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转向”及21世纪新发展

哲学的“语言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具有一定意义,目前这方面研究没有得到有效关注。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转向”不同于英美分析哲学纯逻辑的路径,而是在对以索绪尔为源头的“语言转向”的批判中,从语言转向符号,从符号转向符号化,再以符号化世界为对象介入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问题,并在21世纪出现内生于“语言转向”的新发展。关于这一方面的探讨意在显现哲学的“语言转向”与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相交汇的意义。     

近期台湾哲学论文选目

从西方的二值真理观到中西合壁的三值真理观:一 个三值“检证逻辑”与“检证理论”之创立 林照田 国立台湾大学哲学论评1 3期1 990’ l西方二元世界之理解及其融通之道 邬昆如 国 立台湾大学哲学论评l 3期1990‘1理性与方法 陈文团国立台湾大学哲学论评 1 3期1990‘1物理论与感     

第二次文艺复兴会在西方发生吗？——《和尚与哲学家——佛教与西方思想的对话》读后

“二十世纪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也许就是佛教传到了西方。”──英国历史学家阿尔诺德·汤因比 法国全国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巴黎综合工科学校应用美学研究中心成员、神经生物学家弗朗西斯科·瓦莱拉曾说过,“我们认为,对于亚洲哲学,尤其是对于佛教传统的再发现,乃是西方文化 中的第二次‘文艺复兴’,它的冲击将会与在欧洲文艺复兴时对希腊思想 的再发现同等重要。我们哲学的现代历史对于印度思想一无所知,这是不 自然的,因为印度和希腊 不仅与我们共享印欧语 言遗产,还共享许多文化的和哲学的关怀。”［１］ 在尼泊尔临近加德满都宁…     

文化哲学的新视野──读《当代文化哲学沉思》

近读李鹏程博士力作《当代文化哲学沉思》（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以下简称《沉思》）,细细品味,觉得颇有新意。本文就其整体性的文化观念及关于文化研究的新思路,略陈管见。一、《沉思》一书向读者展示了一种整体性意义上的文化观念。正如作者自己在此书序言中所说,《沉思》无意给什么是“文化“、什么是“哲学”这两大问题作学术“立法”,而是希冀与读者朋友进行互相“对话”和“追问”。作者认为：“哲学不应只研究认识,也不应只研究以已被抽象了的本体论为前提的‘历史’,而应研究人类的全部‘文化’;哲学作为‘观念’,它应是…     

西方逻辑哲学研究述介

西方逻辑哲学研究述介陈波总的说来,即使在当代西方,逻辑哲学也是一门正在形成和发展中的学科,目前并没有完全成熟和定形。这点可由下述事例印证：其一,在一本１９９１年出版的英文新书《真理的准则──逻辑哲学引论》中,作者巴斯卡·恩格尔（ＰａｓｃａｌＥｎｇｅｌ）在引言部分指出：“这本书是逻辑哲学的引论。但‘逻辑哲学’是一个保护伞式的词,它容纳了各种不同的问题和不同的研究风格。我认为,（关于逻辑哲学的）主题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既定看法。”其二,有一些所讨论的问题及其内容大同小异的英文出版物,却被冠以不同的名称：“逻辑哲学”,“哲学逻辑”,“现代逻辑中的哲学问题”,等等。这足以说明,逻辑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即使在当代西方也未完全成熟。现选择几本我认为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英文逻辑哲学专著作一些简要评价,读者或许能从中窥见当代西方逻辑哲学研究的“全豹”。维特根斯坦写有一部《逻辑哲学论》,虽然也讨论了一些逻辑中的哲学问题,但更多的是一部传统意义的哲学著作,并不真正属于这里所说的逻辑哲学专著。但美国著名逻辑学家和哲学家Ｗ·Ｖ·蒯因却写有一部真正意义的《逻辑哲学》（１９７０）,该书的中译本已由三联书店出版。全书分七章,分别题为意义与真、语法     

新的文化生命体：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考察

“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典范。立足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有助于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的历史必然性与世界历史意义。在世界历史展开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体现了“非资本主义”属性,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相契合之处。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有“前资本主义”属性,亟待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激活,也为马克思主义提供文化土壤,这正是二者的互相成就之处。进入世界历史后,“第二个结合”破解了如何在经济社会相对落后、资本主义基础薄弱的古老中国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之谜”。当前世界历史正在发生重大转变,马克思主义的“再中国化”旨在实现“再现代化”,即合理扬弃资本主义现代化,在资本主义的文明限度上重新定义现代化,此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     

“‘第二个结合’与无神论”专题座谈会发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观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和二十大报告重申了这“两个结合”。“两个结合”最关键的理论突破在于“第二个结合”。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他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了学习贯彻这一重要讲话精神,《科学与无神论》编辑部于7月9日组织了“‘第二个结合’与无神论”专题座谈会。座谈会有关专家的主要发言内容如下。     

通向信息哲学的东方进路

国际哲学界2002年提出以莱布尼茨为宗的信息哲学(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简称PI)。这门学科本质上属于工具驱动的、器物层面的计算机和网络以及非器物层面的逻辑。由于莱布尼茨的哲学不能脱离东方尤其是中国的思想背景进行理解,因而,将西方提出来的信息哲学置于东方的背景之下进行探讨,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还能够解决信息哲学之所以可能的一个基本问题。一、信息哲学的基础是逻辑的变易性国际计算与哲学协会(IACAP)在追溯其历史起源时的第一句话就说:“计算与哲学的交汇可以追溯到莱布尼茨,即他的‘逻辑演算’和‘加法器’。”(IAC…     

月杰有哲学吗？（专栏）——日本哲学的哲学性难题与我的道路

本文通过深入考察西田哲学,并结合作者自身的经历,探讨了“日本哲学的哲学性难题”和“在日本的哲学的可能性”问题。指出,西田哲学尤其是“场所的逻辑”是以“在希腊乃至西欧之外也可能存在哲学”、“不仅能动性有意义,情感即被动性也具有重要意义”、“‘存在’和‘有’不具有当然性”等认识为前提、而且是在要澄清其中大部分问题的方向上进行的思索。在思考日本有没有哲学的问题时,西田哲学具有特殊的意义。     

中国传统"革命"思想的两个维度及毛泽东的"革命"逻辑

传统中国蕴含着两种“革命”思想的维度:一是圣人救世的“汤武革命”,一是基于压迫而进行反抗的农民起义。这两个维度对于既系统地接受过中国传统的规范性文化教育,同时又深受非规范性文化熏染的毛泽东来说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形成了他“圣人救世”与“压迫-反抗”的两种“革命”逻辑。这两种具有不同文化气质的“革命”逻辑在毛泽东思想中得以结合的根本基础是他尚变求动的宇宙观和人生观。     

"作为哲学研究工具的中国"--弗朗索瓦·朱利安与蒂埃里·扎尔科内谈话录

自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问世以来,“哥白尼革命”一词在许多领域都被用以贴切地说明与康德为哲学带来的转变有同等意义的革命性转变。在《从外面(中国)思考:远东访谈录》[1]一书中对哲学家兼汉学家弗朗索瓦·朱利安进行提问的蒂埃里·马尔谢塞写道,这本书“不啻提出了重新启动‘离中心’这一伟大工作的动议,即定义我们的现代性———实际上是一次新的‘哥白尼颠覆’”。[2]朱利安解释说,“中国和西方的对峙是当代最伟大的问题之一”,“中国的思想为我们展示了不同的内在连贯关系”,它“还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理智之后的先入之见”,因此中…     

中国的称谓 西方的称谓

称谓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确也表现出东西方的区别。对于中国的称谓说来,有三个特色最为显著。一是自谦自抑。我曾听到一位老学者幽默地说：“五四以前,‘我’字不能随便说,如果谁开口总是‘我’怎样怎样,那就显得有些狂傲。”子女对双亲自称为“不肖”或“不孝”,学生对老师称“不才”、“不学”,下级对上级称“仆”、称“牛马走”。总之,尽量降低自身的地位和价值。这种习惯还有许多表现,如称自己家为敝舍、寒舍、茅舍,称自己的孩子为“犬子”,称自己的妻子为“糟糠”,如此等等,都表现出自我贬抑的文化心态,与西方称谓中的自我意识形成很大反差。     

阿拉伯哲学“人论”思想分析

“人论”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从哲学的高度来看,处于中心地位的无非是两个问题,即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问题。人的本质回答的是人是什么的问题,人的价值主要回答人生的意义,这是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方面。古代阿拉伯哲学并没有自觉地、系统地把人的问题区分为这两个方面,但阿拉伯哲学家只要论述人的问题,仍然是围绕着这两个中心问题展开的。阿拉伯哲学从其产生、发展就深受希腊哲学、东方古波斯、印度哲学的影响,因而,它的“人论”思想,也同时具备东西方的特点。一般说来,古代东方哲学着重探讨人生的意义,具有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     

笛卡尔美学思想新论

笛卡尔作为西方近代哲学的始祖之一,他的思想既是西方近代“两个重要而背驰的哲学流派的源泉”(罗素,第92页),也是两大重要而分歧的美学思潮的源泉。无论从西方哲学史还是美学史看,笛卡尔的地位和贡献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从西方美学史发展看,笛卡尔的主要影响和贡献是他所创立的理性主义哲学为近代理性主义美学的形成奠定了哲学基础。他的具体的美学论述就是建立在这一新的哲学基础上的。胡塞尔说,笛卡尔的哲学沉思“开创了一个哲学的新时代”(胡塞尔,第108页)。笛卡尔所开创的“认识论的转向”,他对于人类理性、自我主体以及先天观念的…     

家：厚的文化与薄的哲学——对李勇教授一文的回应

在一个没有“家”的哲学时代,提出“家”哲学势必遭到各种质疑,如李勇教授从内、外两个方面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家”哲学可能遭到的批判。确实,“家”哲学要在现代世界站立住,就必须经受各种挑战。从“家”问题内部的论域来看,首先要清楚区分传统的家与现代的家,古今之间有联系也有很大差异。今天我们讨论“家”的问题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一定要站在现代世界之中。其次,“家”作为一种普遍性存在,其在中国社会的形态与在世界范围的形态也需要深入辨析,汉语哲学有责任充分汲取中国思想传统的资源。最后,“家”作为社会性论题与作为哲学性论题也有所不同,本文强调从哲学层面来思考“家”的问题。从外部的哲学批评立场来看,“家”哲学还需应对来自自然主义、多元主义以及个体主义立场的挑战。在这些问题上,“家”哲学有着不同的形而上学预设。最终“家”问题有一个从“厚的文化”不断理性化到“薄的哲学”的过程。但“薄”并不意味单薄,而是意味着论题的普遍化。     

“白马非马”是辩证命题吗?

周云之同志在《哲学研究》1983年第1期上发表的文章《对先秦名家分为两个诡辩学派的异议》中提出了重新评价公孙龙“白马非马”论的基本性质问题。在此之前,周在另外两篇文章《公孙龙关于名(概念)的逻辑思想——“白马非马”纯属诡辩吗?》、《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几个方法问题》中也谈到同一问题(以下简称周文)。周文认为:“公孙龙的‘白马非马’根本不是割裂个别与一般的‘离     

方法论视阈谈传统伦理的现代价值研究——朱贻庭教授学术访谈录

<正>问:您虽退休有年,但仍活跃于学术领域,尤其在传统伦理现代价值研究的方法论方面,先是提出"伦理文化演进的‘原源之辨’",后又提出"文化生命结构的‘形神统一’"。这两个概念都涉及传统伦理现代价值研究的方法论建构,标志着您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的研究达到了一种学术自觉。我们的访谈就从这两个概念开始。先请您谈谈"原源之辨"。     

从复杂系统到综合科学

主题诸方面及其发展 这篇论文意在介绍我的一种“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首先,我想指出这一主题的两个方面。第一,即使哲学思维本质上建立在逻辑形式的基础上,它有时也呈现出非逻辑性。但这种非逻辑性是有意义的。第二,这与西方思想和我的思想之间的区别有关：前者崇尚理性思维,严格依循形式逻辑,也就是说逻各斯中心主义。     

“两个结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明了“两个结合”的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本文通过梳理分析“两个结合”的历史发展，分析了“两个结合”的意义、判准与演变中的不同理解模式，探索了“两个结合”的基本关系。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今天所确定的历史方位，就是中国化时代化的当代马克思主义；“两个结合”所确定的，就是明确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品格和中华文化主体性。     

论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新

守正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品格、基本逻辑和基本方法，具有历史事实、理论逻辑、思想方法三重维度。作为历史进程，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再到毛泽东、习近平等中国共产党人，从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到列宁主义的产生，从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守正创新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进程。作为发展逻辑，守正创新体现为马克思主义者既坚持客观历史规律之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之正，维护马克思主义本质的确定性，又随着时代和实践发展提出新理念、新概括、新思想，让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态焕发出蓬勃生命力和旺盛创造力。作为思想精髓，守正创新既塑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形态，又奠定了这一理论形态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两个结合”,特别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实现了深刻变革，让马克思主义真正“化”为中国本土思想，在回答时代重大问题中引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