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来华传教士对耶儒关系的认知转变

西方传教士于近代来到中国传播基督教,他们面临诸多障碍,而影响中国人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是障碍之一。为了达到以基督教代替儒教的目的,他们进行了诸多改变儒教的尝试,也因此与儒家思想结下不解之缘,对耶儒关系的认知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考察这一转变及其成因不仅有助于理解近代中西文化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而且对当今世界的宗教对话、文化交流以及中国文化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启发性。     

近代中外宗教文化交流研究的新平台——评《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和桥梁——近代山东早期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及其差会工作》

郭大松教授译编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和桥梁--近代山东早期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及其差会工作>(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7月版)为学界研究近代早期来华传教士、近代早期西方宗教文化及其在华传播搭建了重要平台,是近年米中外宗教文化交流史料建设的新进展.     

从司徒雷登看传教士和传教运动

司徒雷登是近代基督教传教士的典型人物。他一生做了两件对中国社会有影响的大事,一是办教育,尤其是成功创办燕京大学,获得中美各界赞誉;二是当美国驻华大使,以失败告终。他在中国办教育、出任大使,是为了同一个目的:以基督教精神改造中国。他爱中国,但更爱美国。他努力融合中西文化,提倡基督教本色化。从司徒雷登身上,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基督教传教运动是列强对外扩张的组成部分,而传教士往往是出于宗教热情参与其中。传教士主观上是传教,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今天,在殖民体系崩溃、全球经济一体化、区域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依附于殖民体系的"差传"模式已成历史,取而代之的只能是相互交流和合作。     

早期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外文期刊

早期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在传教方式上有别于耶稣会士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中国境内外创办一些中外文报纸期刊,作为其传教的手段。最早的中国近代报刊几乎全由外国传教士创办。这些中外文期刊,不仅促进了基督教在华人中的传播,推动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而且开我国近代报业之先河,为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提供了先进的印刷技术和编辑排版方式,在中国新闻史、报刊史及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东正教与中国文化

本文叙述了东正教传入中国的过程及其发展历程,阐述了东正教传教士团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指明了东正教传教士在沟通中西文化、特别是中俄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分析了东正教未能在中国扎根和进一步与中国文化相融的原因,介绍了东正教目前在中国的状况。     

明清以来传教士对中国神灵信仰的文化批判

本文分明末清初与清末民初两阶段,全面论述来华传教士对中国民众神灵崇拜文化层面的理性批判。文章指出,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以“附儒诋佛”为指导思想,注重从儒家立场出发,在严厉驳斥民众神灵崇拜荒谬性的同时,主动扮演儒家卫道士的角色;清末民初来华传教士由于受到时代背景、社会变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展开文化批判的出发点呈现出多元化,依其出发点的不同可分为:附儒型、田野调查型与比较吸收型三类传教士。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

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教事业,依仗不平等条约的庇护,被视为“骑在炮弹上”传播福音。近代中国是基督教教会与民众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传教士们推动的文教事业,以文化征服为主要目的,遭到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强烈抵制。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是中国知识阶层的理性批判。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推动下,中国基督教徒走上了“爱教必定爱国”的康庄大道。     

"先入之见"与"自以为是"——清前期来华传教士对程朱理学的诠释与传播

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引人注目,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对于清前期西方来华传教士与程朱理学的关系尚有探讨余地。当时,无论是西学东渐,还是东学西传,均是通过西方来华传教士进行的。也就是说,对多数中国人与西方人而言,他们所认识的对方文化,实质是间接的即经过传教士诠释后的文化,从某种程度上,传教士决定了东西双方的相互看法。这样,作为文化中介,传教士对双方文化的诠释便变得尤为关键。以清前期来华传教士对程朱理学的诠释为例。传教士对于中国人,程朱理学对于西方人,均构成跨文化的对象,而传教士肩负的传播天主福音的使命更增强了跨文化…     

19世纪美国传教士中国观建构之文化心态论析

19世纪美国来华传教士建构中国观的背后,呈现着多元复杂的文化心态,蕴含着"东方主义"思维模式下将中西文化作二元对立的视界分野;在西方殖民主义全球扩张浪潮下的文化霸权心态;基督教"普世主义"思想与实践过程中的"救世主"心态以及为了国内舆论宣传鼓噪而建构"异教"形象的思想动因等,深刻反映近代中国在西人思想观念与文化语境中被肆意"他者化"的特质。     

严复的“自由、民主”观

严复是近代启蒙思想家之代表,他所关注的是思想启蒙。从思想启蒙的需要出发,他很重视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不是为了给中西文化会通寻找途径,而是为了给学西方提示正确的文化选择取向,因而他不但藉中西文化之比较以揭示西方文化超胜中国文化之所在,而且尤其注意揭示西方文化何以会超胜中国文化。结果他发现,西方文化所以超胜中国文化,就因为西方在文化建设上坚持“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严复集》第23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码)的价值模式。有了这个认识,他势必要强调学西     

清末中西美术交流及其对中国近代学校美术教育的影响

在中西美术交流史上曾出现过三次交流高峰,每次碰撞都以不同方式影响着中国美术和美术教育的发展。特别是明清至近代,伴随中西文化交流的加剧,西方美术和美术教育通过西方艺术品、传教士开办的画馆、教会学校等进入中国并迅速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近代中国学校美术教育的发展。     

论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一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在中西文化的交流撞击中,中国传统文化暴露了它的严重不足。先进的中国人由是而踏上了学习西方,批判自我的艰难历程。从魏源首次提出“师夷制夷”的口号,到洋务派练海军、办船政乃至康梁所倡导的君主立     

传教士与近代新疆社会

本文研究了近代新疆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教历史,分析了他们的西学传播活动和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与贡献,并对传教士与新疆社会民族矛盾进行了剖析。传教士对新疆少数民族的传教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对近代新疆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女子教育

传教士来华后,女子教育就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变迁与传教士密切相关。传教士对男女平等教育思想的宣传,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观念;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女校,促进了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产生;传教士传入的女子教育模式,为中国女子教育做了示范;传教士还为近代中国女子教育培养了大量的教职人员。     

“基督宗教来华与中西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召开

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暨基督教研究中心协办的“基督宗教来华与中西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于8月13日至15日在武汉举行,来自全国十多个省市区的近50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并发表了论文。与会代表主要就基督宗教来华之本土化、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教会教育和基督宗教来华对中国社会之影响及当代中国基督教研究现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发言热烈,争论激烈,畅所欲言,会议始终充满着自由活泼的气氛。这次会议的显著特点是：（1）这是全国首次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学者的聚会,尤其…     

天主教推动中西文化交融

明末清初天主教的传教士远渡重洋来到东土华夏,在传天主福音的同时也把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又把中国的文化带回到西方,促进了中西文化交融。耶稣会士利玛窦是在中国传天主福音的奠基者,也是最早把西学介绍给中国人的．他交给中国的士大夫,“为一切人成为一切人”,“入乡随俗”与当时当地社会相适应的传教方式和中西文化交融的楷模。     

儒家“孝”观念的原始意义及其近代以来的多重命运

基于自然性的血缘情感关系的儒家“孝”观念,近代以来先后遭受西方来华传教士的宗教批判、五四运动的文化批判以及五四之后历年战争、革命、运动与晚近的改革开放之社会批判。而剥离、卸载传统“孝”观念的刚性意识形态等因素的额外负担,凸显其原始意义并进行适当的现代性诠释与定位,儒家“孝”观念在塑化个人情感、培养道德意识、复兴儒学资源、稳定家庭基础、缓解社会问题等方面,对于推进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功能。     

王韬与中文圣经翻译

中文圣经翻译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常以西人传教士作为中文圣经不同版本的译者,但实际上每一个译本的后面都有中国士人的参与。近代史上著名的改革家、思想家王韬就是一个"被遗忘的圣经译者"。本文依据第一手史料,求证王韬作为圣经主要译者之一的身份。在与麦都思一起翻译"圣经委办译本"(Delegates' Version)时,王韬的目标是要将《圣经》翻译成一部"杰出的中国文学作品"。以达、雅作为翻译的基本原则,以中国士人作为读者对象,委办译本在流畅、优美、可读性方面都十分突出。本文还具体将委办译文与圣经原文进行比较,进而分析体现在圣经翻译后面的解释学原则。王韬的译文风格,取决于他们将基督教处境化、从文化理解福音的解释学策略。     

中国近代历史哲学的三个环节

中国近代历史哲学的变革是伴随着近代先进的思想家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而演进的。中国近代历史哲学变革的进程如下: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比较研究的中心是中西政体的优劣问题,从魏源、冯桂芬、王韬、郑观应到康有为都致力于中西政体之比较,主张从改革上层建筑着手来改造中国;从戊戌变法失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严复、梁启超、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皆致力于比较中西民族性或一般社会心理状态的异同,主张从改造民族性着手来改造中国;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中西不同的社会经济状态方面,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把中西政治、学术及民族性的差异归结到经济基础的差异,实现了中国近代历史哲学的革命性变革。中国近代历史哲学的变革史,就是近代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历史。     

马礼逊与中国文化的对话——《马礼逊文集》出版感言

基督教在华传教与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对话,是中国学术界在思想认知上分歧较大的问题。人们通常较为强调在政治领域的社会及文明冲突,以及基督教由此而有的负面影响。但从人类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也必须注意基督教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推动和在中西文化对话中的积极参与。本文以《马礼逊文集》的出版为契机,从马礼逊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与对话中的作用及意义来思考基督教在华存在和在中国文化中如何定位等问题,以便能为正确处理今天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关系提供思路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