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恶、情恶抑或心恶？——从荀子论“质具”与“心性”问题说起

荀子虽主"人之性恶",但又谓人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在哲学史上,学者对此"质具"与"心性"的关系曾有"质具"属性说、"质具"与"性恶"矛盾说、"质具"属心说以及"质具"属心又属性说等几种不同的形态;与此同时,如果我们以"质具"问题为线索,则在历史上又演化出"性恶论"、"情恶论"(性朴论)和"心恶论"等不同的说法。荀子言性恶之目的原不在讨论"自然之恶",而在说明道德之恶,但道德之恶预设了责任概念,而责任概念又预设了选择自由。若谓在荀子那里,"质具"乃是人成就德行的主观根据,而这个意义上的"质具"乃从"天君"之心上来理解,那么,此心便有理由为"恶"承担责任,如是,"心恶说"在理论上便有其成立的根据。     

性危说:荀子人性论新探

在荀子哲学中,性是指人生而具有的自然倾向,既涵盖了知、情、意三种能力,也包括了由之生发的情感和欲望。本文以此为基础,借助于朱熹人心道心论中关于人心的诠释,证明了朱熹对人心危的诠释适用于荀子关于"性"的论述,因此,荀子的人性论应理解为性危说。相对于以往对荀子人性论的种种解释,性危说应该更切合荀子人性论的实质。     

《荀子》“性朴”“性恶”续辨

《荀子》的人性观是"性朴"抑或"性恶",此二者关系为何,是《荀子》人性观研究中无法回避的基础问题。学界对《荀子》是"性朴"说还是"性恶"说的论争,是因现存《荀子》文本中有内在的矛盾。《礼论》主张人性"本始材朴",提出"非道德"的人性观,认为人性无固定的道德方向;《性恶》则试图论证人性为"不道德"的。这两种人性观的背后,善恶评判方式亦截然相异。《礼论》之性朴说背后的善恶评判,将人类行为分为善的、恶的、善恶之外的三类;《性恶》的人性说则建立在一种非善即恶的二元评判上。评判方式的不同亦可通过《性恶》与《礼论》的修辞印证。     

性朴与性恶:荀子言“性”之维度与理路——由“性朴”与“性恶”争论的反思说起

传统观点认为荀子主张"性恶"论,但其实荀子言"性"有两个维度:在"人生而静"层面,"性"乃"朴"也;在"感于物而动"层面,"性"趋"恶"也。"性朴"与"性恶",在荀学的观念体系里既无主次、核心非核心之别,更无矛盾和不兼容之状况存在,二者实乃同一逻辑链条上前后紧密相扣的两环,皆为荀学理论不可或缺之有机组成部分,苟失其一,则荀学即不复为荀学矣。故既不可以"性恶"论遮蔽"性朴"论,亦不可以"性朴"论否定"性恶"论。     

重思荀子的“大清明”

学界对荀子的"大清明"观念一直研究不够,但此观念实蕴含着荀子哲学的一个关键问题:由认知之心是否可以通于道德和政治?本文通过详细疏解先秦秦汉对"清明"一词的使用,指出该词的基本含义是清楚明白的认知,但又与道德、政治乃至经学相关联。事实上,荀子认为,通过"大清明"的认知之心,人可以认识到至善——道,并以之来对治自身心性和各种现实中的恶,进而使自身和现实都达到善。可见,如果转换港台新儒家从孟子出发的心性论样式,和近现代西方哲学中认识与道德相分的心灵模式,或许可以收获一种更加丰厚的心性观念。     

性朴欲趋恶论视域下的荀子政治哲学

荀子的人性论实为性朴欲趋恶论,这直接影响了人们对荀子政治哲学的理解与把握。“性朴”,则人性可善可恶,说明人性可伪可化;“欲趋恶”,彰显人性有流于恶的可能,说明涂之人化性难为。以此为逻辑起点,荀子通过“天人相分”的理论形式对天人之间的边界进行了自觉清理与界定,充分发掘出了人的主体性,进而以此为进路探求圣王如何获得异于涂之人的“大清明”之心,从而为圣王创制礼义法度提供难以辩驳的正当性。如此,荀子的政治哲学就有了不同于孔孟政治哲学的理论面目：在没有否定圣王之德的前提下,更为重视圣王创制礼义法度之功。与孔孟的政治哲学思想相比,荀子的政治哲学思想无疑更加适应战国时期由封邦建国政治权力体系(周制)向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秦制)过渡的天下大势。     

孟荀各“一偏”——荻生徂徕之“祖型”辨

关于荻生徂徕的思想渊源,"荀子祖型论"几成定论。徂徕本人却强调孟荀皆为"一偏",此即暗示荀子不能单独成为徂徕思想的祖型,亦提示有必要重新梳理徂徕对孟荀的看法。我们于《孟子识》中可以见出徂徕虽不满孟子以言争胜和"脱略礼乐",却从孟子的思想中提炼了以"习熟"为中心的仿效论,此为徂徕之古文辞学成型的关键;从《读荀子》的"荀子大见处"出发,在突显徂徕沿袭荀子之天、道、礼之关节点的同时,亦可见出二人侧重点及思维方式的差异。而在交织着孟荀因素的人性论中,徂徕所重并非不可变之"材性",而是"习善则善,习恶则恶"之"习性",而且"善移"之"习性"在未发的起点上还保留着"相亲相爱相助相养"之"善"端。可见徂徕并非简单的"贱孟扬荀",只有以统合孟荀的视角重新分析其思想中的孟荀成分,才能更为恰切地理解徂徕所言"思孟者,圣门之御侮也;荀子者,思孟之忠臣也"。     

荀子“性恶”论辨正

荀子所言的"性"和"恶"都有其自身特殊的含义,"性"是指人的自然生理欲求与反应以及心表现出来的天生的"知"与"能","恶"是指人的行为或社会秩序不符合礼义之道而表现出"偏险悖乱"的状态.在此基础上,荀子认为心生而不具有礼义之道,故不能以礼义作为思虑的标准,因此心的认知常常表现为偏执之蔽,进而在面时情欲时亦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最终做出"偏险悖乱"的行为而成恶了.所以,荀子所谓的"性恶"是指作为"性"之心由于生而不具有礼义,且亦不能认知礼义之道而易导致事实上的非礼义的"偏险悖乱"的状态.     

君子与小人

正在《论语》中,将"君子"与"小人"对举,粗略数了一下,大约有十三处之多。毫无疑问,孔子对人性有深刻的认识,所以他对人性中的恶保持着一种清醒的头脑。我们都知道,荀子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是首先旗帜鲜明地提出"人性恶"的观点的,而荀子如此大胆的思想,肯定与孔子对人性之恶的深刻认识是一脉相承的。在《论语》中,孔子通过将"君子"和"小人"对举,来系统阐释人性中的各种恶的方面。譬如这样两则:"君子喻于     

论荀子的性情观

在近年出土的战国楚简中,“性”和“情”及其表达的思想特别引人注目,这不能不使我们重新思考传统文献特别是《荀子》中“性”“情”思想的含义。荀子论性,一面认同性乃自然成就,一如白纸;一面又认为它既有恶的倾向,又有善的倾向。荀子论情,是把它放在后天的位置上,并赋予广泛的内容,使之具有善恶一体、两端相对的特征。荀子论性情关系,一个在先,一个在后,经由心的统摄而联为一体,没有性,情无所出,没有情,性无由见。荀子的所谓性恶论,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情恶论,这一层应该引起特别的注意。     

论陆、王心学之异同

陆九渊和王阳明都是心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天人合一论的视域下,二者皆以为"心"才是天下万物生存之大本。这种本原之心,具有超越性。这是二者之同。二者之不同在于:陆九渊以心为本,强本而轻末,在立天地之本的同时,忽略了此本或体的发用,表现为对简易工夫的偏好;王阳明则吸收了朱熹的体用论,不仅立心为本、为体,而且重视心体之用,表现为对"格物致知"与学习、践行的重视。二者的不同,简单地说,陆氏有体而无用,阳明则是有体亦有用。     

朱熹“格物”:即物穷理还是择善工夫——王阳明、张履祥的不同解读

朱熹把《大学》"格物"诠释为"即物而穷其理",又认为格物所求的"理"是"合内外之理",是善的,因此,朱熹又把《大学》的"格物"与《中庸》的"择善"联系起来,讲"致知格物便是择善"。阳明将朱熹的"格物"误解为向外求物理,是"析心与理而为二",并把"格物"诠释为"格心",讲"为善去恶是格物"。明末清初理学家张履祥不赞同阳明把"格物"诠释为"格心",强调以《中庸》"择善"通《大学》"格物"之义,讲"择善即格物之谓",反对阳明"为善去恶是格物",而且还把朱熹"即物而穷其理"的"理"解读为"当然之理",不仅还原朱熹"格物"之本义,以克服阳明的误读,而且对于今天重新解读朱熹的"格物",具有重要的启示。     

荀子人性论辨正——论荀子的性恶、心善说

《荀子·性恶》的主旨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其中"伪"据郭店竹简应作"■",指心之思虑活动、心之作为。这既点出性恶,又指出善来自心之思虑活动,揭示了人生中以"性"为代表的向下堕失的力量、以"心"为代表的向上提升的力量,并通过善恶的对立对人性作出考察,实际是提出了性恶、心善说。荀子的心乃道德智虑心,心好善、知善、为善,具有明确的价值诉求,故心善是说心趋向于善、可以为善。荀子的人性论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无疑是较为特殊、较为完备的,值得充分重视。     

论荀子性朴论的思想体系及其意义

荀子持"性朴"论而非持"性恶"论,"性朴"、"性恶"两命题完全不相兼容;荀子《性恶》篇之"性恶"系"性不善"之讹,约讹于西汉刘向时代。荀子驳孟子"性善"说并建构起"材—性—伪—积"的性朴说,其理论结构是:材是性的基础,性是材的机能,性即材的性能,材朴则性朴,人为则习积,"材—性"关系若"结构—功能"关系。原始材性若天赋,后天之"伪"(人为)基于原始材性且后天成善、恶之习性或德性皆是可能。人性的具体内容是形神并生的"血气心知","血气心知"下生命皆趋利,朴性乃可化,故治世须教化与管治并行。性朴说是荀子学说体系的基础与核心,是对思孟派人性论的拨正与对孔子"性近习远"人性论的正确绍继与发展,为迄今为止中国思想史上人性说的最高成就。     

体用论与传统儒家形而上学

中国早期哲学思维方式属于本源论模式,具有形象化特征,欠缺思辨性。佛教将万物视为相、用,以为其体或为心、或为空等,表现出哲学思辨模式。宋明儒家吸收了这种抽象化思辨模式,其代表之一为朱熹。朱熹以体用论为思维方式,将万物之理视为体,万物之流行与发用视为用,比如道之体为性,道之用为情。体用方式成为朱熹观察世界、理解世界和解释世界的基本模式。早期的朱熹体用论依然具有本末论色彩,其表现为"中和旧说"。后来的体用论有效地克服了本末论(本源论)的局限性,进入了思辨性阶段,其表现为"中和新说"。朱熹体用论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哲学提升为思辨哲学,并成为一种追问终极性存在的本体论。     

郭店楚简与《荀子》思想关系研究:以心性论为视角

郭店楚简强调性与心的差别,认为性是天赋予人的自然情感,而心则是通过外在的学习和实践获得指导情感的"志"。《荀子》同样强调性与心的区别,性是本源性的情感和欲望,而心则是能动的、进行主动价值选择的主体,心中的"义"通过外在教育的输入而获得道德的知识,从而具有了指导"性"中情感和欲望的力量。郭店楚简和《荀子》的心性论思想是其礼乐教化思想的基础。     

杨简心学工夫的展开北大核心CSSCISSCI

杨简在建立起自己的至纯至善完满自得的心本体之后,继而展开了自己的心学工夫论。为此,他首先确立了自己的以"意起"为标准的善恶观。杨简认为"意"是心之起,"意"起则心蔽,心蔽则恶生。既然意起生恶,那么阻止恶产生的方法自然就是"毋意"。而要"毋意",杨简认为只有依靠不借助言辞的直觉。杨简的直觉是指没有任何心理变化,也不需要借助任何中介而直接把握本心的方法。进而,杨简认为直觉"毋意"还只是阻止恶产生的方法,不能从根本上体认至纯至善的心的本体,并与之同一。至此,杨简进一步提出了他的终极修养观:明心靠反观,即通过回思反省,达到整全性的复视和体认至纯至善完满自得的心。     

心与成德:早期儒家心论模式的探索

"心"是理解儒家成德成人思想的关键概念.承接商周以来对人的身体和礼仪(社会性)的基本认识,早期儒者在认识"性"进而论辩"心"的思想进程中不断探求人的道德本质,逐渐形成了孟子以"心"论"性"以及荀子"心"以知"道"的成德进路.传统关于孟荀性善—恶之论与他们各自论"心"的立场关系密切,并且由于对心的功能的定位不同,带来二人理论主体中成德路径的不同.从"心"及其与"性""德"三者交互的视角观看早期儒家在人性理论及成德路径上的差异,对于更加系统地把握儒家早期伦理思想及其对于儒家后学发展路向的影响,具有重要的价值.     

礼制的规范与人性的理解——荀子人性新论

荀子对"性"概念的界定是属于"生之谓性",是指人基于其自然生命之上种种生理及心理的本能和欲望。孟子的"性"是基于"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而立言,而荀子的"性"则相反,其所指恰恰是人与禽兽之共通性的属性而言。从广义上来说,荀子人性论内涵心、性、情、欲四者;从狭义上来讲,荀子人性论主要是指情与欲二者。荀子通过外在的"礼"与内在的"心"实现了人性的自然性向符合社会规范的社会性转换,这也是人的自然性向社会性转变的过程。     

论荀子的德性教化思想

荀子从人性趋恶角度构建了自己的德性教化理论.恶在礼仪法度的制约下不仅可以改变,而且必须改变,经过教化"涂之人可以为禹".德性教化实乃"化性起伪",而伪是针对情的,只有对情进行矫正,才能对人性教化,情为教化之基;礼为教化之则,道德教化是个人遵守礼仪规范及人自身德性的自我迁化的过程,以心对礼以治情,从而以人的智识促进德性的提升;养为教化之方,以礼乐养情,陶冶、涵养人之德性,促进人的道德自觉.荀子的德性教化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思想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