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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研究》2015,(3)
先秦逻辑研究有"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现代主义’"与"了解之同情"两种范式,作为前种范式之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归为符号学、语言学、逻辑学、哲学等领域;后种范式基于文本与文本时代特征衍生出文本义理,归为历史学(如中国逻辑史等)领域。"‘白马非马’论证"研究也不例外,有"白马非马"论证兼名说、复合名词说、形式化理论说、诡辩说、任意对象理论说等,也有"唯谓"说、"物–物指"说等。本文提出了"唯位"说,即"白马非马"命题提出的理论根据是"位其所位",这里涉及"物、实、指、名、位、谓"诸范畴;并进而论证《公孙龙子》逻辑理论篇为《名实论》与《指物论》,其中《指物论》补充《名实论》里的"物"与"指"关系,例证篇为《白马论》、《通变论》、《坚白论》,其中《通变论》与《坚白论》完善《白马论》中的"白马非马"例证,得出"白马非马"论证是先秦思想孕育出的一种逻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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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语词"的"命名"(Called)是从圣经首章《创世记》到《约翰福音》的重要主题。在《创世记》中,语词的命名就是存在的显现和万物的出场,从上帝为世界命名到人为万物命名,显示了人的自由意志的确立和主体创造的开始。这种自由意志和主体创造有让人陷入以语词命名一个非神圣化的乌托邦的危险。命名原是神圣的,是属神之事,然而,当命名的权利被滥用之时,命名则成为某种僭越。《圣经》的"命名"神话可以成为观照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视角,并可以将其视为古希腊哲学的概念思维传统的宗教化和神话化版本。阐释从《圣经》首章开显的概念命名神话,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古希伯莱-基督教传统相对于古希腊-罗马传统所同样具有的对于西方文明的奠基性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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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哲学》2017,(5)
在《创世记》中,语词的创造就是上帝的父性精神力量的创造,就是存在的出场。在《约翰福音》中,希腊文译本的λογοσ、英译本的Word、中译本的"道",就是对《创世记》语词创生世界的语词中心论传统的再阐释,是父性主权话语的强化。不同的翻译隐藏着文化背景的歧异,古希腊λογοσ(Logos)是单一公正之神的父性特质,是更加精神化的;英译本的Word主要含义就是语词,是更加符号化与抽象化的;中译本的"道"却具有某种母性文化和阴阳和合型特质,是实践化倾向的。古犹太与古希腊文化的融合就在《圣经》的翻译和阐释中实现并生长出整体性的西方语词中心论的文化传统,这使其区别于较为独立的以《易经》等多文本为源头的行动中心论的中国文化传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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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世记》中,语词的创造就是上帝的父性精神力量的创造,就是存在的出场.在《约翰福音》中,希腊文译本的λογοσ、 英译本的Word、 中译本的"道",就是对《创世记》语词创生世界的语词中心论传统的再阐释,是父性主权话语的强化.不同的翻译隐藏着文化背景的歧异,古希腊λογοσ(Log-os)是单一公正之神的父性特质,是更加精神化的;英译本的Word主要含义就是语词,是更加符号化与抽象化的;中译本的"道"却具有某种母性文化和阴阳和合型特质,是实践化倾向的.古犹太与古希腊文化的融合就在《圣经》的翻译和阐释中实现并生长出整体性的西方语词中心论的文化传统,这使其区别于较为独立的以《易经》等多文本为源头的行动中心论的中国文化传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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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杨万里的易学"引史"以"证经",辟宋代易学发展之新路,于其中颇有历史哲学之精神。他认为《易》与"史"有着密切的关系:《易》确立起大中至正的形上之道,"史"则将此形上之道贯彻、落到实处;人们以"史"为鉴,就能更好地按《易》道所确立的精神行动。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易》形天下无形之理、穷天下无穷之事"的观点,强调人们的历史认识具有客观的性质;"易道之用存乎变",历史的变化是必然的过程;"易道之体存乎常",历史的发展具有其自身的法则、规律;"易道之行存乎人",人在历史发展中居于主体的地位,从而构成其独具特色的易学历史哲学理论体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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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2016,(11)
公孙龙所谓的"指",通常释为共相、观念(概念)或意义,虽各有道理,却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这些解释很难表明"指"在《指物论》中的意思与在先秦的通义(用手指具体指出某物)之间有何关联;二是这些对"指"的解释也适合表达公孙龙所谓的"实",遂令"指""实"之别不显。结合文本,有理由认为公孙龙论"指",是从手指的"具体指出"引申为事物的"可被具体指出",并将"可被具体指出"看作经验对象的普遍性质,即事物的可指性。如此,就能看到"指"在指物篇的使用与其先秦日常用法的关联,也能呈现"指""实"之别:"实"是规定事物内容的经验性质(如马之色形、石之坚白),"指"则规定了事物内容或经验性质得以被把握的条件。故《指物论》强调事物皆有可指性("物莫非指"),这正是以"名"谓"物"的前提("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但"指"不同于"名"所表达的"实"("物之各有名,不为指"),不可在经验上亲知。故《指物论》又主张可指性本身没有可指性("指非指"),即不能因为"指"是"物"的性质,就要求它能与事物一同在经验上被具体指出("奚待于物而乃与为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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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研究》2016,(1)
帛书《二三子》篇,孔子所引《鼎》卦上九爻辞作"鼎王■",今本作"鼎玉铉","■"为"璧"之形省,"王■"即"玉璧"。从孔子之释,推知此爻辞本当作"鼎玉鼏",义为以玉饰之、插鼎耳两孔而举鼎的鼎杠。"■"以与"鼏"形近而误为"鼏","鼏"通"璧",即《二三子》之"■"。"鼏"以与"扃"音义皆同,而通作"扃",又写为今文"铉",即今本之"铉"。孔子释《屯》九五爻辞,解"小贞吉"之"小"为"小民",解"大贞凶"之"大"为"大人",颇为新颖。孔子此释,至三国魏时仍有流传。其中"年■十壹"读为"年谷十一",指十取其一之田赋。孔子释《艮》卦辞,言及"精白","精"谓刚健中正、纯粹良善的初始先天之元。"精白"的内涵,当谓政治人物修养其心,去除邪恶,使心地洁白,从而使刚健中正、纯粹良善的先天精元呈现出来。"能精能白,必为上客",谓能呈现其精元,能洁白其心地,必为尊贵之大臣。"能白能精,必为古正",谓能洁白其心地,能呈现其精元,必为显贵之高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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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研究》2016,(3)
《孟子》七篇未尝有一语提及《易》,亦未见有对《周易》经传之引用,故后儒对于孟子是否知《易》看法各异。赵岐认为孟子"通五经",程颐言"知《易》者莫如孟子",朱熹却持相反意见。程朱二说可视为汉唐经学向两宋理学转型时理学家尊崇"四书"的不同表述,与赵岐在五经独尊的学术背景下言孟子"通五经"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其语境截然不同,但其出发点皆为推重孟子其人其书。明末黄道周以其象数《易》学思维阐释《孟子》与《易》之关系,而刘宗周则从其心性学视阈论述之,为认识此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清儒焦循认为"孟子深于《易》",其《孟子正义》在对《孟子》语句、篇章之意蕴及赵岐传意之解读中多处以《易》解《孟》,但因其对宋明理学家解《孟》之成果一概不收,故也失去了对"《孟子》知《易》"这一学术问题进行全面梳理的可能。围绕《孟子》知《易》展开的各种讨论其实正是各个时代思潮与学者治学个性的综合体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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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曾子认为,孔子"一以贯之"之道"忠恕而已矣",而《中庸》引孔子之言说"忠恕违道不远",虽然肯定"忠恕"近"道",但实际上却点出"忠恕"还不是"道"。如何消弥《论语》与《中庸》两部经典之间的思想在语言表述上的不一致,于是成为具有创造性的儒学经典诠释者所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一直到明道与伊川,通过"体用"贯"忠恕"和区分"仁恕"之不同,才有了初步的解决。而朱子则在二程思想基础上,通过完善"忠恕"和"一贯"之解释,构造了一个逻辑层次分明的"忠恕"体系,使此问题获得完满之解决。朱子注解与诠释《论语》与《中庸》中"忠恕"与"一贯"思想的思路,为我们在当下创造性地诠释儒学思想,发展出合乎时代要求的儒学理论,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思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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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公孙龙的正名理论解读《白马论》,认为"白马非马"的真正含义是"白马之名全异于马之名",也即"白马之实全异于马之实";并表明无须修改通行《道藏》本的论证顺序,文意原本通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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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研究》2016,(3)
本文系对帛书《系辞》前半部分的解读,在对照今本《系辞》的基础上,结合其他传世文献及出土资料,运用文字学、训诂学的方法,对帛书《系辞》中异于今本或晦涩难解之字句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训释。进而,由帛书《系辞》所释之义,结合汉初历史背景,参照汉魏诸家易说,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和看法。如,帛书《系辞》以"马"代"象",当源自古《易》图,是"马龙出而大《易》兴""法之画八卦"的"马图""马龙"之简称;帛本"鼓万物而不与众人同忧",今本为适应"独尊儒术"后皇权"官学"的新身份,改"众人"为"圣人",当以帛本为是,证明今本《易传》经过了汉初修订;今本《系辞》多出"冶容诲淫"一句,考前后文义及所释经文,应是当时整理今本《系辞》的儒生们之随意发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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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研究》2015,(6)
通过对《周易》经文"乐其辞"的解读方式,马王堆帛书《易传》就言语问题阐明了如下观点:其一,君子的言与行是招致吉凶的关键,亦是君子与其臣属、民众乃至天地相沟通的重要途径,作为君子,必须谨言慎行;其二,从性质上来看,言有小人之言、君子之言与圣人之言的区别,圣人之言即为《周易》卦爻辞所承载的"古之遗言",亦即古代先王、尤其是周文王的仁德之教;其三,君子出言的原则和方法有多种,如"言当其时"、"易其心而后呼(语)"、使用"同心之言"等,但最终的落脚点是君子的德行。借助于对言语问题的阐发,帛书《易传》向我们展示了孔子言语思想背后广阔的道德境域,此正与六篇文本"观其德义"的思想主旨相契合,也是先秦儒家言语问题的根本归结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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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周易》经文"乐其辞"的解读方式,马王堆帛书《易传》就言语问题阐明了如下观点:其一,君子的言与行是招致吉凶的关键,亦是君子与其臣属、民众乃至天地相沟通的重要途径,作为君子,必须谨言慎行;其二,从性质上来看,言有小人之言、君子之言与圣人之言的区别,圣人之言即为《周易》卦爻辞所承载的"古之遗言",亦即古代先王、尤其是周文王的仁德之教;其三,君子出言的原则和方法有多种,如"言当其时"、"易其心而后呼(语)"、使用"同心之言"等,但最终的落脚点是君子的德行。借助于对言语问题的阐发,帛书《易传》向我们展示了孔子言语思想背后广阔的道德境域,此正与六篇文本"观其德义"的思想主旨相契合,也是先秦儒家言语问题的根本归结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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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平山先生的《百年来〈竹书纪年〉真伪与价值研究述评》比较客观、全面地了总结了近百年来学术界对古、今本《竹书纪年》的研究成果,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种观点争论,文章建议跳出"《竹书纪年》本身以及将《竹书纪年》条文分离地和其他文献比较"的思维模式局限,作"在翔实数据下的系统研究",相信"全面系统地研究《竹书纪年》仍会有新的发现"。倪德卫认为今本"完好保存了""约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的竹简古书的原貌,以此来重订了夏商两代的纪年,并欲作更进一步的研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古、今本《竹书纪年》没有价值者,盖因其所记载的舜继尧位、太甲杀伊尹和益启之争等与传统记载不符,从而判定系后世伪作。显然,如果能够确定今本《竹书纪年》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的话,不但对研究本身更加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可以使研究更加务实而简捷。因此,今本《竹书纪年》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之确定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本文把今本与古本的主要不同总结为在纪年方式、舜继尧位和益启之争、"帝王之崩皆曰陟"的表述三个主要方面,其中"帝陟"的表述是今本最大、最显著却又一直没有被研究者所注意的一个特点,而前两者则反映了今本作者强调道统的思想。本文从"陟"的释义和使用切入,深入剖析韩愈《黄陵庙碑》一文,发现"帝陟"的表述与韩愈有着分不开的关系。种种迹象表明,韩愈就是今本《竹书纪年》最初的原创作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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