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近代的历史命运

在走向近现代的艰难跋涉中,儒家的价值体系多次重演着挫折与复兴的悲喜剧。这种历史命运深刻地展示了儒家价值体系的复杂内涵,同时也为进一步思考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提供了前提。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自始便与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交织在一起。作为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学（包括儒家价值体系）曾一再受到传统批判者的抨击,五四时期,这种抨击甚至达到相当激烈的程度。然而,也正是在近代,出现了以维护儒家道统为己任的新儒家。这种近乎悻论的历史现象既表现了对儒学意义的不同理解,也蕴含着对现代化道路的不同选择。一、传统与近代化的紧张中国的…     

儒学的近代分化

本文在中国现代化的背景中讨论儒学的分化或分裂过程。儒学作为中国传统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艰难地适应着现代化的过程。新经世致用和洋务运动中 ,儒学分为两派 ,在戊戌变法中 ,儒学分为三派。纵然试图适应现代化的历史潮流 ,改变自身 ,在辛亥革命以后 ,儒学依然受到抛弃 ,这是因为儒学强调的价值与现代的基本精神不相容     

二十一世纪儒学的命运

二十世纪儒学的沉浮与新儒学的崛起 二十世纪中国思想舞台上,儒学唱的虽不是主角,但也可算是个重要角色。世纪之幕刚拉开,围绕儒学的争论就好不热闹。康有为披了经学的外衣“改制”儒学,招致了章太炎接连发表了一系列激烈的文字,章氏批评孔子“虚誉夺实”儒术为“南面之术,愚民之计”,“儒术之害,则在淆乱人之思想”。这可视为儒学地位大动摇之揭,接着,辛亥革命爆发,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实际上废除了儒学作为国家政治之指导思想。继之,“五四”新文化运动又从正面对儒学进行猛烈的轰击。儒学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接二连三的冲击,说明了儒学已大大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思想障碍。     

儒学在现代中国的命运及其展望

儒学在近代成为进步思潮的批判对象,并丧失了文化主位性,这有其历史的必然原因。但“五四”的批儒,有简单化和过于政治化之失,儒学只是被简单地抛弃,并没有被扬弃。“文革”再度批儒。“文革”的破产及儒学在东亚若干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某些积极作用,使批儒反孔的进步性首次受到怀疑。最近文化热中儒学虽又一次受到批判,但全盘否定儒学的潮流已不能左右知识界。许多学者正在努力超越传统,也超越反传统,从自外部打倒传统进到在内部创造性地转化传统,以便在多元化的文化趋势中重建民族主体文化。儒学不可能恢复历史上的主位性,但其精华经过加工改造可以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积极因素。在人生哲学方面,儒学注重焕发人的生命活力;相信人可以自我完善、自我超越;并把人生的价值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三点具有现代意义。在社会伦理方面,我们要继承发扬儒家重道德礼貌的传统,要重新评价和改造“五常”说,要把“五伦”中的朋友一伦提到首位,并推广于其他一切人际关系之中。     

康有为与近代儒学

<正>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孔子所创立的儒学就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以后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学从内容到形式虽然也经历了种种变化,但是作为维护封建统治和秩序的思想工具的性质却丝毫未变。只是到了近代,在西学的冲击下,它才开始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新变化。在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特别是早期改良派为了减轻推广西学的阻力,常常牵强附会地把某些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置放在儒学名义之下,于是儒学就被着上斑斑驳驳的资产阶级文化色彩。后来,著名近代启蒙思想家康有为更自觉地利用他所掌握的西学知识对儒学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改造,使之不再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而成为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这样,儒学就不再属于地主阶     

由康有为论近代人道主义与传统儒学的关系

中国近代人道主义与传统儒学的关系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康有为用人道主义思想否定了封建道德纲常对人的束缚 ,但并不否定儒学 ,而是认为用人道主义阐释的儒学是真正孔子儒学。过去一般认为康有为这是打着孔子的旗号宣传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 ,其实不完全如此 ,康有为实际上是用人道主义改造传统儒学 ,试图使儒学在近代蜕变为人道主义化的新形态儒学。同时 ,康有为也用传统儒学改造了西方人道主义思想 ,否定了西方人道主义中的个人主义观念。康有为的这些思想代表着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重要特点 ,显示了人道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学在近代的相互融合、相互影响。     

融会中西,通经致用——论永嘉学派的近代命运

清道光之后 ,学界涌动着一股反思汉学、回归宋学的潮流。其时 ,方东树《汉学商兑》的出版掀起了对汉学的“最激烈的反动” (胡适语 ) ,它实际上代表了道光年间一大批希望改弦易辙的士大夫的共同想法 :将文明发展之注意力由汉转向宋的方向。如此完成了清代后期思想史上一个关键性的变化。 (王森 ,第 5- 6页 )尽管永嘉学派主要活跃于南宋 ,因而很容易被近代归为所谓的“宋学” ,但对温州知识分子而言 ,复兴永嘉学主要的并不是向宋学传统的回归 ,而首先是振兴区域文化的一种努力。这一努力以永嘉学派思想为文化资源 ,并在晚清学术语境和政治…     

论命运

命运是人生中的遭遇。其特点是难以测度,甚至无法逃避,带有某种必然性。所以过去不少思想家都认为:人,受命运的支配。有神论者更把命运说成是神对人的支配。当“必然王国”统治着人类,当人们对“必然王国”的认识水平较低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成功与失败,福与祸的遭遇,归结为自己的命运。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命运实际上是个体的人不自觉和不自主地受着历史发展的“合力”支配的结果,是受制于难以意料的复杂的历史发展的偶然性支配的结果。人们在命运面前有两种态度,一种做命运的奴隶,一种做命运的主人。当人对必然王国有所认识,从思想…     

先秦儒学的开展与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

先秦儒学,是一种十分成熟的思想形态,要想深入准确地认识它的内涵,就必须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追根溯源,对其形成的历史进行认真的探讨。本文拟从“有典有册”的殷商文化入手,通过祖与帝、德与天、仁与礼、性与命等四对先秦重要哲学范畴之联系、发展的研究,揭示先秦儒家哲学演进的逻辑及对其对中国文化发展造成的影响。     

伦理学在日本近代的历史命运:1868-1945

明治维新以后传入日本的近代西方伦理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经历过三个大的发展阶段.最初,他们想依照欧洲伦理学的问题结构在近代国家重构学术的和教育实践的话语.紧接着,配合近代国家要在道德层面整合国民的要求,国民道德论得以确立,它与理论性伦理学(ethics)形成对立之势.随着近代国家要在道德层面整合国民的要求日益迫切,以"个人"为其关键词的近代西方伦理学遭遇坚决抵抗,和过哲郎提出的作为"人类共同体之理法"的伦理学最终占领了战前日本的伦理学界.     

儒学心性论的历史进程

儒学心性论在历史上有一个相循相续的发展过程,孟子强调心性的合一性,荀子突 出心性的相分性。程朱认为心性通而不同,有荀学的痕迹;陆王坚持心即性,以孟学为旨归。在现 代新儒学中,冯友兰走的是程朱的路,其学是程朱之学的延伸,熊十力、牟宗三走的是陆王的路,其 学是陆王之学的发展。     

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儒学根源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具有深厚的儒学根源,特别是清代儒学的变迁,直接规定和影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和方向。从内容看,五四新文化又是在儒学的基础上融合了一些非儒学派的产物,它继承了汉学的治学方法和宋学的怀疑精神,又接受了经今文学的历史观和经古文学对孔子的理解,从而实现了儒学的改造。当然,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是有限的,五四知识分子对西方思想的接受,仅限于将它当作实现传统更新的工具。     

论蒙文通的儒学观

国学大师蒙文通先生,以儒学为"中国文化之根柢",认为儒学从根本上说是唯物的,孔、孟之说与唯物论实不相悖,并积极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工作。在儒、道、释三教关系上,认为各有宗旨而主会通。就儒、道而言,认为儒学与北方道家同源于仁义,儒家之克己复礼与南方道家心斋坐忘之学异曲同工,二程之学实出于陈抟。就儒、禅而言,两者虽截然不同——儒学为性学,重工夫,主有善有恶;禅宗为心宗,只见心体,主无善无恶,但皆主理事不二,儒可通禅并可摄禅。蒙先生的儒学观于我国当前的文化建设仍有重要意义。     

论王祎的儒学思想

王伟（1321—1373年）,字子充,浙江义乌人。他尝师事黄语,得其精诣,与同门友宋嫌俱以文章名世。他的思想在元末明初儒林独具特色,但除容肇祖先生在《明代思想史》上曾略作评介外,一般思想史、哲学史、乃至儒学史、理学史多不予以论列。有鉴于此,笔者特撰此文,以期恢复王伟在中国儒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何谓“儒”？王伟释之日：有用之谓儒。世之论者顾皆谓儒无用,何也？日;非论者之过也。被所谓无用,诚无用者也。而吾所谓有用者,则非彼之所谓无用矣。夫周公、孔子,儒者也。周公之道尝用于天下矣,孔子虽不得其位,而其道即周公之…     

论康熙的儒学观

<正> 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如同清初康熙帝那样视“崇儒重道”为基本文化国策,并于国务活动之余,数十年如一日潜心讲求的帝王,实不多见。儒学在我国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演进,显然不是个人意志所能转移。但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随着封建君主专制政治体制的空前强化,帝王的好尚,往往又会给儒学的发展以重要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清初的康熙帝就是     

论韩国儒学的特性

韩国儒学是东亚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韩国儒学与中国儒学和日本儒学相比较,具有自己的特性,这种特性具体说就是重"气"、重"情"、重"实"。具有这种特性的韩国儒学,在韩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儒学的人生境界论

中国儒学注重人、人生,尤其注重人生的价值,目的,追求实现人生理想、价值,达到人生目的、目标,这就是人们常常议论的人生境界论的问题。     

儒学、齐学与传统文化——评《儒学命运与中国文化》

近读赵吉惠新著《儒学命运与中国文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一书,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就是作者在探讨中国文化的发展、演变时,努力地把宏观文化研究与区域文化研究结合起来,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该书内容丰富,信息量大,论述问题颇多,这里不便一一评述。现仅就有关儒学、齐学与传统文化等问题,略作评论。一、关于儒学命运与中国文化主体结构。关于儒学命运问题,海内外主要存在两种思潮:一种认为“儒学是老朽的文化,早已过时”,一种高唱“儒学复兴”。本书作者认为这两种思潮都是片面的,不符合实际的。儒学在现代社会     

论中庸的发展及其在儒学中的地位

<正> 中庸思想萌发于三代,中庸之名首出于孔子,春秋而下其学理几经发展,迄于秦汉已蔚然大观。在中国认识史上,中庸常以不同的形态出现,其更迭既展现了中国古代思维方式升华的一个侧面,又体现了华族理性精神的发展,也往往是儒学的精华所在。虽然近现代对其毁多于誉,但当代社会实践却表明中庸思想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