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经与传道：孔庙从祀制度与经学变迁——以董仲舒从祀孔庙为例

孔庙从祀制度，是中国古代重要政教制度之一。这一制度起源于周代四学之释奠礼。孔庙从祀自东汉明帝发端，以七十二弟子从祀孔子，可谓传经与传道的合一阶段。魏晋南北朝，尊孔揖颜，以颜回配享，开始重视传道之儒。唐代孔庙从祀正式制度化，并确立“传经之儒”的主导地位。自北宋开始，“传经之儒”地位逐步动摇，传道之儒兴起，而至南宋理宗起，孔庙从祀逐渐以传道之儒为主。元代确立朱子之极高历史地位，科举考试亦以朱子理学思想为准绳，重视传道之儒。董仲舒于元代从祀孔庙，固然与时儒的鼎力推荐相关，而与朱子理学宰制有元学术支配权关系尤为密切。董仲舒于明洪武年间复祀孔庙，包括后来嘉靖改制，贬抑汉代传经之儒，而董仲舒未受影响，以及其位次于清代有进一步提升，皆与明清二代重视传道之儒密切相关。     

作为“庙学”存在的儒学北大核心SSCI

庙学作为儒学、经学与道统的物质载体,作为古代教育、科举制度、祭孔讲经和礼乐教化之所,作为政统与道统、学统与从祀制度交汇之地,其历史意义重大。“庙学”这一概念由“庙”和“学”构成,实即古代孔庙和官学的一体化。唐代儒学制度化,孔庙由国子学、太学逐渐推广至全国州、县学,“庙学合一”教育规制正式形成,并为宋元明清沿袭。“儒学”在近现代百年中经历了由古代学校“国学”到现代儒家学术思想义理的变化。古代“儒学”与“庙学”是一体的,“庙学”亦可称“儒学”,即作为实体存在的“儒学”,二者关系密切。庙学与儒家道统亦紧密相关,因孔庙本身就是儒家道统谱系的实体承载。     

宋代子思道统地位的确立

唐代将孔庙附祭人选扩大到孔子门人之外,打开了子思进入孔庙的制度性窗口。北宋中后期,子思凭借孔圣后裔的身份得以封侯和从祀。由于宋代《中庸》地位的提升,以及宋人欲解决孔子和孟子之间是如何实现思想传承而作的思想努力,子思在明道和传道上的贡献日益凸显,在儒家道统系谱中的位置逐渐确立,并最终形成了颜子、曾子、子思、孟子这一以传道为主要线索的道统系谱。南宋后期,这一道统系谱得到了官方的制度化肯定,子思因此得到封公和配享,其父伯鱼也得以入祀孔庙,而子思后来更逐渐拥有了自己的祠庙。     

试析俄罗斯的东正教封圣制与我国的孔庙从祀制

“圣徒”与“圣贤”分别是基督教与儒教传统中的重要概念,尽管两者隶属于不同的宗教文化系统,但两者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有着颇多的契合之处.本文拟从成圣的准则、受封的对象及类型、祭拜的形态、与统治者之关系、20世纪“同”亦“不同”的历史命运等几个方面考察俄罗斯的东正教封圣制与我国的孔庙从祀制之异同,在二者显明的迥异之处,挖掘其相通之点,在二者相似的表象之下,探求其本质性的差异,以期凸显俄罗斯的东正教封圣制的变通性、生命力与活力.     

宋明理学师道观论说

宋明理学改变了帝王道统的传统观念,形成儒师圣贤传道观,反映了道统传承主体由帝王之道向圣人之道转变。通过明辨学统,树立了师道,接续了道统谱系。宋以后,师道、学统与道统传承谱系有着相当的程度重合。宋明理学认为师道使命不仅仅只是韩愈所言之传道、授业与解惑,更在于"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在长期的学术发展中,宋明理学搭建了不同的树立师道传承道统平台:一是以四书学、学术史及记文为代表的著述著作,二是以学校、书院以及讲会等为主体的教育平台,三是以孔庙、学校、书院以及祠堂为中心的祭祀平台。     

湖南民祀的区域差异

湖南民祀的区域差异张伟然所谓民祀，指的是与国家宗教相对而言的民间信仰。湖南的民间信仰自古以来便很有特点。王逸《楚辞章句》：“昔楚南郢之邑、沉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歌舞以乐诸神”①。《汉书·地理志》载楚地“信巫鬼，重淫祀”。《隋书·地理志...     

从汉武故事到民间崇祀:汉唐后土崇祀的变容

汉武帝的汾阴后土祭祀具有丰富的方术内涵,虽然其确立了汉代后土的国家祭祀,但因种种争议,很快被后世废黜,而被后世称为不合古礼的"汉武故事"。官方祭祀放弃了后土信仰的垄断权,民间性的后土崇祀兴盛起来。至唐代,后土崇祀转变成了对后土夫人的信仰,在文学作品、后土庙建造以及道士的推动下,后土的崇祀展现出了一种有别于传统祭祀的信仰样态。     

试论唐代孔庙祭祀系统对韩愈道统思想的影响

关于韩愈道统思想的来源，学界意见不一，论者大多将注意力集中在韩愈道统思想是受佛教启发还是源自《孟子》的争论上。结合考察韩愈所处的历史语境和韩愈道统思想的特征，可以看到韩愈的道统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当时国家祭祀系统的启发，而唐代孔庙祭祀系统的变动对韩愈影响尤大。不论是韩愈揭发儒家道统论的动机，还是韩愈道统思想的具体内...     

楚简所见“五祀”诸神考论

楚简中有祭祷"五祀"诸神的记录,楚地"五祀"诸神至晚在战国早中期就已形成相对固定的组合系统,楚人的"五祀"信仰某种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五祀"之中,楚人更侧重对门、户、行的祭祷;与周礼祀典不同,楚地"五祀"为上下之通祀,其用牲亦没有等级上的差别,楚人更注重"五祀"诸神与祭牲的搭配。     

汉初祀畤考

本文试图通过汉初祀畴内容、性质的考察,探讨它在一定的时期兴盛的原因以及它日后退出主流社会的信仰之必然性。文章认为,汉初的祀畴吸收了秦的五行、符运等观念,以及神灵陈宝、数术、民间信仰等等。汉王朝将这些纳入一个统一的范围之中,并加以管理,建立了与其政治格局相适应的新的体系,成为逐渐完善的国家祭祀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论中晚唐佛道教与民间祠祀的合流

佛、道二教与民间祠祀一方面有着激烈的斗争 ,另一方面 ,它们本身在中晚唐也逐步走向世俗化 ,并与民间祠祀在许多方面都有着合流的迹象。首先 ,一些佛、道教神明开始有自己独立的祠庙 ;其次 ,寺观的功能渐与民间神祠混同 ,成为祈祷祭祀之所 ,人们在与佛教神灵打交道时 ,适用的仍是人神互惠的原则。再次 ,在国家祭祀体系中 ,佛、道二教与民间神祠的地位也开始逐步接近。这种变化从唐代开始 ,到北宋时期初步完成。     

黄帝在道教中的地位及其现实意义——从祭祀拜祖与道教根源谈起

在古汉语中,“祭”之义为“祀”,《说文解字》称“祀,祭无巳也”。祭之字义从月(同肉),从又(同手),从示(祀神)。意思是说,用手拿着肉(祭品)献给神明享用。《孝经·士章·疏》的解释是:“祭者际也,人神相接,故曰际也。”这种解释与《说文解字》的字义训诂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从古     

孔子、儒学、传统文化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介绍 中国孔庙保护协会

<正> 中国孔庙保护协会(CIPAC)是由中国各地孔庙、书院、孔庙陪祀人物之庙宇、纪念馆的管理机构和管理者联合组成的全国性行业学术组织,其宗旨是保护、研究、开发、利用孔庙及其他儒家纪念建筑,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1995年5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成立。张柏任名誉会长,孔祥林任会长,会址设在山东曲阜孔庙。     

汉初祀畴考

本文试图通过汉初祀畴内容、性质的考察，探讨它在一定的时期兴盛的原因以及它日后退出主流社会的信仰之必然性。文章认为，汉初的祀畴吸收了秦的五行、符运等观念，以及神灵陈宝、数术、民间信仰等等。汉王朝将这些纳入一个统一的范围之中，并加以管理，建立了与其政治格局相适应的新的体系，成为逐渐完善的国家祭祀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张栻的道统思想及其对儒家道统传承的贡献

中国道统意识自古有之,仁义之道构成了儒家道统思想的核心内涵.张栻主张传儒家圣人之道,认为"仁"为四德之长,强调以心性言仁、知仁而求仁;张栻论及儒家道统之传,推尊周敦颐、二程,上承孟子,在乾道年间,张栻已经形成周敦颐、二程、张载等北宋诸儒的道统思想;以儒家经典为载体、以书院为基地讲学授徒、立祠供祀倡扬儒家道统,重视义理解...     

传什么与谁来传：对朱子“道统论”的两点辨难

学界围绕朱子“道统论”的争论集中在两点上：第一点争论是“道统”内容上的“传什么”之争。朱子提出“道统论”的目的在于凝定儒学主题，他区分了前贤对于“传什么”的“创立者”与“传述者”之不同，认为“创立者”决定“传什么”的内涵，而“传述者”则在“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而传播之。“传什么”的创立遵循“继天立极”原则，“传什么”则紧扣理学的主题。第二点争论是“道统”的传承谱系之争，焦点在于周敦颐是否可入道统谱系。“道统论”这两点争论相互关联、不可分割。概言之，朱子有意将周敦颐纳入道统谱系，但缺少强有力的证据来坐实其主张。     

唐宋“道统”概念的演进

“道统”一词出现于唐代，武周盖畅著《道统》十卷，中唐李翰则以“道统”指称道人统领、佛教领袖。北宋张庭坚《念哉圣谟洋洋》一文是宋人使用“道统”一词的滥觞，但其“道统”是指王道之统、王统。李侗《罗从彦墓志铭》则以“道统”指称儒家道统观念，这种用法最终取代了以“道统”指称王统的用法。“道统”一词的本意是“道之统”,所以“道统”有时也会被用以指称佛、道二教之统。“道统”之“统”,既有共时性正统之意，也有历时性传统之意，两者的交汇点则是那些承递道统的贤哲，而这些贤哲又组成了断断续续的道统系谱。朱熹《中庸章句序》第一次围绕“道统”概念进行系统的理论发挥，由此开辟了新的哲学思想领域。     

新儒家道德哲学辑要

现代新儒家是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学(特别是儒家心性之学)为主要特征,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为本位,来吸收、融合、会通西学,以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作为承继宋明儒家内圣之学发展而来的新儒家之“新”,首先在于吸收西方哲学的某些内容和方法,从形而上学的高度,给予儒家的道德理想和人生境界以新     

儒学与南诏文化

<正> 云南之有孔庙,最早是在南诏时期。据载,贞观二十年(646年),南诏开山祖细奴罗“劝民间读汉儒书,行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事。”(《白古通记浅述》)南诏第四代主盛罗皮也很崇敬孔子,“开元十四年,效唐建孔子庙。……入贡于唐,故知中华礼乐教化,尊祀孔子,爱尊父命而建文庙。”(同上)“农逻(细奴罗)死,伪谥高祖,孙晟(盛)罗皮立,建孔子庙于国中。”(同揆:《洱海丛谈》)和内地一样,孔庙既是祭孔的场所,也是传授儒家文化的地方,孔庙的建立,是南诏官办学校的开始。在南诏的文化教育中,郑回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史载,“广德元年,主(指阁罗凤)     

矛盾、妥协与进取——孔子尊圣与孟子的道统建构

德、位乖离是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理解孟子道统论的切入点。面对德与位的现实矛盾,孟子相较于孔子表现出更多的妥协,其表现就是以“仁政”代替孔子的“德治”主张,在承认道统与政统背离的现实无法改变的状况下,希望政统接受道统的裁制与指导。然而这就必须提高道统的地位,确立其独立性与至上性。孟子采取的方法是构建系统化的道统理论,这种构建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其一,通过以孔子之道对政治的指导性价值代替实然的历史功业,弥合孔子有德无位与上古圣王德位双全的差异,将孔子确立为传道之圣人,以确定道统相对于政统的独立性;其二,以道统传承的严整的时间形式,表明道统具有天命性质,以确定其至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