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僧官制度探析CSSCISSCI

北魏僧官制度以昙曜任沙门统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北魏的僧官制度很不完善,昙曜在任沙门统之后,北魏的僧官制度不仅逐渐完善,而且僧官的权利也不断扩大,从而导致北魏晚期僧官的弊政,但北魏较为完善的僧官制度却对北魏的政治、经济、佛教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成为后世制定僧官制度的范本。     

佛造像研究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渐与儒道比肩。于是开石窟，建寺院，造佛之风大兴，历代不辍，而尤以北朝为盛。大者依悬崖绝壁之势而凿建，规模庞大，花数年乃至数十年才能完成。如：云冈之昙曜五佛，龙门卢舍那大佛，及乐山大佛等。小者寸许，置之掌中而有余地。     

云冈石窟早期造像 在犍陀罗风格中融入中国元素

正昙曜五窟的开凿,始于和平元年(460),是北魏文成帝实施佛教复兴政策的产物,处在不同艺术风格相互交融的历史十字路口,造像具有较明显的犍陀罗风格,与此同时,呼之欲出的是佛教艺术中国化时代的到来。云冈石窟第16至20窟是最早被开凿的石窟,主尊都是十五米上下的雄浑巨像,在云冈石窟中最为雄伟。因由北魏沙门统昙曜主持开凿,故而也常称其为"昙曜五窟"。昙曜五窟的开凿始于和平元年(460),是北魏文成帝实施佛教复兴政策的产物。     

昙曜译经与早期云冈石窟建造 以《杂宝藏经》为例

正作为云冈石窟的主持者,北魏沙门统昙曜不仅将西来文化融于石窟之中,更是根据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佛教的发展状况将其所倡导的佛经教义表现于石窟之中。由此可见,昙曜译经与石窟营造相得益彰,分别是北魏佛教文字与实物的记录。北魏和平元年(460),高僧昙曜秉承圣命,于距平城16公里处的武州山开凿石窟,石窟依山雕凿,现存大小窟龛254个,大小造像59000余尊。作为皇家石窟的主持者,昙曜对云冈石窟的雕刻内容、造像风格以及石窟的开凿理念,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华严诸祖传习《悉昙章》考略

讲述梵字母及其拼合法的《悉昙章》随佛教传入中土,并进而演为一门研求梵字音义的学科门类,崛起于唐代的佛教宗派中,各宗僧徒都对《悉昙章》有过不同程度的传习在此主要讨论华严诸祖对《悉昙章》的传习情形与特点,从二祖智俨开始,华严诸祖及其弟子即兼具了义理与章句并重,证悟与积学双修的学风,在推衍发展本宗学说的同时,还非常注重梵语,尤其是《悉昙章》的学习与探究。     

北魏僧官制度探析

北魏僧官制度以昙曜任沙门统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北魏的僧官制度很不完善,昙曜在任沙门统之后,北魏的僧官制度不仅逐渐完善,而且僧官的权利也不断扩大,从而导致北魏晚期僧官的弊政,但北魏较为完善的僧官制度却对北魏的政治、经济、佛教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成为后世制定僧官制度的范本。     

唐宋之际道教十一曜星神崇拜的起源和流行

本文从唐宋之际的佛、道两教文献中有关九曜和十一曜的资料出发,首先考察了源自密教星占术的九曜概念和它们的天文含义,然后通过对唐末五代的九曜醮词、罗天醮词等文献的解读,确认了对九曜和月孛的崇拜已经成为当时道教醮仪的组成部分;文章对宋元学者认为的十一曜源自《聿斯经》的说法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十一曜星命学是由中国本土术士在九曜星命学的基础上融合了本土天神崇拜后改造而成;文章还指出宋真宗崇道刺激了十一曜星神崇拜的流行,民间术士和官方历算家都为这种流行的信仰提供了技术支持.     

昙始考

昙始是北魏时期佛教神异人物,也是最早向高丽传播佛法的高僧。《高僧传》基于宗教目的,载述其神异事迹较多;《广弘明集》则较为客观;再与正史《魏书》对比,以及与《昙始行状记碑》、山西青莲寺出土的昙始造龙华像碑相互参证,甄别人物,厘清了昙始扑朔迷离的生平行迹,总结了他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功绩,亦从侧面反映了《高僧传》等佛教史传文献的撰述特点。     

北凉高僧昙无谶研究

昙无谶,也称昙摩谶或昙无忏,中天竺(今印度)人,天资聪慧,潜心佛法,曾在罽宾驻足,后转龟兹求法,又入鄯善,再转敦煌,成为一代高僧。北凉玄始元年(412),沮渠蒙逊邀至姑臧;义和三年(433)三月被刺杀,终年49岁。利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探讨昙无谶的个人历程,重点研究他在北凉译经、传教、辅佐沮渠蒙逊等方面的成就和作为,进一步确立他的历史地位和对北凉佛教的贡献。     

宋元时期的佛经译勘与梵字的传习

讲述梵文字母及其拼合法的《悉昙章》随佛教而传入中土,并随着佛教在中土的传播而发展成一门研求梵字音义的学科门类,它的发展、嬗变始终与佛教的兴衰相呼应。宋元时期,缘于密教经典的翻译及元王朝对各系密教的尊崇,密秘佛教获得新的发展各种密法仪轨广泛流行。受其影响,梵字的传布与研习也出现了新的局面与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