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效约束、制度弹性与有效治理的结构转型——以基础性权力为视角

非对称性的权威资源与权力结构始终存在张力,导致社会治理中的合法性诉求、绩效约束与制度弹性共同作用于科层体制,并消解了其所构筑的制度化与规范化的权力分配与治理模式,从而导致了非制度化治理趋于常态化。诸多文献探讨了绩效与成本约束下社会治理的衍生形态,以及政体类型与治理质量的关系,但在揭示非制度化治理是如何偏离并制约正式制度的各个层面、探求非制度化治理的关键要素以及治理转型的内生机制等方面却远未充分。因此,本文将探讨非对称状态下的权威和权力关系如何影响社会治理的组织结构与制度运作,尝试引入"基础性权力"的概念来研究治理的内生性变迁机制,分析技术化的治理手段如何借助基础性权力的制度化与渗透网络实现从"权力"到"渗透"的转变,进而助推社会治理走向"责任-回应"的互赖结构。     

新时代我国企业共享利益的公正实施机制

企业共享利益是新时代共享发展的重要内容。它不仅包括劳动与资本共享利益,还包括不同所有权资本共享利益等。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也出现过为缓和劳资矛盾和抑制通货膨胀所提出的分享利益模式,诸如净利润分享、纯收入分享及员工持股等分享经济模式,但由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所有权绝对垄断利润的地位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要素地位及分配制度都存在着不平等,企业共享利益难以实现。我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企业共享利益提供了根本保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下,特别是当前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各种所有制形式并存于企业,不仅提高了企业的效率,而且保障了共享机制的公正实现,使企业共享利益成为可能。企业共享利益的公正实施可以从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坚持、劳动力产权的确立、公平的员工持股制度、混合所有制的平等合作以及风险共担机制等措施加以实现。     

产权结构、交易方式与苏南的制度变迁

本文主要从要素和产品的物理属性出发研究苏南制度 ,而不是从制度出发研究制度。苏南乡镇企业较高的资产专用性 (与作坊式家庭企业相比 ) ,在中国特定的市场环境下 ,则使它较多地选择了非市场化交易方式 ,由此产生的利益集团成为延缓产权改革的重要力量。技术的进步 ,以及中国整体市场化水平的提高 ,改变了公有财产的物理属性 ,界定和实施产权的交易成本降低 ,为提高苏南的产权清晰度提供了条件。因此 ,我们认为近年苏南的制度变迁 ,仍可视为效率原则引导下的自我革命 ,属于内生自发演进范畴。本文分三部分 ,分别研究苏南的土地、资本、劳动和组织对苏南制度形成和变革的影响。第一部分研究河流等资源的物理属性对苏南产权结构的影响 ;第二部分研究苏南乡镇企业较高的资产专用性对选择交易方式的影响 (技术成本问题 ) ,同时涉及交易的制度成本问题 ;第三部分研究劳动和组织 ,主要分析企业家的发育以及与模式演进有关的理论问题。     

三十年来我国心理学中的哲学问题研究概况

一心理学中的哲学问题的研究对于整个心理学的发展始终具有重大的决定性意义.解放前,我国心理学一直走着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心理学学习的道路.西方心理学的主要学派——机能主义、格式塔主义、行为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等等学派的学说都先后在不同的时期被介绍过来,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传播,从而转化成我国心理学结构中的组成要素.这样的心理学就知识内容来说固然有不少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的科学合理的东西,但是就哲学思想体系来说则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占着统治地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心理学开始走上了系统地向苏联心理学学习的道路。苏联心理学与西方资本主     

清真寺文化场域的资本转换及其对策思考

清真寺文化场域以其独有的话语系统、组织形式和服务方式等动员并动用了一定的人力和物力,为社会提供了一系列社会资本,形成清真寺场域资本转换模式,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影响力,并导致清真寺功能发生了衍变；对清真寺基本、衍生及变异等功能做评估,旨在深入思考全球治理中的“伊斯兰因素”,并回应“伊斯兰与全球化”这一重大现实命题；中国清真寺在其发展中积累了“爱国爱教”与“以寺养寺”等经验,在“政教分离”原则下形成了中国清真寺基本发展模式.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特提出中国清真寺发展观,建议在寺管会管理框架下采用“功能分层管理”,推进我国清真寺管理的制度创新.     

中国企业伦理建设中的血缘亲情模式分析——企业伦理模式研究之三

企业伦理模式是企业在长期经营实践中所形成的价值共识和文化积淀的产物,是企业伦理个性特征的表现结构,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文化模式,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企业血缘亲情模式是当代中国众多企业伦理模式中的一种。其特征主要表现为以情为核心、以服从为基本规范、家庭道德高于制度理性。这种模式在企业发展的初期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但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如果不从产权上完成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换,或者在内部进行微调,血缘、亲情就会被放大或固化,从而成为企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理解正义中的“人性” —— —兼论罗尔斯对密尔的批评

在当前自由主义关于正义和人权的讨论中,“人性”(humanity)是一个往往被忽略的核心要素.然而,正义的问题总是同“人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这类问题密切相关,而且大部分理论家在思考或建构正义原则时,正是由于对“人性”的不同层面的强调导致了他们对正义社会的设想分殊各异.罗尔斯在提到密尔的理论时批评到,密尔的正义原则是建立在人性的某种“统合性”理解之上的,而对人性的这种理解不能够作为正义制度的基础.     

共同管理文化的新模式及其应用

跨文化的心理差异造成了跨文化的管理理论、思想、制度和方法。为了减少合资企业中中外双方的冲突与碰撞 ,作者提出一种能为双方共同接受的新而有效的管理模式——共同管理文化新模式。共同管理文化 (CMC)下分结构组织模式与系统展开模式两部分。对近 3 0家合资企业的调研结果表明 ,在先进技术的引进过程中 ,合资动机的匹配 ,信息交流等都决定于共同管理文化模式的完善程度。理论、实证、案例分析都证实 CMC是中外合资企业新而有效的管理模式 ,应用这一模式会有明显的经济、社会效益。     

企业发展与企业家行为机制变迁

企业家是在特定经营环境中基于自身人力资本所有权与企业所有权合理配置而实施创新的行为主体.企业制度发展进程中内外环境的变化表现为影响和决定企业家行为的主导因素的变化.企业发展史也就是企业家行为机制主导因素逐步展开和转换的历史.影响企业家行为的资本、结构和环境等诸主导要素的历史性展开,形成了企业家行为机制变迁的阶段性特征,而资本型企业家、经营型企业家和战略型企业家的更替就表现为企业家成长的历史过程.     

道德资本与企业创新

企业创新是我国“十一五”发展规划的重要课题之一。在企业创新过程中,道德资本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引导企业创新的合理方向,提供企业创新所需的精神生产力,为企业创新成果赢得更多的社会认可。推动企业创新的道德资本主要有两种：一是以承担环保责任和消费者权益为主要内容的责任型道德资本,一是以企业员工的创新精神、企业内部的团队精神以及企业与外界的良好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效率型道德资本。要积累更多的道德资本,推动企业创新发展,必须提高企业员工的道德观念,改善企业的组织制度,并推动公众道德权利意识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