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治理模式与经济发展:与西方近代商业社会之比较

现代化的公共治理模式促进了西方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这种公共治理模式下,社会发展基础的独立产权、现代化法制以及其它相关技术得以出现和发展。与商业相关的中介组织发展,形成了与政府权力制衡的另一种社会力量。社会权力制衡机制的形成,有效保障公民权益,并逐步形成公民社会,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将西方公共治理模式与经济发展之关系与近代中国比较,能够为中国公共治理模式的改进和促进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启示。     

社区卫生服务的"管理模式"与"治理模式"比较

依据社区卫生服务的提供方与消费方之间的权力关系,社区卫生服务模式可以划分为管理模式和治理模式.在管理模式中,社区卫生服务提供方与消费方之间是建立在行政和技术权威基础上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在治理模式中,社区卫生服务的提供方与消费方则是建立在沟通基础上的合作关系.我国社区卫生服务模式的发展趋势是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     

阿联酋穆斯林兄弟会的历史演变及其与政府关系探析

自20世纪50年代起,阿联酋穆斯林兄弟会先后经历了酝酿、起步、扩张、衰退等变化阶段,与政府间的关系经历了合作、共治、冲突的变化。本文指出,这种变化正是阿联酋以部落王权为特点的政治生态下政府与政治伊斯兰组织之间融合、共存、分裂的关系嬗变过程,而权力合法性获取、伊斯兰复兴模式选择、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国家资源利用等则是这一变化背后的主要影响因素。     

19世纪英国志愿医院服务体系中的贫困患者

英国的志愿医院兴起于18世纪,并在19世纪获得了快速发展。借助于社会捐赠的力量,志愿医院为贫困患者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和照顾,被视为20世纪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NHS)的雏形。然而,志愿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又是建立在贫困患者牺牲自我权益基础上的。医院成为社会权力交换的场所,在认捐者、医生和患者三者之间,贫困患者所处的弱势地位被展现得淋漓尽致。本文试从身体与权力这两个不同的角度,解析志愿医院医疗服务体系下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张力,借此反思贫困患者角色在临床医学发展中的塑造、变化及其启示。     

公共危机管理法治化问题探究

公共危机管理法治化问题本质上是关于突发事件引起的公共紧急情况下如何处理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总体上可以概括为政府处理公共危机的基本准则、公共危机管理法治化的基本内涵以及公共危机管理法治化的制度建构三个方面的问题.如何权衡在危机状态下政府权力与公民基本权利之间的关系,既保持危机状态下政府行为的合理性,又保证政府行为的合法性,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试论英国济贫法制度的功能

英国的济贫法制度是一项具有综合性功能的社会政策体系.社会救济、惩罚和社会控制构成济贫法制庹的主要社会功能,而其中的救济则是其基本社会功能.旧济贫法制度具有稳定就业和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经济功能,为英国工业化发展提供充足的自由劳动力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济贫法制度确立了英国民族国家及政府的合法性,逐步扩大了英国公民享有社会救济的权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英国地方政府的权力,这些则构成其主要的政治功能.     

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伦理转型

当前治理伦理的转型,更加倡导价值理性的复归。作为基层社会基本单元的村级、乡镇、县域也要遵循这样的治理逻辑,才能实现实现社会的良序运行。村级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关键一环,由汲取到服务这一村级治理逻辑变迁的过程,体现了广大农民平等公民权的回归,展现了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和依赖关系。作为国家行政权力体制的末梢,伴随乡镇机构改革推进,乡镇政权的运作逻辑发生了新的变化,强制行政管理逐渐退去,多元治理模式逐步确立。作为国家力量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县域治理伦理由动员型向回应型的转变,促使基层政府与社会关系不断完善,实现基层政府回应与民众反馈有效结合。     

社区卫生服务的“管理模式”与“治理模式”比较

依据社区卫生服务的提供方与消费方之间的权力关系,社区卫生服务模式可以划分为管理模式和治理模式。在管理模式中,社区卫生服务提供方与消费方之间是建立在行政和技术权威基础上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在治理模式中,社区卫生服务的提供方与消费方则是建立在沟通基础上的合作关系。我国社区卫生服务模式的发展趋势是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     

模糊的社会——国家治理的信息基础

本研究从信息的视角分析国家治理的操作性问题。社会是国家治理的场域,也是国家治理的对象。相对于国家占优的公民与国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国家与社会之间也存在着国家处于劣势的信息不对称。大多数时候,国家实际上并不掌握社会事实的信息。社会要素的多样性、社会过程的复杂性和社会运行结果的不确定性等,决定了国家干预的对象是充满模糊性的社会。国家已经掌握了大量标准化的信息,但仍然难以掌握和处理特定时间和空间条件下的信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是社会事实的清晰化,即掌握充分、精确和可靠的社会信息,其中国家权力的应用涉及到大量复杂的抉择。     

全球化语境下的宗教认同与公民身份互动分析

全球化时代下,现代国家大都面临着多元宗教共存的社会现实,这就形成了以宗教为载体的次级共同体与以公民身份为载体的统一国家共同体之间相互融合,不断调适的互动.直接表现为,公民群体在具有多重身份、多重认同取向的时候进行身份选择的情形,其要点在于“宗教多元的公民社会与国家统一的平衡关系问题”.而在此身份选择的进程中,宗教认同与公民身份认同形成了“一体双元”互动模式,即以利益-制度关系为基础赞同与否互动和以文化-心理关系为基础的归属与否互动.     

论权力分化的启、承、转、合

权力是社会治理活动赖以展开的必要支持力量,一切社会治理活动都离不开权力,然而,在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中,权力的状况是不同的.农业社会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权力是一种混沌的权力,没有实现分化.到了工业社会,建立起了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社会分工在社会治理领域中也表现为权力的分工一协作关系,从而进入了一个权力分化的进程.与之相对应,出现了三权分立与相互制衡的理论规定.但是,权力的分化并不仅仅表现为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并立,在权力现实地发挥其功能的过程中,也分化为了抽象权力和具体权力,并通过职权而把抽象权力和具体权力统一到了一起.这一点是"三权学说"没有认识到的,"三权学说"所看到的只是抽象权力的三种形态.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建立在"三权学说"的基础上的,如果我们看到抽象权力与具体权力的分化,将会导向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建构的方案.     

复兴国家:国家理论的新形态

民族国家的架构尽管日益式微,但它在组织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政治和正在形成的全球公民社会中仍然占有首要地位。民族国家不是在消亡,而是正在被重新想象、重新设计、重新调整方向以回应一系列挑战。相应地,对国家的研究在现时代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在全球化背景下,全球资本、全球公民社会、全球治理与民族国家的关系研究构成了国家理论的新形态。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经济责任审计发展创新研究

经济责任审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审计类型.本文应用国家治理理论分析了经济责任审计的产生与发展的理论依据与现实基础.研究表明,目前我国经济责任审计是公共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的重要工具,是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必然要求.依此,本文应用国家治理理论分析框架,从国家治理主体利益冲突、国家治理目标演变、国家治理结构优化、国家治理模式转型和国家治理民主进程等角度研究了经济责任审计发展创新的若干问题,以期系统地为经济责任审计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提供借鉴与指导.     

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

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是我国政治现代化所亟待解决的一个基本政治关系。“公民”这一概念是舶来品。中国本土只有“臣民”、“子民”的概念。这两个概念反映截然不同的政治关系与政治意识。公民是民主政体下的主体或主宰。臣民与子民则是专制政治下的被统治者、被奴役者。近代中国虽引进了公民概念,并将它运用于宪法,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历次所颁布的宪法,都规定了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但在实践上,并没有确立公民意识,更无有保障公民权利。社会仍然是以权力为上,以官吏为本。强大的、无所不包的国家权力往往将公民的神圣权利冲击得落花流水…     

权力距离感对公平感与组织公民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

本文以188名企业员工及其同事为被试,运用问卷调查法和分层回归分析的统计方法考察了权力距离对公平感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权力距离可以正向调节程序公平与同事评价OCB-I、OCB-G和OCB-O之间的关系,即权力距离感越强,则程序公平感与同事评价OCB-I、OCB-G和OCB-O之间的相关越强。     

总结经验推进新一轮卫生改革

着眼于实现为人人提供保健服务目标的医疗改革,要求卫生服务与医药购销制度的改革必须适应广覆盖、低成本的医疗保险制度;确保公共卫生、社区卫生与合作医疗在整个保健服务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在基本卫生保健服务机构与大医院之间建立合作、互补、互制的关系;坚定地对大医院实行调整和管理;构建医药分开的管理与流通体制;政府主导作用到位,投入方向合理,以顺利推进新一轮医疗改革.     

理想的公共生活如何可能——对"公共理性"的一种政治伦理学阐释

追求理性的公共运用是现代公共生活的核心理念.公共理性作为公民所应具有的理性,运作于市民社会中的公共领域以及国家的公共权力机构,意在生成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与关于社会基本结构的正当性共识,以促进公益、维护公民之权益.公共理性的存在与有效运作对于一个共同体的政治治理具有积极的价值与功能.     

绩效约束、制度弹性与有效治理的结构转型——以基础性权力为视角

非对称性的权威资源与权力结构始终存在张力,导致社会治理中的合法性诉求、绩效约束与制度弹性共同作用于科层体制,并消解了其所构筑的制度化与规范化的权力分配与治理模式,从而导致了非制度化治理趋于常态化。诸多文献探讨了绩效与成本约束下社会治理的衍生形态,以及政体类型与治理质量的关系,但在揭示非制度化治理是如何偏离并制约正式制度的各个层面、探求非制度化治理的关键要素以及治理转型的内生机制等方面却远未充分。因此,本文将探讨非对称状态下的权威和权力关系如何影响社会治理的组织结构与制度运作,尝试引入"基础性权力"的概念来研究治理的内生性变迁机制,分析技术化的治理手段如何借助基础性权力的制度化与渗透网络实现从"权力"到"渗透"的转变,进而助推社会治理走向"责任-回应"的互赖结构。     

现代民主的发生机制与本质——由霍布斯与洛克社会契约论差异引发的思考

同为社会契约论,在霍布斯那里,公民让渡的是权利,而在洛克那里,公民让渡的却是权力。如果对这种差异展开深入分析并将二者有机统一起来,我们将会对现代民主的发生机制与本质产生新的理解。就发生机制而言,现代民主是国家与公民间权利与权力交换关系深入发展的产物,它诞生的重要前提是权力与权利的分离。因此从本质上讲,现代民主既不是仅与权力相关的,也不是公共权力机构的恩赐,更不是某种社会形态的专利。任何现代社会形态只要存在权力与权利的分离,就拥有了形成现代民主的条件,现代民主便会在深入发展国家与公民间权利与权力交换关系的情况…     

欧洲宗教与国家关系的历史演变

欧洲的宗教与国家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有着不同模式的政教关系.宗教改革前,在拉丁传统的西欧国家基本上表现为罗马天主教与国家之间的二元较量,在斯拉夫传统的东欧国家基本上表现为东正教对国家的依附.宗教改革后,二元结构的终结,宗教与国家关系模式大相径庭.20世纪后,宗教信仰自由原则和政教分离的精神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冷战结束,欧洲宗教信仰分布上的变化和不同宗教势力的此消彼长给原有的宗教与国家关系带来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