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

本文首先考察了马克思对全球化的前瞻性预测 ,包括马克思对全球化的特点、本质、资本主义推行全球化的手段以及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等的看法。接着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对当今全球化的一些最显著的特点———主要包括无劳动社会的出现、贫困化的加深、利润率的提高等作了阐释。最后 ,着重从全球化最基本的特点———知识成为越来越主要的资源———出发 ,探讨全球化带来的世界范围内新的分工所造成的深远影响 ,特别分析了由此可能出现的全球范围内的基于新分工的阶级格局 ;同时分析了马克思毕生关心的异化问题 ,比较了不同于传统劳动分工的知识分工引发的异化强化等问题。     

后苏联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与启示

<正>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面,提出了"回到马克思"、"走进"或"走近"马克思,这无疑是必要且卓有成效的。但是,随着对马克思文本解读的深入,在相当程度上又出现了"书斋化"与"学院化"的倾向(近几次的马克思哲学论坛都探讨了这个问题)。而在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上,学者们则更多地把精力投放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学、及至对美英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上,但对我们的近邻——曾经的社会主义大国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却较少关注。实际     

论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

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基于对人类命运的关照,立足人道主义,反对以单纯保护生态为目的的生态中心主义和企图转嫁生态矛盾的生态帝国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方式是引发生态危机的根源;要想摆脱已经上升为人和自然之主要矛盾的生态危机,不仅需要建立“无增长的”经济模式,倡导“劳动闲暇一元论”和日常生活的“简朴主义”,根除虚假需求,克服异化消费,使生产过程分散化、民主化和管理科学化,变控制自然为解放自然,提倡技术为全人类服务,使生态学充满人道主义,而且需要根除资本主义生产的利润动机,杜绝独裁主义的政治和生产逻辑,反对技术法西斯主义,最终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建立非极权的、更易于生存的、以实现生态与社会和谐发展为目标的“稳态社会主义”。     

奥伊则尔曼及其反思的马克思主义学派

前苏联解体,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不复存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自身主体内容的苏联哲学也出现了根本变化。但是,苏联哲学的终结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终结。前苏联的解体也许为正确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带来了契机。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动向,尤其是反思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对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罗斯的现状     

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与“学派”

<正>以20世纪80年代为起点的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不仅带来了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而且也繁荣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众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化"。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不断地探索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新视域、新路径,     

葛兰西与“后马克思主义”的生成

“后马克思主义”与新葛兰西主义是两项互相联系而又不同的理论规划。葛兰西主义不仅是“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而且它的思想方法和概念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被沉积到“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造之中。新葛兰西主义的“接合理论”本身潜伏着解除“接合”的外在限制的离散力,而接合概念的“后马克思主义化”就是这种离散力的直接后果;葛兰西把霸权视为一种接合过程,已经预示了一种语言政治学的新视域,而后马克思义的话语政治不过是葛兰西式的语言政治学的后结构主义处理;葛兰西一直强调霸权是对其它集团的意识形态原素的接合,在他看来,成功的政治是一种具有高度兼容性的政治,它能够从异己的、反己的力量中吸收增益性的成分从而大大拓展自己的存在空间,葛兰西这种观念被拉克劳与莫菲以一种独特的形式接合到“后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之中。     

“工会再造”与马克思主义工会学说中国化

工会是资本主义现代性范畴,标志工人阶级集体行动进入到"自为"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所目睹的工会组织,是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体制下,工人阶级有组织地同资本斗争的共同体形式;但是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工会必然出现内卷化、贵族化问题,使其倒退为狭隘的经济利益社团。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情境中对工会的政治形态、职能形态、文化形态和制度形态进行系统再造,领导工人阶级革命建国,使工人阶级上升为国家领导阶级,工会进入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经常性、基础性工作。"工会再造"是马克思主义工会学说中国化的源头活水,是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工会学说的现实依据。     

“信仰”范畴的马克思主义解读及其当代启示

需要信仰而又能够具有信仰,是人之为人的一个重要表征和内在规定性。在数千年的信仰发展史上,人类产生了诸多不同的信仰形式。宗教是信仰存在的最主要形式,但信仰绝非宗教所独有,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宗教的科学信仰形式。我们必须以真理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信仰,既要在理论上重视,更要在行动中努力践行,不断把信仰的力量转化为持续推动人类趋向更高境界的强大物质力量。     

艾思奇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及其当代意义探论

近年来艾思奇思想的研究在不断细化深入。关于宗教理论、宗教政策及宗教工作的论述是艾思奇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研究、讲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艾思奇对宗教、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及其相关问题给予了重要关注。辨析艾思奇关于宗教的观点有助于加深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整体理解,将会在动态发展、准确把握等方面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中国化提供有益启示,进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阐释及其实践上获得历史借鉴与参考。     

论马克思主义对卡尔·巴特神学政治的影响及其反思

马克思主义对卡尔·巴特神学产生过影响,推动了巴特神学政治的形成和发展,凸显在其反对20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危机和追求宗教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具体而言,一是巴特从神学政治范畴上吸收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常年将牧师的工作服务于工人阶级和贫困人群;二是从神学政治方法上模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为工人向资本家争取权益而斗争;三是从神学政治理想上借鉴马克思主义革命世界观,推动认信教会反对纳粹主义和希特勒的独裁,为教会和信徒争取自由而战。马克思主义对巴特神学的深刻影响启迪我们:一是要扩大和深化与基督教神学特别是巴特神学的对话交流,使世界宗教界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强大的思想力量和团结力量;二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来指导中国宗教工作,要服务于人民群众、时代需要和改革实践。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新辩证法"学派

二战以来,马克思的哲学成了西方哲学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部分。这个发展受到冷战的刺激和推动。众所周知,冷战开始于作为二战后世界的一个强国——苏联的出现,还有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建立的人民共和国。苏联把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形式宣传为国家的意识形态,这促成了对马克思的哲学的富有影响的批评——例如亚克顿     

基督宗教、马克思主义和"历史终结"--以解放神学为例串起的历史分析

本文以解放神学为例考察了基督宗教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关联性,对中国基督宗教的处境化作了初步的分析。     

对复归与走近马克思的考辨--一种现代解释学意义上的新破解

本文针对当今“复归”、“走近”马克思的观点,运用当代解释学进行了新破解。本文依据马克思哲学的根本原则,运用当代解释学的积极合理成果,立足于现代思维范式的新视域,对建国以来理解马克思哲学的三个不同阶段、不同结果进行了新破解,肯定了三个不同阶段及结果的合理性及存在的价值,明确指出破解对马克思哲学理解的理解,必须摒弃形而上学的“非此即彼”、以及追求那种所谓“马克思哲学本真精神”的绝对思维方式。运用独特的新视角,指出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是一个开放的过程,这一过程的不同阶段及结果,只要实现了实践、理解主体、理解对象三者的具体、历史统一,就都具有真理性,就都是马克思哲学本真精神的显现;与此同时,还通过这一问题的探索揭示出了该过程的内在逻辑。     

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及其“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以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实践成果——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为思想先导,以实践论、矛盾论为哲学依据、从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为契机果断而又准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成功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课题。     

新哲学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20世纪30年代末毛泽东明确提出的一个理论命题,新哲学会群体对其进行了初步论证。该会内部对这一命题的解释是有区别的,但其论证的发展趋势,则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成为与毛泽东的名字相联结的逻辑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从而为后来毛泽东的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结论的得出,以及与此有内在逻辑关联的“毛泽东思想”概念的产生,提供了理论的合法性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能够成立,并成为中国的意识形态,是当时各种主客观因素作用的必然结果,其中也体现了领袖者个人毛泽东的理论智慧,以及新哲学会群体理论论证的贡献。今天在继续使用这一在具体条件下产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时,不应忽视其原初的本真意义,并要赋予其普适性和时代性内涵。     

Life-Satisfaction in Post-Soviet Russia and Ukraine

This paper fills a gap in the literature by looking at influences on the well-being of the citizens of Russia and Ukraine in the context of the triple shock –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 that they experienced after 1991. The paper argues that lived experience – how people evaluate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 is as significant an influence on the welfare of citizens as are the actual conditions in which they live. The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s perceive the post-1991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s negatively, and levels of general satisfaction and happiness are comparatively low.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objective economic factors, geographical/social location, health status and social context influence well-being, but also personal control and satisfaction with material circumstances, with health having a greater influence on happiness, while material circumstances and the evaluation of them have a greater influence on general satisfaction. The paper concludes by arguing for a model of reciprocal causation in which material factors provide the partially determining context for actions and are themselves influenced by happiness and satisfaction.     

毛泽东、陈伯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6-1938)

导言1938年毛泽东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依然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史上最有吸引力的话题之一。奇怪的是,虽然这个概念在大量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中受到过短暂的关注,但几乎没有被置于细致入微的历史和理论分析。①大致而言,这个概念包含两个相互独立又密切相关的维度。     

古代中西方的"学派"观念比较——兼论"思孟学派"的问题

本文从考察古希腊与中国先秦汉初的"学派"观念入手,比较异同,分析其通约性结论,指出学术师承渊源和学术宗旨,是我们考察"学派"的两个重要视角,而且学术师承渊源更重要。进而分析"思孟学派"这个名称,指出从"学派"义例来看,孟子并不认同子思,子思学派与孟子学派是并列的;"思孟学派"这个名称只适宜于着重考究子思的思想,以及孟子因袭其说的部分。     

易、道相关"舆"象索隐

物象、象喻在<易经>和道家文献中的大量运用,不仅表现为一种修辞手段,而更表现为一种思维方式.破解其中的象喻是探得这些经典文献的理蕴以及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所必须的.道家文献与 <易经>在相关于"舆"象的象征意义上有很多相互关联之处.本文在道家思想受<易经>影响的认识基础上,对<易经>中的<坤>、<姤>、<剥>、<大壮>、<乾>等卦与道家文献的相关车舆之象的象征意义进行相互阐发,并据以对<易经>与道家文献中涉及到车舆之象的文句进行诠释,以此探讨道家文献与<易经>在内在思想上的异同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