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的吸烟饮酒行为与人格特征的关系

本研究以北京地区普通中小学1040名学生为被试,探讨人格特征与青少年吸烟和饮酒行为的关系。结果发现,吸烟与不吸烟、饮酒与不饮酒青少年之间在反抗性、感觉寻求、冲动性、内外控,以及道德感等5项人格特征方面存在显着差异,这种差异因性别、年级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5项人格特征中,感觉寻求对青少年吸烟及饮酒行为的影响作用最大。结果说明人格特征在青少年吸烟及饮酒行为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性。     

王船山的德福关系论——以《周易外传·困》为中心

在<周易外传>困卦中,船山全面阐述了自己对德福关系的看法,不仅为人的行为取向提出了明确的方向,而且解释了这种方向的本体论根据.其中对德福来源、性质与差异的探讨是全面而有体系的,最能体现儒家精神.船山首先提出"德福皆为命"的核心命题,进而阐述了"德可充,福不可充"的因为并提出了"以德致福"的思想,以期重新论证并弘扬儒家以德为本的精神理念.本文的逻辑进路也因此得以建立:先分析"命"之基本内涵而后引申出"命"之结构、分化过程和差异性三个分论题,以此为基础形成对德福的全面理解.     

当代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争:以公民资格为焦点

当代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争涉及很多方面,但以公民资格为焦点来看,二者之间的主要差异表现为:自由主义以个体价值立论,重视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保障,而社群主义则以群体价值立论,重视社会公共善的达成.这两种公民资格观所标榜的公民精神都在不同方面契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就我国当前现状而言,应从日常生活中的公民礼仪做起,培养和塑造以宽容尊重、平等交往为主要人格特征的新时代公民,由此,政治民主生活中负责任的好公民才可能产生.     

传统儒家伦理思想中的德福之辩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德福思想尤为丰富而深刻,认为德与福都是人们在社会中的价值追求;德是福的基础,福是德的内容;福应是德的结果,但求福并非德行的条件;人不应忧福享,该忧无德行。它以追究本体的方式来阐释德福之辩,体现出儒家的道义精神和孔颜乐处的儒士之风。传统儒家在探讨德福问题时显示出道德理想主义的文化特质、济世救民的思想形态和以德致福的价值取向,在培育人们的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德福之辩

德福之辩是贯穿古今中外的一个恒久课题。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德福之辩有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不同的学派和学者对于道德和幸福的关系有着不同的见解,并试图对德福相悖问题做出圆满的解释,由此形成了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德福观。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对于道德与幸福的探究存在着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和基督教的德福思想,表现出三种不同的德福观。当代西方伦理学者也不断深入探究道德与幸福之间的关系,理论研究呈现出一些新的面向,表现出一些现代性特征。虽然中国伦理思想与西方伦理思想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甚至是冲突,但在德福问题上可以形成对话和商谈。     

康德"敬重"概念中的先验结构

康德的"敬重"概念在学术界争议较大.这些争论产生的主要根源在于这一概念不仅涉及诸多对象,而且其自身还包含一个三层次的先验结构:即对他人的敬重是以对法则的敬重为前提的;对法则的敬重是以对人格理念的敬重为前提的;对人格理念的敬重是以审美判断中的崇高感为前提的.由于敬重在各层次上的作用机制并不完全相同,所以康德在表述时变化较...     

王弼《周易注》“无”思想的政治哲学解读

王弼在《周易注》中阐发"以无为本"并非为了形而上学建构,其根本目的是要塑造一种理想的君主人格,这种人格以"无"为最高境界,但对政治不形成颠覆;能"感通天下",但却持守"以寡统众"的政治原则。而在此人格基础上,王弼引入"无为"思想,并据此对儒家政治伦理进行改造,从而最终形成了一套关于"无"的政治哲学。     

人格研究中的行为遗传学取向的发展

人格的行为遗传学研究,是以研究遗传和环境的差异来解释人格的个体差异的程度为目的,为探讨遗传和环境在个体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研究途径。该文以天性和教养为突破口,紧紧围绕行为遗传学在人格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遗传力、环境、特定基因的研究,进一步探讨在个体人格发展过程中遗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的关系。     

儒家的仁爱秩序与自爱问题析论

儒家的仁爱秩序是以君、父、夫为中心的差异一体结构,把人的自爱、爱人转化为人伦秩序中的自我角色担当。对于现实人、我关系中的自爱问题,或通过仁者爱人的范围扩大使人、我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使自爱消融于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境界,或通过对自爱的道德修养论诠释,使之成为仁爱秩序的自觉承担者。但有些儒家学者以自爱作为建构爱的秩序的根本,构成儒家仁爱秩序中的异端思潮。剖析儒家的仁爱秩序与自爱问题,有助于理解儒家思想传统的不同侧面,建构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爱的秩序。     

应对倾向在人格与心身症状之间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应对倾向在人格与心身症状关系中的作用及哪些人格维度与应对倾向和心身症状有关。方法:273名被试完成中国人人格量表、SCL-90、应对方式问卷。统计分析采用SPSS10.0和LISREL8.53。结果:应对倾向的中介效应显著,但调节效应不显著。"回避"和"否认"应对倾向影响心身症状,外向性等五个人格维度对心身症状的影响被应对倾向中介。外向性和情绪性人格维度还直接影响心身症状。结论:应对倾向部分中介人格维度与心身症状的关系。反映个人自身和做事特点的人格维度与应对倾向及心身症状有关,而他人指向人格维度与这两者关系不显著。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德福一致的两种范式及其当代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德福一致,表现为德性论从属于幸福论。他首先以"自然目的论"的方式,确立了幸福之为人生的终极目的,进而以"功能论证"将幸福具体表达为灵魂合德性的活动。孔子的德福一致,落在道德与孔颜之乐的关系上。道德与孔颜之乐的基本关系,就反映在"德"-"得"二者的本质关联之中。亚里士多德在"幸福论"的框架下安顿道德,而孔子则在道德的前提下安顿幸福,两者的差别直接开启了其后两千多年德福问题的两种致思进路。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进路,是当代人思考和追求全面的幸福生活的基本框架;而孔子对道德价值本身的挺立及其对由此而来的自得和受用的阐明,则将为当代幸福理论之下的道德实践提供重要的动力支持。     

《淮南子》人性说探微

《淮南子》人性说之微可见于四个基本方面。道的根本意义是道的人性意义,主要通过圣人境界予以论述,旨在确保真人境界的至上性,为人们贯通了永恒的精神追求之路。人性特征可概括为人性虚静,又从中阐发出人性善;道的自然性表现为人的自然性,伦理当视这种自然的人性为善。由于心的精神性功能,人心才能够显现人性;而人心显现人性是人心通过自我修养与接受圣人教化相结合的两条途径实现的。由德福未必一致的观点推导出祸福由己,德福关系与祸福关系合而为一。     

王夫之德福一致论——以《周易》内、外传为中心

德福关系问题一直是儒家伦理学的重要问题之一,纵观中国思想史,德福问题的讨论即为德福如何一致的问题,儒家士人对此或多或少有所涉及,王夫之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其继承荀子"天人相分"的自然理性天命观,在实有的气本论立场下,于"以人造命"的天命观基础上,把命二分为德命与福命,通过与知能、阴阳、虚实等概念的类比与互相诠释,明晰了德福相资相因的关系,并通过"德肖于知,福有其能"的命题,对德与福的内涵给予了新的规定,丰富了"德福一致"命题的内涵。他从"无定命之命"和理气关系的双重角度,为德福不一致这一亘古难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案,对儒家人文理性传统的发展做出了理论贡献。     

论太虚人生佛教中的德福思想

中国传统道德哲学中的德福问题,一直是先哲圣贤探讨的重要议题。太虚大师在坚持德福一致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对佛教三世因果论和道德学说的分析考察,主张用"抉伪披真"和"广施慈悲"的方式化解德福相背的现实矛盾;用不断增强个人行德信念、妥善处理社会人伦关系、努力推进国家法治建设的方法实现德福和谐的道德理想。这一主张不仅为我们解决德福关系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我们推进以德治国的道德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大德受命”到“德福一体”——中西比较视域中的早期儒家德福观

通过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德福观和早期儒家德福观的比较,我们发现中西德福观之间有着一定的相通性和具体理解上的差异性。他们都强调德福一致的道德应当性,都承认德性对幸福的优先性。但在德福一致的实现上,表现出不同的诉求。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德福一致的实现都有外在善条件和神学的最终保障,具有外在性和宗教性诉求。而先秦儒家或致力于德福一致的现实化,或时命不济而修身俟命,具有内在性和现世性诉求。董仲舒通过德福顺天、君圣合一、德福一体的正当性证成和制度性保障,使得德福一致成为天经地义的天意,而按天意安排的人间正义秩序,必然是一个德福一致的有道社会。董仲舒德福一体观,把德福一致从天上拉回人间,把先秦儒家的修身俟命落实到当下现实,标志着早期儒学德福观发展的成熟。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德福观管窥——以《颜氏家训》为例北大核心CSSCI

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分裂战乱时期,其士大夫阶层的德福观念也较其他时期不同。《颜氏家训》作为士大夫教子治家的家训著述,集中反映了当时士大夫对德福关系的看法。参之以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们的言论行止,不难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德福观是矛盾和复杂的,其主要特点表现为:坚持修德致福的德本论,但亦有道德退化的彷徨;重视家族教化和敦睦,但也出现亲情淡漠、析产别居的趋势;认同诚信正直、求福不回的主观能动性,亦不乏天命和福报的宿命论倾向。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德福观的产生是深受当时离乱的社会现实、佛道等宗教伦理观、儒家的道德教化观念、各民族异彩纷呈的价值观念,以及士族门阀制度等综合因素影响的。     

儒家视阈中的人格理想

理想人格可以视为价值理想的具体体现,它以综合的形态展示了人的价值取向、内在德性、精神品格.儒家从先秦开始已考察人格理想的问题.人应当走向何种存在形态？完美的人格具有何种内涵？这一类问题都为儒家人格学说所关注.尽管随着社会的演进,对人格的理解需要进行历史的转换,但儒家人格学说中的一些思考在今天依然有其意义.     

也谈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格——与许金声同志商榷

贵刊今年第六期,许金声同志《从“人格三因素论”看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格》一文,以所谓“人格三因素论”为参考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人人格的影响问题作了一定的探讨,立论颇为新颖,而且从文化与人格关系的角度来进行文化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但是,该文的某些观点则是有待进一步商榷与探讨的。兹谈点笔者的看法,以求教于许金声同志。首先,许文中两处立论的方法是欠妥的。(一)许文认为,“理想人格设计”是相对于“狭义的文化”——“人生哲学、伦理学等构成的价值系统的”。“所谓理想人     

通向德福统一的伦理学路径

在西方伦理学中,围绕德福关系问题形成的主要理论观点有:功利论、德性论、义务论,与此相关的还有正义论。为摆脱其各自的局限性,可以将上述几种分析框架结合起来,形成综合的伦理学理论框架:道德规则的功利论,旨在按照促进人的幸福的要求选择社会的道德规则体系;道德行为的义务论,旨在将遵守具有幸福指向的道德规则作为人们无条件的道德义务;道德人格的德性论,旨在通过道德人格的提升使个体具有履行无条件道德义务所需要的德性;道德关系的正义论,旨在通过合理的社会关系的建构和调整使社会在总体上达到有德者有福,无德者无福。四个方面有机衔接,从而实现德福统一。     

社会关系模型（SRM）——个体差异研究的新策略

在文化、社会和人际互动情境下研究行为已经成为人格研究的趋势之一。社会关系模型（SocialRelationModel）源自人际知觉研究领域,它能够分析成对数据,在人际互动关系中分离出行为者效应、目标效应和关系效应。这种研究理念和研究策略不仅契合在社会关系背景下研究人格的理论取向,而且能为实现这一取向提供更为精当的分析方法和研究工具。文章通过介绍社会关系模型的含义、方法和应用,以期为研究人格差异的稳定性与变化性问题提供新的视野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