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批判——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与鲍威尔关于犹太人问题有过三个回合的论战。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聚焦于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批判,立足于马克思和鲍威尔的文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批判过程中对鲍威尔的思想进行了降格处理,主要体现在将鲍威尔人的解放的主张降格为政治解放的主张。这一降格处理根源于二者思想的深层分歧,即是否承认“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前提,只有承诺这一前提,才能说鲍威尔只能达到政治解放的高度而达不到人的解放的高度。未澄清并重视此前提而径直将鲍威尔的主张定性为政治解放,既会掩盖鲍威尔对人的解放的关切,也会模糊马克思和鲍威尔的深层分歧所在,不利于深刻理解马克思思想的独到之处。     

犹太人问题的现代病根——鲍威尔、马克思和赫斯的诊断

鲍威尔、马克思和赫斯都试图将犹太人问题与现代社会的普遍问题相关联,诊断犹太人问题的现代病根,但三者做出了不同的诊断。鲍威尔认为是宗教本质的局限性与特权的效力,马克思却认为是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冲突,赫斯则认为是种族-民族冲突。虽然现实中的犹太人问题糅合了宗教、特权、市民社会利己主义、种族、民族等多种因素,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鲍威尔、马克思和赫斯都切中了犹太人问题的现实。但是,三者的诊断并不能等量齐观,因为三者分歧的焦点不在于犹太人问题是什么,而在于现代意义上的犹太人问题是什么。综合考虑三者的理论眼光和现代社会的总体图景变迁,本文认为,相比于鲍威尔和赫斯,马克思的诊断更具有现代意义。     

关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之我见——兼评“宗教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

马克思的宗教观经历了自我意识辩证唯心主义宗教观、劳动异化人本主义宗教观、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三个阶段。马克思在《资本论》和晚年的科学研究中,深化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其宗教观的唯物辩证性特征日益明显。今天,要科学认识"宗教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命题。     

“回到马克思”的意义——评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第三版)

中国学者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一书在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下,将马克思的思想追踪至《资本论》,着重对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的相关笔记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探讨,阐明了处于形成阶段的思想,并分别提示了马克思各个时期思想的问题之所在。《回到马克思》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力作,对其理应给予高度评价。     

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无产阶级”概念的反思性研究

无产阶级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范畴。《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看到黑格尔法哲学中包含的中介性要素无力消解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反而加剧二者的对立。面对这一矛盾,马克思一直寻找解决市民社会矛盾的普遍性的力量,哲学的探索使他在无产阶级中找到希望。因此,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过程中首次提出"无产阶级"概念,无产阶级作为实践的主体具有普遍性,能够超越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解放,担负起自我解放甚至人的解放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承担起历史解放的任务,一方面是由于自身遭受的普遍苦难以及其所处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结构,决定无产阶级必将作为普遍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另一方面,无产阶级要想实现革命的成功和人的自由就必须要求普遍性,这一要求决定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身,更要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的普遍性体现出马克思追求人的本质的现实性,即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人文关怀。     

马克思何以在激进民主主义上逗留?——再现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想

<正>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即《德法年鉴》时期(1843年夏至1844年2月),这是一个马克思本人告别古典自由主义以及浪漫主义传统,转向激进民主主义思想,进而孕育共产主义思想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集中撰写了几部政治哲学著述,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     

“人权理想国”的解构——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对“人权宣言”的批判

“人权宣言”是直接宣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人权理想国”的基本文本。进入“德法年鉴”时期,伴随着马克思的政治立场转向共产主义的过程,他开始了致力于解构这个“人权理想国”的历史性进程,即对“人权宣言”进行批判性的阐述。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说法,他所批判的“人权宣言”,是     

马克思对普鲁塔克的“宗教论战”——马克思《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2-3解读

马克思《博士论文》附录中对普鲁塔克的宗教论战,在其《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2-3中有更加具体而详尽的展现。马克思对普鲁塔克的批驳与他对伊壁鸠鲁反宗教立场的肯定相一致。本文旨在通过对《笔记》的研读,弄清楚马克思如何就普鲁塔克的相关文本,有针对性地驳斥普鲁塔克对伊壁鸠鲁学说尤其宗教观的反驳,如何借此突显哲学与宗教的对立及其反对和战胜宗教的合理根据。     

“思维着的人”的思索与“愚人船”的命运:重温马克思“1842-1843年通信”及其意义

1842—1843年间,马克思围绕《德法年鉴》的创办与他人进行了大量通信,信中考察了当时德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剖析了“庸人及其国家”体制,清理了与先贤和同道之间在思路和策略上的分歧;进而显现出“思维着的人”对被其称为“愚人船”的德国命运的思索,以及为寻找新的社会变革之路所遭受的磨难和艰辛抉择的心路历程。     

“鲍德里亚与他的《生产之镜》”专题——青年鲍德里亚：从后马克思到反马克思主义

通过对鲍德里亚早期理论立场的分析，该文强调鲍德里亚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其早期属于后马克思思潮立场，而《生产之镜》则是他告别后马克思思潮走向某种草根浪漫主义的过渡性文本。在这一文本中他公开地拒斥了马克思主义，而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进行的批判则是今天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编者按]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进行了间接的批判。通过抨击德国封建特权与揭露普鲁士政府扼杀群众自由权利的丑恶行径,马克思间接批判了古典自由主义自然权利的抽象存在、自私本性和虚幻前提。《莱茵报》后期,马克思直面德国底层群众的贫困现实,在深入考察农民贫困问题、探究贫困根源及其解决措施时,间接批判了古典自由主义国家观的阶级属性、理论前提和现实局限。《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间接批判表明其并不完全认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体现了他在价值取向和政治立场上的进步性,即在间接批判的过程中对现存的一切社会思潮保持审慎反思的态度,形成了积极探寻“建立新世界”的价值取向和为广大贫苦群众谋求普遍权利的政治立场,从而与古典自由主义渐行渐远。     

评所谓“马克思、恩格斯自我否定”说——对一个离谱故事和怪诞神话的剖析

我在《观察与思考》2012年第1期上发表的《再论理直气壮地讲共产主义理想》一文,第二部分“共产党就是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目标而奋斗的党”中有这么一段话：“《宣言》的作者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便是毕生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最早、     

以青年马克思为参照系透视《精神现象学》——卢卡奇《青年黑格尔》解读

卢卡奇创作《青年黑格尔》是其思想发展的一个内在要求。由于他未能恰当处理自己关于青年黑格尔与青年马克思在哲学思想发展方式上具有类似性这个重要的理论直觉,不自觉地把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以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某些评论,当作观察、评判《精神现象学》的形成与本质的参照系,从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混淆与偏差。但是,不管是对黑格尔研究、卢卡奇研究还是一般思想史研究来说,《青年黑格尔》都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     

历史唯物主义生产话语转换的经济学背景——马克思《布鲁塞尔笔记》与《曼彻斯特笔记》研究

在马克思第二阶段经济学研究中,他第一次具体遭遇近代资产阶级工业生产实际和机器化大生产的现实,这促使他彻底放弃抽象的哲学话语,而从哲学意味的实践活动和社会关系,直接进入到工业文明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的构序和塑形活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赋型和动态的生产方式筑模。由此,再以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的科学方法,历史地、现实地全面分析和批判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发生和现实统治。在《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中,马克思获得比传统哲学话语更贴近现实生活的东西,这就是人们现实生产资料的物质生产。物质生产活动是比物质实践中阶级斗争一类政治活动更基始性的方面。这既可能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物质实践概念的基础,也会是马克思后来从实践的哲学概念走向社会历史深处的基始性的物质生产之思的缘起。     

《尔雅》入《汉志》“孝经类”略说

《汉书·艺文志》（简称《汉志》）继承了《七略》的图书分类体系,把《尔雅》归入“六艺略·孝经”,这种归类方式有别于后世图书一般的分类方法。一部文献在不同目录书中的不同归属常能体现其不断变化的学术地位,本文试图从文献目录学角度,考察《尔雅》在《汉志》里的归类,从侧面了解《尔雅》在汉代的学术地位及其演变。     

达尔文的宗教观——纪念达尔文诞生200周年和《物种起源》发表150周年

达尔文（1809—1882）＂一生中的主要享受和唯一职业就是科学工作＂。独立的思考和研究实践使他相信：科学同基督没有任何关系,也未曾有过＂什么神的启示＂;＂神创论＂是＂怪异的理论＂、＂超自然的东西＂,是＂不能同意＂的。因而,他放弃了普通的宗教信仰。     

从伊壁鸠鲁的愤怒到普罗米修斯的誓言——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宗教批判背景分析

在《博士论文》序言中,马克思借普罗米修斯的形象提出以哲学反对宗教,建立人自我意识的自由。那么,马克思为何选择伊壁鸠鲁作为研究对象?这牵涉到西方思想史上一个由来已久的对立:肇始于前苏格拉底自然哲人的哲学与宗教的对立。此对立中经苏格拉底事件后,哲人的态度开始呈现两种路向: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式的和伊壁鸠鲁式的。其后西塞罗和普鲁塔克以及近代启蒙哲学对伊壁鸠鲁的批评或接续则体现了这两种路向的对立。马克思接续了伊壁鸠鲁的立场,摒弃了柏亚路向的遮遮掩掩,以启蒙斗士的姿态力主反对宗教的束缚,为人类争取自由。     

论王弼《易》学的“得意忘象”说

王弼(226—249),字辅嗣,三国魏山阳(今河南焦东)人,是中国《易》学史上一位具有非凡建树的杰出《易》家。他所创立的以“扫象阐理”’为宗旨的《周易》学说,全盘冲垮了两汉《易》家沿袭了四百多年的“象数”学积弊,独标新帜,改变了一代学术风气,成为宋代《周易》义理学之先河,并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一千多年《易》学发展的历史。 “得意忘象”,是王弼“扫象阐理”《易》学体系中的核心纲领,也是他所倡扬的各种解《易》条例赖以置根的基点。因此,本文针对此说,略述其内容实质,考辨其学术渊源,揭明其深远影响,以期展示王弼《易》学独步千古的思想蕴蓄之斑。     

杜预“体元”说探源——兼论《左传》与《公羊》的元年之争

杜预以“体元居正”总结《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之义,终结了两汉关于《春秋》之元的争论。然而,“体元”之义直至宋初无确解。程颐以“体仁”解“体元”,胡安国承之。明末王夫之等人质疑宋儒“体仁”说,但有破而无立。事实上,杜预“体元”说基于“开元”与“体元”的张力而立义,以配合左氏学的《春秋》中兴说。“体元”作为杜预对“元”的增字解经,重心在“体”不在“元”,“体”实则“继体守文”之“体”,核心是与《公羊》新王受命改元的“元年”释义抗衡。孔颖达据元气论和《易传》解释“体元”之义,造成对杜预的误解,但无意中延续了董何与杜预之外,刘歆对《春秋》之元的第三条解释路径,也启发了宋儒的“体仁”说。     

《太平经》是否“抄袭”《四十二章经》议——读书随想之一

在论述汉魏两晋佛教与道教之关系史时,近代佛学大师们对道教的第一部道经《太平经》同佛教初入中土的“第一部译经”(?)《四十二章经》的关系问题,颇有认识上的争议。关于两经各自的成书年代孰前孰后以及谁采用(或曰抄袭)谁的教义的问题,说法纷纭,见解不一。特别是关于《四十二章经》的成书年代,更是见解不一致。一般地说,较多的学者,而且是较占优势的一方,认为它们都是成书于汉代,《太平经》成书于佛教已传入中土六十余年的汉顺帝时期(公元126—144在位),四十二章经》译成于汉明帝(公元58—75年在位)或三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