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洵的经史观及苏辙《春秋集解》的阐释特征

《春秋》的"经""史"性质问题是《春秋》学史上的重大议题,历代治经者对《春秋》经史性质的判定决定着《春秋》学的发展方向。先秦时期,《春秋》被列为"六经"之一,集经史于一体。从西汉董仲舒到晋代杜预再到宋初孙复,儒者往往将《春秋》的经史之性分裂为二,对其阐释也多采取扬此抑彼的做法。北宋时期,苏洵对经史问题作了深入的理论探讨,提出了经史"义一""体二"以及"用相资"的观点,从方法论上对传统的《春秋》学阐释思路作了重大改造。苏辙继承其父思想,他的《春秋集解》正是对苏洵经史观的实践之作。苏氏父子的经史观及其治经之法不仅对北宋时期《春秋》学逞意说经的弊端起到了纠正作用,也对后世经史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三苏经学的体系及其主要特征

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的文学成就历来为世人称道,其治学解经的学术成就亦应重视起来,三苏对自己的经学著作是极为珍视并得意的。他们的经学著作共十一类六十四种,自成体系、卓然一派,父子三人在对六经的解读上既各具特色又相互影响,合力推动了经典阐释的不断深入。三苏解经,具有以权变入经、以人情为据,以儒为主,兼采佛、道的主要特征,同时不囿成见,经史结合,考证严谨。三苏阐发经学不在于寻求章句的训诂,而在于发掘其中义理来达到治心和治世的目的。三苏经学的完备体系与思想精华是"苏氏蜀学"的内核和主体,成为北宋初期的重要学术流派。     

博求“三通”:苏氏蜀学的形神与风骨

汉晋、两宋、晚清民国,是蜀学发展的三次大高潮,其中两宋时期是巴蜀文化"空前"而"绝后"的高峰。眉山三苏是两宋巴蜀文化的杰出代表,苏氏蜀学是两宋区域文化的璀璨成果。三苏之学思,辉煌展示了蜀学之形神与风骨。苏氏蜀学立意"打通古今",注重"融通百家",力求"会通三教",集历史文化之大成,有百科全书之气度。三苏及其蜀学,岸然而成不可超越之高峰,洵然而为后世学习之榜样。     

苏洵与释道

苏洵是苏氏蜀学的创始人之一，此前，学术界多认为苏询虽非纯儒，但却未受到当时盛行的佛道二教影响。本文在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对苏洵的宗教情结作了详细探索。认为苏洵亦受到佛道之影响，其中尤以受道教影响较大。     

“蜀学”的特征与贡献北大核心CSSCISSCI

"蜀学"是在巴蜀大地孕育、发展,形成自己特色,并与中原学术互动互补的学术。"蜀学"在长期的发展历史中,在制度创设(文翁石室、周公礼殿、蜀刻石经)、学术成就(易学、文学、史学、道教、禅学、小学、数术、方技等)、信仰体系(三才皇、五色帝)、经典体系(七经、十三经、十八经)、核心价值(道德仁义礼)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的造诣和精深的探究,对祖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时至今日,仍然是我们实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构建当代"新蜀学"的重要资源。     

北宋儒学复兴与易学历史哲学的关系

本文认为,北宋儒者力图从儒学经典中去探求一种大中至正之道,将之上升为最高的理性原则和文化精神,即所谓天道或天理,并以之来制约王权在世间所具有的至高无上地位,为经世济民提供理论指导,这是北宋儒学复兴的深层动因之一,北宋儒者主要通过阐发<周易>之理来实现儒学的复兴.他们希望通过对理想政治蓝图的描画来规正现实政治生活的发展道路,为此,他们对历史发展目标、社会历史的结构及其变迁、历史发展的动力与规律等历史哲学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易学历史哲学思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北宋儒学的复兴得益于易学历史哲学诸问题的探究.     

“蜀学”的特征与贡献

"蜀学"是在巴蜀大地孕育、发展,形成自己特色,并与中原学术互动互补的学术。"蜀学"在长期的发展历史中,在制度创设(文翁石室、周公礼殿、蜀刻石经)、学术成就(易学、文学、史学、道教、禅学、小学、数术、方技等)、信仰体系(三才皇、五色帝)、经典体系(七经、十三经、十八经)、核心价值(道德仁义礼)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的造诣和精深的探究,对祖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时至今日,仍然是我们实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构建当代"新蜀学"的重要资源。     

说“玩”——从儒家的视角看

在中国文化中,儒家之"玩"以人与对象彼此交感、相互授受以成就为实质,其对象从实物(如玉)扩展到精神体(如《易》之"辞""占""神明""理""义"等)。相应地,"玩"由身心修养方法,发展为意义丰富的精神生活方式("玩心神明")、认知方法与经典读书法("玩味"),从而确定了中国人"玩"的内涵。通过对"玩"的考察,既可以窥见古代儒者精神生活之丰富,也可领略其思想世界之深沉。     

三教合祀庙宇考源——“佛教中国化”的信仰实践视角

三教合祀庙宇是将孔子、佛祖、老君圣像并列奉祀于同一庙宇空间的信仰实践形式,其历史起源可追溯至唐代中后期,北宋时期开始大量修建。三教合祀庙宇的出现与佛教紧密相关,是佛教为适应中国社会文化土壤而对儒、道信仰资源积极吸收运用的一种重要形式,可谓"佛教中国化"在信仰实践层面的生动体现。通过考察和寻绎三教合祀庙宇的历史起源、基本形制,分析其出现的主要动因、图像学基础、社会思想环境及长期存续的关键因素,可以为我们从信仰实践维度充分理解"佛教中国化"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前清儒者视野中的民间佛道信仰

清代前期儒者对佛道的关注由心性之学转向民间信仰。一些儒者认为 ,理学说教不具有普世性 ,整个儒学在教化民众方面也存在不足 ,民间佛道信仰可以弥补这些缺欠 ;但有些儒者激烈地批评民间佛道信仰 ,认为它对社会产生了消极影响而且与儒学背道而驰。前清儒者的分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理学衰落后儒学发展所面临的困境     

“援儒入释”:论北宋“僧传”的文体自新

北宋"僧传"的体制、功能、风格皆不同于往昔。释赞宁的《宋高僧传》取法史传,革新僧传体制;释智圆《中庸子传》以儒家"中庸"思想阐释天台"中观"之义,开创释家自传的新体式;释契嵩《陆蟾传》《韩旷传》淡化宣教功能,追求儒、释兼容的文化取向。"援儒入释"是北宋僧传文体自新的契机。面对儒学的日渐强势,北宋僧人以开放的心态借鉴儒家文化,改变僧传叙而不论的格局,丰富僧传的文体内涵。北宋僧传的文体自新,是佛教著述领域的变革,也是佛教中国化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音乐汉画中所反映的儒家哀乐理念及人格完善思想

美轮美奂的汉代乐舞画像石艺术,是古人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它为深入开掘汉代的哀乐思想和充分认识古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研究资源。建基于"戚戚亲爱"之上的乐舞画像石,体现了古人亲仁互爱的理想追求。在儒者的心目中,哀乐异构同质相通相生,表达着一种缘于亲亲基础的"K怛"恻隐"之情和亲和哀悲之仁。从乐舞画像石及其题铭来看,过去学界将哀乐相生理解成乐极生悲或忧患意识,是不够确当的。哀乐相生构成了古代儒者道德目的论美学的主要特征。     

北宋末年郭京“六甲神兵”之由来蠡测——基于钦宗君臣思想来源的考察

北宋末年,在宋廷败局尚未完全确定之时,钦宗君臣便信用郭京"六甲神兵",这直接加速了北宋覆亡。从钦宗君臣思想来源的视角出发,这一看似荒诞的举动,自有其内在逻辑。在徽宗朝后期以降崇道风习之下,重神降、迷道法成为显著的时代特征。道教六甲法术有日行千里、隐形等诸多神力。自汉代以来,以"六甲法"为代表的道教法术与兵学理论相融合,并已应用于军事实践。进入北宋,六甲法术在朝野上下益受重视,与兵学理论的融合也更为突出。在金军围城的刺激下,有共同道教信仰倾向的钦宗君臣迷信六甲法术的隐形功能,以之应对围城困局。这不仅有中古以来的理论依据,更以宋代独特的政治文化为依托。     

浅议二苏对“思无邪”的心性阐释

"思无邪"作为儒家诗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历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宋代蜀学代表人物苏轼、苏辙兄弟从心性角度出发,融会贯通佛道思想,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和发挥,提出"无思之思"、"思其无所思"的概念,并以之作为个人心性修养的最高境界。     

从"灵魂不死"到"肉体不死"——从思想之嬗变看道教神仙信仰之兴起

神仙信仰作为道教产生的重要源头之一,应出现于战国中后期.它的兴起,固然与此时医药学水平之提高、地理认知之拓展等物质方面的因素有密切的联系,但"肉体不死"思想的出现,则是其更重要的一个原因.而这一因素,又常常为人们所忽视.因此,在本文中,笔者着力探讨了道教信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神仙信仰在战国时兴起的原因.     

以政教为本:论北宋《洪范》学的义理化转向

在北宋《洪范》学上,张景、廖偁、胡瑗、苏洵、王安石、曾巩等诸儒,以义理之学取代汉唐的注疏之学,以政教论取代汉唐的五行灾异论,将《洪范》学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理论阶段。这种义理化的《洪范》学的兴起,既形成了宋代《洪范》学以义理解经的基本诠释方式,同时也为南宋《洪范》学奠定了以"皇极"为中心的诠释结构。     

“有天下”:北宋儒者的理解

北宋儒者通过赋予"中国"以完全的价值意义,界定了"天下"的价值意义,同时取消了二者的地域空间意义,从而将北宋"有天下"的问题转化为北宋是否能治理好天下的问题。二程关于"王道"、"道统"的阐述,将问题重新转化为北宋皇帝是否"有天德",是否可以行"王道"的问题。北宋"有天下"的问题最终得以在北宋士林中解决。后代关于正统的看法也基本延续了将"治统"系于"道统"的思路。     

苏辙《老子解》对老子思想的阐释与发挥

正《老子》一书是先秦道家思想最重要的著述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从战国时期韩非子的《解老》《喻老》开始,历代学者都热衷于对《老子》进行注释和研究。在历代《老子》注本中,北宋"蜀学"学者苏辙的《老子解》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注本,陈鼓应评价苏辙《老子解》说:"见解颇为精到,很受宋明以来学者的重视。"~1《老子解》成书于苏辙被贬谪筠州期间,修订于贬居海康期间,晚年又对此书有多次修改,最终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北宋时期三教合一思想盛行,苏辙的《老子解》以"复性"为主旨,援引儒佛二家思想,对老子思想作了别开生面的阐释。     

历史哲学如何可能——论牟宗三的历史观

唐君毅在评论牟宗三《历史哲学》时说:1944年秋,"一日谈及国事,宗三怒而忧之,即欲写《历史哲学》一书,以昭明吾华族之文化精神命脉之所在,兼示其发展之理则,以贞定国人共信"。[1]在他看来,揭明民族文化精神命脉,展现民族文化发展的理则,从而能以贞定国人的共同信仰,是牟宗三写作《历史哲学》的初始动机。唐君毅认为,历史哲学不同于一般历史学,"在历史哲学之重明历史发     

论王充的“韩学”研究

王充未能充分理解韩非子"非儒"的复杂性,批评韩非子"非儒"不当,认为儒者体现了一种无可取代的人文价值,并非无用。其实韩非子并未彻底否定儒者的社会价值,也未彻底否定道德,只不过强调在现实政治领域,儒者的德化措施效果有限,治国应该权衡利弊,用众而舍寡,务法而不务德。王充认定韩非子有"无德之患",正确指出韩非子思想中隐含着滥杀无辜的危险倾向,但同时也忽略了韩非子"法术之士"的人格以及法治理想国所蕴含的道德因素。王充非难韩非子"求奸"过分强调口问而耳闻,与"术意""法意"相违,其实是割裂了"法"与"术"的内在逻辑联系,未能深入理解韩非子的"法治"与"术治"思想。王充思想驳杂,不主一家,具有"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的特征,其"非韩"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批驳韩非子的思想,同时也是想借此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