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庄子》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批评

《庄子·天下篇》是中国学术批评史上的开山之作,其主要内容是对先秦诸子及其人物的评论和评价。但就其反映的理想人格的类型来判断,《天下篇》并非庄子本人所作,而是其弟子或后学的作品。庄子本人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批评,见于《庄子》内七篇。庄子本人批评的道家人物,除了《天下篇》中论及的老聃(老子)、宋钘(宋荣子)和庄子本人之外,还有列子(列御寇)、接舆、南郭子綦(南伯子綦)、阳子居(杨朱)等。庄子所批评的"儒、墨",实际只有儒家的孔子及其弟子。由于"儒"及孔子的"师儒"身份,包括庄学在内的诸子学派的渊源皆可追溯至孔子,故庄子本人不可能对儒家及孔子有激烈批评。《庄子》书中对"儒墨""杨墨"或"儒、墨、杨、秉"及惠施的批评,实际上只涉及名家和名辩作风,反映了先秦逻辑学由形式逻辑向辩证逻辑发展的重要线索。庄子弟子或后学对先秦诸子的批评与庄子本人的先秦诸子批评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     

对先秦名家分为两个诡辩学派的异议

先秦名家,就是指春秋战国时期专以讨论名实问题为中心的一批学者,他们是以邓析、惠施、公孙龙为主要代表并包括广大“辩者”在内,汉代史学家司马谈把他们称为“名家”,《汉书·艺文志》也把他们列为“名家者流”。 在先秦,名家由于常常提出一些与常识相违的命题,而曾受到儒家、道家、阴阳家以及墨家的批评。尤其是庄子和荀子,对名家思想更是视为仇敌、大加斥责。《庄子·天下篇》     

儒、墨的互绌与互补——先秦儒、墨之间的学术批评

儒家和墨家是先秦诸子中的两个重要学派,他们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互绌互补的关系。这种互绌互补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他们之间的学术批评与反批评。先秦墨家主要批评了儒家"以天鬼为不明""厚葬久丧""弦歌鼓舞"和"以命为有"等"四政焉";而先秦儒家则主要有公孟子对墨家"好辩自炫"的批评,孟子、荀子对墨家"兼爱"说的批评、孔鲋对墨家"非孔"的反诘、以及儒者董无心对墨者緾子"右鬼"说的批评等。先秦儒、墨相互之间的学术批评,也充分彰显了各自的思想特点和理论缺失。今天研究先秦儒、墨之间的学术批评,就是要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找到其学术思想的优缺点,然后加以批判、继承、融合、创新,使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为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更大的和更积极的贡献。     

试论惠施思想及其阶级归属

惠施是先秦名家合同异派的代表人物,以其独特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他在思想史上不容忽视的地位。他又是先秦思想家中能身居高位,得以推行其思想主张的唯一幸运者。在那七雄争霸、天下统一的关键年代,惠施曾任魏相多年,对当时的形势曾发生过颇大的影响。不论作为思想家还是作为政治家,惠施这个人物都是值得我们作深入研究的。但是,对惠施的研究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至今有些领域的研究还呈空白状态。诸如惠施的思想言行是顺     

先秦儒家对诸子学派的学术批评

先秦儒家对诸子百家的学术批评,始于孔子对道家学派和儒家自身的批评;孔子也批评了早期法家、名家和"小说家"的某些思想因素。孔门"七十子"及其弟子的学术批评,基本发生在儒家内部,其中以子游、子夏、子张间的学术批评和世硕、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相与论性情,"皆言性有善有恶",影响最大。战国中后期儒家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批评,除孟子对杨、墨和荀子对"十二子"的激烈批评之外,对诸子学派最著名的学术批评,是孔子七世孙孔穿对名家公孙龙的批评和孔子九世孙孔鲋及儒者董无心的"诘墨"等。先秦儒家对诸子百家的学术批评,反映了原始儒家的思想特点和价值取向,值得重视。     

论先秦哲学的符号学致思趋向

先秦思想对于中国文化,犹如古希腊思想对于西方文化的意义一样,具有发轫和启蒙双重作用。先秦的名家,作为中国古代最早的符号学家,其符号思想,无论在思考范围还是思维深度方面,都曾达到过较高的理论水平。而且,名家的符号思想又在先秦各家,如儒、墨、法等家的思想中引起过强烈反响。正如西晋人鲁胜所指出:“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则事不成。’墨子著书,作辩经     

先秦纵横家对诸子学派的学术批评

先秦纵横家有自己的"学术",这种"学术"就是合纵、连横二派对对方思想行为的批评,和他们对其他诸子学派思想的继承与扬弃。纵横家对儒家仁、义、忠、信、孝、廉等核心的价值观念,对道家老子及黄老学派的思想、道家杨朱学派及其杨朱后学的思想,对墨家"非攻"的思想等,既有肯定,也有批评与否定。纵横家与法家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们对法家申、韩之学的肯定和赞扬,与一般史书上所谓申、商法家"刻暴寡恩"的评价尤其不同。先秦纵横家的思想理论,最终由《鬼谷子》一书进行总结与批评。《鬼谷子》从纵横权说的角度对儒、墨、名、法、阴阳诸家的思想学说进行全面的批评和扬弃,而对道家和阴阳家之阴阳对立转换的思想观点,则有更多的吸收和借鉴。     

先秦名家及楚国名辩思潮考

名家是兴盛于战国中后期的一个诸子学派,他们的思想特点是所谓"苛察缴绕"、"专决于名",即要求循名责实,或者说强调以名学或逻辑学的方法来观察和处理事物。先秦名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应是倪(兒)说、田巴、桓团、公孙龙等人。名家学派的思想主张除了"坚白离、合异同"等名学命题之外,还持有"非六王、罪五伯(霸)"之论。楚国的名辩思潮虽然可远溯于老子,但真正的兴盛,应在宋钘、惠施游楚之后;除了"南方之墨者"的名辩"相应"之外,在屈原、宋玉的辞赋中也可见出名家学说的影响。     

先秦诸子的思维方法专栏:编者导语

<正>先秦哲学是中国哲学的源头,诸子百家,各有创意,且有不同思维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必须了解中国哲学的源头;由于思想的内容是透过不同的思维方法而呈现,因此我们以"先秦诸子的思维方法"为专栏主题,探讨先秦儒、道、墨、法各家的思维方法,以及"中国逻辑"的建构问题。在先秦儒、墨两家的思维方法方面,本人撰写《先秦儒墨思维方法之比较》,指出儒、墨两家以类推方法为主。类推方法涉及"故"的原因、理由,"理"的类型与层次     

道家“名实”思想研究

道家名实论在先秦"名实之辩"的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先秦名实思想的第三种来源。道家的老子、庄子开创了先秦名实思想的另一理路,而黄老道家既吸收了法家政治之"刑名",又受到老庄开创的名实论的影响。道家既创立了作为根本之实的道作为政治与形名理论的形而上依据,弥补了儒家名实论的理论缺陷,影响了名家与法家,又站在道的高度反思、批判了"名"的作用,对名家的名实论进行驳难,从而在先秦名实思潮中占有一席之地。     

从“十论”到“墨辩”——先秦墨学的思想转向及其学术史意义

墨学在先秦时期经历过一次意义非凡的思想转向,即由墨子的"十论"转向后期墨家的"墨辩",由政治、伦理转向逻辑、论辩。学界一般以内部分化与外部刺激作为墨学转向的两大原因,然通过《墨子》之文本实可获得第三种解释,那就是"十论"的政治、伦理思想当中本就蕴含着逻辑之自觉与论辩之观念,后期墨家则将此自觉的观念发展为系统的论辩方法。先秦墨学从"十论"转向"墨辩"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不仅为墨子的"十论"做了有力的逻辑补充,对稷下辩者和惠施、公孙龙等名家辩者所代表的战国中后期名辩思潮产生了非凡的影响,对当代逻辑学、论辩术以及自然科学的发展亦有深远之启示。     

荀子的邏輯思想

(一) 荀子邏辑思想与古代儒家正名的传统关系。荀子是战国末年晚出的儒派邏輯哲学家。生当名辯高潮时代,游学齐稷下,曾于十四年之中,被稷下名辯诸子三度推为老师(祭酒)。荀子的邏輯思想,主要以古代儒派正名的“名言”观点为其体系的中心。但是他的邏輯特点,則是綜合了邓析、老子、孔子、墨子、宋鈃、尹文及惠施、公孙龙、尤其是墨經学者的邏輯認識成果,在自己朴素唯物論的世界观和科学符验的思想方法这一基础上,完成了儒派新的正名論的邏輯科学。从先秦哲学史来說,以孔子为首的正名思想,主要部分都属于旧政治倫理的認識范畴。所謂“名正言顺”的思想基础,是与当时宗法貴族統治阶级的政治立场分不开的。如果把这种正名作为思想工具看,那也只能說是上層意識的礼制思想的工具。     

先秦有法家吗?——兼论“法家”的概念及儒法关系

胡适认为先秦无法家,但一般人不同意他的看法。从语言与历史的角度看,不能认为他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先秦"法家"之内容太复杂。"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被司马迁归本黄老,被刘向看作名儒。"儒法相对"晚出,儒法关系乃历史构造而成。儒法对垒的模式,是20世纪的产物。"新法家"的概念早于"新儒家"的概念,而新儒家对法家也有所肯定。从新法家的出现到20世纪70年代的评法批儒运动的过程是法家地位不断提升的过程。扬法抑儒的倾向与现代的富强追求密切相关。     

由《药地炮庄》看方以智的惠施论

自汉迄明,惠施之学一直被批评为怪异、无用、不成学问。方以智是第一个替惠施正名之人。在《药地炮庄》等书中,方氏结合质测和算经,判断惠施历物说属于格物穷理之学。此说颇近于现代学者对惠施的定位。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对惠施的这种重新定位,预示着明清之际的学术转型正在悄然发生。     

庄惠之辨

本文以"言""物""道"为措思纽结,系统考察了惠施之"琦辞"与庄子之"卮言"、惠施之"历物"与庄子之"齐物"、惠施之"合同异"以"泛爱"与庄子之"因自然"以"逍遥"的缘契与分野,就此对庄子与惠施的学术旨归作了不失深度的抉示。文中指出:惠施所谓"泛爱万物,天地一体"酷似庄子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然而前者终是把天地万物纳入名辩之人文,后者却将"我"与天地万物浑化于渊默之自然——这是庄惠之学终究大异其致的要谛所在。     

荀子思想的黄老意

黄老学是战国中后期主流思想流派,它"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摄名、法之要",对先秦百家思想进行了理性的总结,提炼出"隆礼重法"的治道精神以"一天下"。作为三为稷下学宫祭酒的荀子深受黄老学思想的影响:在本体论上以"道"为基,衍化"天""气""性""礼""法";在认识论上以"虚壹而静"为方法,"解蔽"心灵,以加深对"道""礼""法"的认识;在方法论上以"道治"为基础,衍化出"道法""礼法"等治道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隆礼重法""德主法辅"的治道精神。认识到荀子思想的黄老意,有利于澄清学界对其思想的误读,了断学术纷争,提高对其思想利用的精准度和效率,于现代"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理模式有一定启示意义。     

先秦哲学对属性与本质的思考——以“白马论”为中心的讨论

《公孙龙子》中的"白马论"引出了先秦哲学中对事物本质与属性的思考。公孙龙子的诡辩或源于他已经注意到较早的名家"形名"观,即以物之形为物之本质的主张当中潜在的冲突。物之形与物之色类似,当属于事物可见可感的属性层面,但仅根据对物之形的感知不能简单确定物之本质,并进而确定其名为何。公孙龙子对物之形之名仅可能是对其属性的描述,而难以直接揭示其本质的洞察亦非名家独见。对形名问题——描述物之形之名是否可用来对决定物之所是的物之本质加以断定——的反思也同时在儒家和道家的思想脉络中展开,并由此发展出以"德"指本质和以"性"指本质的不同论断。如将上述话题中包含的有关事物属性与本质的见解在某种程度上视为对一般哲学问题的考察,则由此可见先秦哲人无疑也关注着某些与古希腊相通的哲学问题,只是对其提供了需要我们再三检讨的不同解答方式。     

先秦名学发展的两条路向

名学研究"名""实"关系以及"名"的指称意义,本质上是关于人的认识的认识。人的认识基于个体性和群体性两个方面的要求,个体性方向的发展可能由感性经验而趋向直觉主义,群体性方向则从实践的理性化而走向逻辑主义。先秦名学的发展即循着这两条路向,前者以《公孙龙子》和《庄子·天下》所载惠施"历物十事"、辩者"二十一事"为代表,后者在《墨经》《荀子·正名》中最为典型。由感性经验到理性综合,是逻辑发展的两个阶段,也是两个方向,后者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典型特征。     

中国传统政治何以选择儒家思想——王杰先生新著《先秦儒家政治思想论稿》读后

先秦诸子时代,群星璀璨,哲人辈出,儒、墨、道、法、名、阴阳等各家学派在中国"精神觉醒时期"①上演了一幕幕精彩的思想论辩.当秦国军队挥师东向,思想的繁盛景象转而被军事征服所取代.秦朝开创了中国大一统国家的新格局,秦始皇帝嬴政沉浸在前所未有的胜利喜悦中,仍奉法家思想为圭臬.但强大的秦朝却仅仅存在了15年就被各地风起云涌的起义推翻了.汉代君臣在反思秦亡教训时,意识到只有改弦更张,以儒家精神立国,以仁义治天下,方可稳定新政权.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政治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指导思想,儒家学说逐渐积淀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古代儒家辨析齐法家与三晋法家的意义

法家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根据"法治"的不同特点,法家又可以分成春秋时的"齐法家"和战国时的"三晋法家"。孔子对齐法家的认同体现着儒法的互补,孟子对三晋法家的批评体现着"法治"思想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差异。汉儒对三晋法家与暴秦的总结为"独尊儒术"奠定了思想基础,而"汉承秦制"既体现了儒法互补的精神又解释了两千多年中华帝国得以维系的法理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