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理性与信仰的易学模式(下)

本文围绕的焦点问题是:在由西方文明所主导的现代,中华文明如何应对其理性与信仰二元化的影响;是在科技层面"师夷长技"的同时,必然移植其信仰体系以构成二元化的张力;还是有可能找回传统文明中理性与信仰相互生成的机制,从而推动中华文明的"旧邦新命";从易学的五个历史阶段展开探讨。     

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生态环境理念及其当代价值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是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这与西方文明所强调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自然的立法者","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理念,完全不同.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整体的宇宙生态观对于当代人类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有着根本性的启示意义,有助于弥补西方文明所崇尚的科学主义之不足,从而实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有机结合.     

“一带一路”视阈下多元文明交往的思考CSSCISSCI

在"一带一路"视阈下通过对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交往的历史经验进行分析和讨论认为,三大文明均属世界性文明,其共同意志是和平与发展。"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要求中国社会尤其是学界对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文化差异性和共通性给予重点关注。     

“一带一路”视阈下多元文明交往的思考

在"一带一路"视阈下通过对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交往的历史经验进行分析和讨论认为,三大文明均属世界性文明,其共同意志是和平与发展。"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要求中国社会尤其是学界对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文化差异性和共通性给予重点关注。     

信仰与理性的冲突与谐和——对克尔凯郭尔信仰观之合理性的一种辩护

在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上,认为克尔凯郭尔主张基督教信仰只关系到主观而与客观无关,其"真理是主体性"、"信仰是荒谬的"等命题是对理性之摒弃的看法是偏狭的。克氏在信仰上对主观真理的强调和对客观真理的质疑建立在承认人的罪性以及因之而人的理性遭到了破坏这一前提上,这一点并不与理性本身相冲突,而毋宁说是人的理性层次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克氏,基督教信仰的主观性就其自身而论也必须以理性客观性为前提,因无正确的客观性作保证就没有克氏要求的那种主观性,其眼中的信仰的主观真理也就不复存在了。     

佛经中国化的文本类型与结构意义——读纯一法师《佛教中国化的实现路径——以汉文大藏经为中心的文本研究》

从中华文明的历史变迁来说,"中国"的概念拥有多层含义,最初是一个居住地域、空间方位的定义,继而是政治中心即都城的象征,接下来还有文化、民族、国家体系的意义生成。这一历史文明的变迁说明了"中国"的概念也是伴随中华文明历史的演进与拓展而逐步延伸出来的,空间、国家、文化、信仰方式等等,均为其中基本内涵之一。     

深入推进文明交流互鉴——伊儒会通思想研究报告会综述

正自明清始,一批精通伊斯兰教且熟谙中华文化的中国穆斯林学者开展了以著译为标志的"伊儒会通"活动,其核心精神在于引导不同文明及其载体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对促进伊斯兰教中国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强调:"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其中他将"伊儒会通"作为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具体体现之一。至此,"伊儒会通"在推动文明互鉴中的重要意义得到高度关注。     

信仰研究的四重逻辑与一种范式

中华文明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其在传统社会之中,以种种嵌入生命礼仪的信仰方式而成为了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规范与行为准则。然而,信仰方式受历史更迭与社会转型的影响,可能呈现出不同的演变轨迹。对于信仰方式的认识与对其解读的归纳整理,就成为了我们认识中华文明当代价值的起点。学界对于信仰研究的解读在总体上呈现出:(一)四种逻辑倾向:道德、社会、政治与文化。这四种逻辑恰好也代表了信仰方式在公共生活中的主要面向。(二)一种范式:信仰社会学的理论范式。本文在此基础上明晰信仰概念及其发挥机制,并以"信仰方式的社会性本质构成"思考信仰资源在历史长河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以及信仰资源在当前社会治理之中的建构意义。     

从阿拉伯文书法传入中国后的演变看伊斯兰教中国化

正阿拉伯文书法传入中国后的演变,是中华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融合的产物,体现了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交流互鉴,成为伊斯兰教中国化在书法艺术领域的重要体现。一伊斯兰文明传入中国后,与中华文化交融,孕育出了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中国化的阿拉伯文书法,就是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交流互鉴的产物。     

从宗教蒙昧到人文理性——管窥三代历史文化结构的转型

"文明无不根旧迹而演来",三代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系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所谓"文物风俗,渊薮于此"。这样的一个时代,在社会组织、政治架构、文化价值的公共层面、乃至家庭伦理、道德理念、起居饮食等私人领域,都有浓重的神学与宗教色彩。进入西周末年,随着政治动荡、社会危机的出现,其深层的历史文化机构开始自我变革,春秋战国时期大致完成了从宗教蒙昧到人文理性的转变。这样一个自我革新的路径和理性的传承奠定了嗣后中国历史的走向和文化的发展轨迹,注定华夏文明的主流是温和的、保守自由的和人文理性的。     

道德信仰何以可能——康德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及其现实性重建

与宗教信仰相对立,康德试图要在主体自身理性的基础上确立起对道德的信仰.主体自身"纯粹的实践理性"是康德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但是,"纯粹的实践理性"存在着现代性道德困境,如果不能化解这一悖论,那么"道德"就难以成为理性存在者的普遍信仰.为此,康德试图以制度公正作为现实中的上帝来确保建立"善恶因果联系"的理性法则.因此,康德的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包括个体的道德理性和制度的道德理性两个方面.尽管由于康德的矛盾心态和他所处的社会现实,他的政治与道德一体的实践哲学最终是不彻底的.但康德的意义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把对道德信仰的思考从"纯粹的实践理性"导向更加理性和成熟的"实践的理性".     

论信仰世俗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对宗教信仰的超越

信仰是人类一种特有的精神现象,它随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当人类文明进入理性与科学时代,虚幻的、神秘的宗教信仰开始出现世俗化转型。通过审视理性与上帝、科学与宗教,人们深切感到理性主义信仰在哲学、文化及现实等方面仍存在问题,开始反思世俗化信仰。马克思主义立足于人的社会性本质,发现信仰是群体化超越性的价值追求,纯粹个人化信仰毫无意义;通过对资本逻辑与价值失落的双重批判奠定了其作为群体化信仰的合法性根基;进而凭借对科学性和人文性、现实关切与终极关怀的融汇贯通,实现了对前现代神秘化宗教信仰和现代世俗化拜物教信仰的双重超越,成为人们追求世俗化信仰的新选择。     

坚定走中国化发展道路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正探讨中华文化对我国各宗教的浸润,有着极其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对当今世界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和谐共生,从而使世界和平安宁有着重要意义。1973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评价中国文明时说,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其表现出来的世界精神和人文主义价值观,将成为世界文明的未来与希望。他对中华文明给予了高度肯定。我们现在讨论的     

中华文明、大文化观与公民道德——基于当代“中华文明”研究成果的阐发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文明指具有特定文化精神传统的大社会共同体"的研究,以及"中华文明根柢与经脉论"的提出,启示着伦理学界在当今文明互鉴的时代,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以作为中华文明精髓的传统美德为根基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在伦理学研究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上实现相应的转变:以文明观为重点,把文明观与社会形态观、大文化观与小文化观、大伦理观与小伦理观结合起来。     

论情感在人类信仰活动中的二重性作用和历史消长

信仰是人类意识对自身生存背景、生存条件、生存结局的全面反映与反思,是对自身存在与外界关系的自觉体认与主动调整,是对终极性人生目标的确认与追求。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信仰对人类的生存状态、生存观念和生存价值起着决定性作用。根据笔者拙见,人类自古迄今的信仰,可划分为三种基本形态,即原始信仰,以自然崇拜和远古神话、巫术活动为基本特征和主要内容;宗教信仰,以主神崇拜和天国与尘世的二元对立为基本特征和主要内容;哲学信仰,以人为本,以对社会和人生的理性与科学构想为基本特征和主要内容,如资产阶级理性信仰、共产主义信仰等。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原则

人的感性与理性、肉体与灵魂、个体与群体的二元存在方式,是人类社会的原发矛盾,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始终要面对与解决的核心问题。各个国家和民族在致力于这二元矛盾的协调与制衡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与文明。核心价值观作为文化多层次体系的灵魂,是社会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和基本信仰,是国家和民族生存和发展维系的精神命脉和不可或缺的文化软实力,因而,任何国家和民族无不重视核心价值观建设。在世界范围内,每个民族和国家核心价值观建设的理论体系与实践路径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我国的文化传统及其当下社会全面转型的现代性境遇,决定了我国核心价值观建设的特定逻辑。深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需要坚持"三个统一"的原则:在正当性的证成上坚持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在培育内容上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在培育方式上坚持教化性与规约性的统一,从而促进核心价值观在社会中落地生根。     

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关系研究

"信仰"本义是相对于"知识"而言,指自愿把某些尚未得到理性或经验证明的观点当真理,特指对宗教神学的信奉,与科学理性精神相对立,后来也转指对"知识"的信奉。宗教信仰中的信仰是本义,政治信仰中的信仰是转义。政治信仰是政治观,宗教信仰是世界观,二者领域不同,但关系复杂(既非并行不悖,也非截然对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信仰建立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之上,其科学无神论世界观与以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为支柱的宗教有神论世界观是根本对立的。     

囚禁与解放:视觉文化中的身体叙事

一、身体转向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身心二元性亦即身体与理念、身体与灵魂、身体与精神之间的张力,一直是西方哲人所坚持关注的基本立场。漫长的主体性哲学推崇理性、灵魂、精神,而身体及其所表现的感性则总被视为价值的对立面而备受压抑。柏拉图哲学在西方思想中的奠基地位毋庸置疑,正是他为西方自我认识的以灵魂为主导的身心二元性倾向铸造了最根本的基座。从柏拉图费尽心思地论证灵魂的不朽以及身体的暂时性和局限性开始,漫长的主体哲学将人或者看成智慧的存在(柏拉图),或者看成信仰的存在(基督教),或者看成理性的存在(启蒙哲学)。在这背后…     

中国道路对传统文明观的继承和发展

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的自我反思、审视与重建总是笼罩在他者——西方文明的阴影中,西方文明成为中华文明荣耀与跌落的坐标。然而,西方中心主义的鉴临决不会有中华文明的出路。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本身。中国道路开创的实践文明新形态是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新生,是一种不同于现代西方文明的人类新文明类型。     

儒家文明论纲

文明是人类对“人之为人”在思想上的一种自觉及其在实践中的表现。儒家文明是以儒家文化为标志的古代中华文明。它不但有其民族性、时代性,还有其主体性。无论就其现实层面、理想追求还是价值观念,它都是不同于西方的一种文明类型与文化系统。中国现代化实质上是建构现代中华文明体系,既要继承儒家传统,又要超越儒家传统,从而保证中华文明的历史延续与时代更新。儒家文明在现代化中仍有它的生命力而能够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它对世界文明的未来亦将做出特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