蕴涵丰富,既包含对道(中华文明)之发端及其内容的根源理解,也包含对其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难题的总体思考以及解决方案。朱子道统论不仅是儒佛竞争的产物,更主要是儒家源远流长的回向"三代之治"政教理想的产物。其作用机制表现在:1.经由性理思想的奠基,三代礼乐从封建制中分离出来,礼乐重建的主体从贵族阶层转移到平民群体;2.以道心人心之辨重构日常生活的公共性(神圣性),每一个体内在本性的实现,也是礼乐生活之神圣性的达致。     

在"互镜"中寻求"合作"——现代性视域中的规范伦理学与德性伦理学之争

面对现代社会的各种道德危机,尤其是在解决现代人如何安身立命的重大生存论问题上,规范伦理学与德性伦理学究竟处于何种关系,亟待从理论层面加以澄明。对之把握,需要摒弃"二元对立"的抽象思维,立足现代道德生活的完满诠释与理解。现代道德生活既追求社会秩序,又崇尚道德理想,希冀幸福生活。由此,现代道德生活既需要能够守住道德底线的规范伦理学,也需要能够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热烈追求的德性伦理学。不管是规范伦理关于道德的外在约束,还是德性伦理从主体内在阐发的幸福期待,都旨在回应现代人道德生活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