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洛阳唐朝景教经幢的几个问题

新发现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及幢记》石经幢提供了关于唐朝景教经典与教徒的重要资料。本文将此经幢后半部分《经幢记》中记录的洛阳大秦寺三位来自中亚米国和康国的高级教士,与西安《米继芬墓志》中的大秦寺僧思圆联系对比,并且初步考察了《经幢记》中记录的移居洛阳的一个安国景教家族,证实8-9世纪景教已经在中亚地区具有相当的基础,移居唐朝的粟特人中不仅确有信仰景教者,而且东都洛阳的景教领袖全部是粟特人。     

洛阳景教经幢

国家一级文物。2006年因盗墓在洛阳出土,经幢为八棱石柱,底部受损。该经幢是继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后,唐代景教石刻最重大的考古发现。经幢分为两部分,包括《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文和"经幢记",经文部分与敦煌残本可以互补。今存洛阳市博物馆。     

《洛阳景教经幢》释义(一)

<正>2006年,《洛阳景教经幢》因盗墓在洛阳李楼乡城角村东北出土,经幢底部已残损,但大部完好,为一石灰岩质青石制成的八棱石柱,整个经幢缺少了幢顶、幢体下半部和幢座。残存部分包括了《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和《经幢记》,以及完整的十字架、天使等图像,内容十分丰富。这是继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后,有关唐代景教石刻的最重大考古发现,特别是残存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与敦煌残本《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可以互补,使人们对这一景教早期经典有更深入的了解。     

景教天使与佛教飞天比较辨识研究

十字架是景教典型的文化符号,天使形象也是基督教的代表性标志。洛阳景教经幢上端左右簇拥十字架的人像图形,究竟是佛教"飞天"还是景教"天使",长期未定。本文通过比较辨识,认为景教经幢上两对人物造型虽与佛教随舞飘动的"飞天"有相似感,但可能出自洛阳当地惯于雕刻佛教艺术的工匠之手,最关键是景教粉本上"天使"形象走样失真变成了类似"飞天"。笔者认为,景教传教士不会轻易放弃神学立场改变中心形象与外在文化符号,不会套用佛教"飞天"形式去新造神祗,倘若景教符号也用佛教标签那无疑是宗教传播的失败,所以天使不可能被飞天替代,"华化"不等于"佛教化"。     

丝绸之路上的景教

<正>景教之称本身就显出了波斯宗教信仰的色彩,而作为其本原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正是经历了其在波斯的嬗变才传入中华的,故景教在华初被误传为火袄教,"景"字本身亦与"火"字有着某种内在关联,由此其教初名"波斯教",其寺初称"波斯寺"。景教的传入与当时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各族的往来直接相关。《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描述了唐贞观九年(635年)波斯主教阿罗本沿丝绸之路来中国传教的经历,陈垣认为其初传乃由海上丝绸之路而来,"彼时中华与波斯大食交通频繁,伊大约由海路     

中国基督教图像历史进程之二:大秦景教经幢

＂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幢＂,2006年在洛阳出土,是继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后,有关唐代景教石刻的重大考古发现,现藏于洛阳市博物馆。     

明代景教的道教化——新发现一篇道教碑文的解读

明代中国内地景教衰亡,逐渐融入民间佛教、道教信仰。本文通过对发现于山西平遥县的碑刻《重修耶输神祠钟楼碑记》的考释,认为这一碑文对研究明代中期景教衰亡后的去向,将提供一件新的物证。特别是对碑文所记载"耶输神祠"和住持该祠道士来历的考证,说明此景教祠庙是过度佛化、道化的一个典型例证。从历史背景上看,立碑时间嘉靖四十一年(1562),这也正处于十六世纪中叶景教在中国内地彻底中国化之际,即景教与中国内地传统文化主体儒、释、道三教及民间信仰融合为一体。     

花献及其妻安氏墓志铭释义(上)

<正>2011年,在洛阳的东郊出土了花献及其妻安氏的墓志铭,这是继《阿罗憾墓志铭》和《洛阳景教经幢》之后,唐代景教考古研究在洛阳的又一重大发现。两方墓志最早刊布在《洛阳出土鸳鸯志辑录》一书中。对于花献的妻子安氏,学者们的一致意见是她应属于粟特人无疑,粟特人中信仰景教人数众多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对于花献的族属,学者们有颇多争议,吴昶兴认为花姓虽少,但应属于汉     

伊斯兰教传入吐鲁番盆地考

本文概述了吐鲁番盆地古代各族人民信仰的祆教、佛教、摩尼教、景教，以及伊斯兰教传入吐鲁番盆地后，各族不同宗教信徒，特别是佛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斗争情况，最终伊斯兰教徒取得了胜利。至１５世纪４０年代起吐鲁番盆地的蒙古贵族及维吾尔族人民已全部伊斯兰化。     

《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全经的现世及其他

引言2006年7月初,洛阳豫深文博城出现了一件唐元和九年(814)十二月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幢,据了解,这是前不久在洛阳李楼乡城角村东北出土的。经幢底部已残损,但大部完好,     

汉学家慕阿德对中国景教的研究

本文主要叙述了汉学家慕阿德对于景教在中国传播和兴衰的历史研究。慕阿德在中国传教十一年,回英国后任剑桥大学第三任中国语言与历史教授,他一生从事汉学研究,出版至少5部有关汉学的著作和50多篇论文,是西方最多产的汉学家之一。《公元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1930)以详尽的史料、缜密的考证梳理了基督教自唐朝至明朝近九百年的兴衰,获得法国文学院汉学儒莲奖。他曾发表《西安府的景教碑——附亚洲文会会刊1858-1917年目录》(1918)、《中国景教》(1933)、《中国景教:勘正和增补》(1940)等论文,对1625年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铭、北京房山十字寺展开深入研究,并对杭州景教教堂的地址进行追溯。他的一系列著述为景教在中国的传播、"一带一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提供了有效的线索。     

中国景教史话

自唐贞观年间至元代,基督教之聂斯脱利派在华开展有一定规模的传教活动。聂斯脱利派在唐代汉文文献中,被称为景教,元代称其教徒为"也里可温"。元代末期,在佛、儒、道、伊斯兰文化的重重包围中,景教在华趋于衰落。     

盩厔大秦寺为唐代景寺质疑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以日本研究中国景教的权威佐伯好郎博士为首的一批学者，把西安府西去150里的盩厔县大秦寺，认定为唐代一所重要的景教寺院。本文质疑这一看法，认为该寺始建时便是一所佛寺，除了名称与唐代景寺雷同外，迄今没有任何考古发现或文献资料足以证明该寺曾属景教。     

中日佛教界在国清寺举行法华经幢揭幕法会

本刊讯 9月9日,日本日莲宗总本山身延山久远寺第九十代法主岩间日勇率领日莲宗第六次友好访华团一行46人,在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同中国佛教协会联合举行了日莲宗妙法莲华经幢落成揭幕法会。日莲宗是日本佛教的主要宗派之一。十三世纪的日莲上人曾在日本比睿山学习天台宗教义,随后创立日莲宗。该宗尊中国天台宗智者大师为其四大祖师之一,与天台山有着殊胜的法缘关系。1984年,该宗信士南常男居士为报祖庭恩德发起在天台山国清寺建立“日本日莲宗妙法莲华经幢”。经幢自今年     

北京房山十字寺的研究及存疑

目前,在中国境内存在的景教寺院遗迹较为罕见,房山的十字寺便为其中之一。但有关十字寺在佛教与景教之间的身份转换问题,始终困扰着国内学界。本文除了介绍十字寺的概况及遗迹外,还对学界多年来对于房山十字寺的研究进行了总结、评析,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现有史料提出了有关十字寺之景教身份的三种假设。     

论孔子的信仰

在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中,孔子的信仰问题很大程度被遮蔽了,对孔子信仰的诠释表现为一个除魅过程,其结果不但遗失孔子信仰的真意,且将孔子学说中的宗教信仰和人文理性这两个不可分割的面向对立起来.本文对以往学术界有关孔子天命观的几种主要解释范式进行辨析,指出其解读方法上的不足,并从信仰对象、信仰态度、信仰的情感及人格塑造等方面解读孔子信仰的内涵,力图还原孔子信仰的本来意蕴.另从中国古代宗教史的角度探讨了孔子所以"敬鬼神而远之"的原因,揭示其天命信仰与鬼神观的关系,突显孔子天命信仰所具有的伦理宗教特质.     

景教的制度

正1625年,景教碑在西安出土,远在杭州的李之藻很快得到碑文拓片,经仔细研究,确认碑文内容与利玛窦耶稣会士所传教义一般无二。从此,关于景教的研究断断续续,持续至今。有关景教教义,论著已经很多。身为基督徒,很想了解唐代景教徒的宗教生活模式,换言之,景教的制度是什么?对此问题,现在掌握的历史     

《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释义

<正>《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是唐代景教敦煌文献的一篇赞辞,全卷18行,每行约14个字,总共199个字。有人认为,按卷末所记作者应是景教徒索元;也有人认为,索元只是本经卷的抄录者。对索元本人,我们已无可考证。据日本学者佐伯好郎(1871-1965)考证,它应是纪念"耶稣登山变相日"所用的诗歌,若果真如此,那它就是一篇实用的唐代景教赞美诗了。     

论“养德”为明清民间信仰之核心——以关帝、观音、文昌信仰为例的考察

明清时期,民间信仰中关帝、观音、文昌信仰成为全国范围内的三大民间信仰,由于来源不同,所持立场有异,所呈现的庇佑解厄、教化劝善形态各异,但其共同之处,是在儒家伦理的基础上,劝人向善,其核心为"养德"。其劝善实施的路径通常由救度苦厄开始,以劝善养德为归结,呈现出一种伦理善扩散的固定模式,表现为不同于正统宗教的一种特有的"养德"形式。本文试图对这一现象进行初步解析。     

天主教的书法艺术瑰宝

一、"大唐景教流行中国碑"的书法艺术解读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在西安周至县东南大秦寺故址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天主教历史上的重要文献,是证明早期基督宗教的一支,聂斯托利派(Nestorian)于唐贞观九年(635)传入中国最早最珍贵的物证。聂斯托利为五世纪初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因主张基督"二位二性"被判为异端,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