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之器小哉”辨正

《论语·八佾》篇有“管仲之器小哉”一章,其中“器”字何晏、朱熹理解为“器量”“局量”,其他各家理解为“器用”“器才(材)”。“器”字在现存先秦文献中没有“器量”“局量”等词义,何晏、朱熹之训诂没有文献根据。根据孔子对管仲存亡继绝之历史功绩的评价和史料对管仲政治成就的记载,评价管仲为“器用小”或“器才(材)小”,是不合理的。清华简第六辑《管仲》篇有管仲言论作“既佞又仁,此谓成器”,当是《八佾》此章孔子和“或曰”者对话的背景和前提,“管仲之器小哉”当读为“管仲之‘器’小哉”,理解为“管仲所说的‘成器’太狭隘了吧”。孔子对管仲关于“成器”的定义持否定态度,大概源于二人的思想观念有所不同。     

试论管仲人才思想中的民本因素--以《管子》为中心

民本思想是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管仲施政思想的基石,其言论．行动中都展示着民本思想的精华。而体现管仲思想的《管子》一书,对人才思想有较系统的论述。本文试以管仲为例,以《管子》一书为中心,来探析其人才思想中的民本因素,即“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的人才原则,包括其产生原因、表现方式、对后世所带来的社会影响等。     

《论语·公冶长》篇“雍也仁而不佞”章发微

《论语》一书中有不少章节因缺失语境,导致理解困难。新出的清华简《管仲》篇中管仲有"既佞又仁,此谓成器"之言,似可作为《论语·公冶长》篇"或曰雍也仁而不佞"章的语境背景,"或曰"者与孔子之间的对话应当是以管仲此语为前提的。语境的恢复,对于深入理解《论语》此章的含义很有帮助。     

论管仲对司马迁的影响

管仲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司马迁不仅在《史记》中创作了《管晏列传》,而且对管仲充满敬仰与赞颂之情。司马迁的人生观、生死观与义利观显然受到管仲的深刻影响。他们二人分别走的是“立功”、“立言”的道路,但都具有“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的个性特征和奋发有为、建功立业的时代精神。     

《管子》农业经济管理思想概观

管仲是一位杰出的管理学家。《管子》一书包含着丰富的农业经济管理思想。择要观之,《管子》的农业经济管理思想包括以农为本、农官管理、农地管理、农时管理、农税管理、农粮管理、农民管理、重农抑商等许多方面。管仲的农业经济管理思想对齐国农业的发展和齐国霸业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     

《管子》与孔子人才思想之比较

管仲和孔子都是春秋时期的思想家。他们都十分重视人才的作用,都有丰富的人才思想与论述。但作为政治家和思想家的管仲与作为教育家和思想家的孔子,他们的人才思想也有许多区别。作为管仲思想记录与发挥的《管子》的人才思想是管仲治国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孔子的人才思想只不过是他以仁义治国、实现其改良社会政治的一个保障而已。     

从贾谊《新书》“管子曰”看“管仲撰”《管子》

学界奉行宋代以来的"管书非管著"论,使得今本《管子》各种正式出版物均仅署校注者或译者之名,而不署"管仲撰"。早于西汉初年,著名政治家贾谊即作《新书》,以"管子曰"引用《管子》原文,全书共4次,均存于今本《管子》相关篇目。贾谊不仅阅读、效法管子,其"《管子》体"著述《新书》具有承前启后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今本《管子》虽成书于刘向编修,但其文本主干为管仲撰,而管书最早可上推到姜齐桓公时代或稍后,至少应在"田氏代姜"之前。《新书》与《韩非子》《史记》及《管子》构成密切的互文关系,从而形成管仲是《管子》主要"责任者"或"著者"的系列证据链,证伪了宋代以来的"管书非管著"论。     

儒家王道政治秩序的构建及其遇到的困境——以“管仲之器小哉”的诠释为例

一、不知礼与如其仁:孔子对管仲的评价管仲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不过,对于管仲的评价争议颇多。在这些争议中,多涉及儒家的关键议题,因此,也必然成为孔门师徒经常讨论的问题。《论语》有关管仲的讨论主要在《八佾》和     

管仲与《管子》农商思想比较研究

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改革变法,采取农、商并重的政策,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管子》一书虽然假托管仲之作,但却与管仲的经济思想和商业政策有很大的差别.《管子》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其中的《国蓄》、《海王》、《揆度》、《地数》、《国准》、《轻重》诸篇等皆表现出强烈的重视农业、抑制私商、国家专卖思想,这种思想被战国、秦汉以后的统治者所利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依违于仁义与功利之间——论明末大儒黄道周对管仲的接受之变迁

明末大儒黄道周对管仲极为关注,他肯定管仲的才能,批评其功利之心,但又推崇其事功,对管仲的接受呈现出复杂的面相。迨至南明,黄道周的师友弟子称其为“江左夷吾”,希望他能像管仲一样一匡天下,拯救国运。黄道周对管仲的评价、接受依违于仁义与功利之间,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明清易代之际这一“天崩地解”的特定历史情境下,富于道义感的士人的焦虑及义利观念之嬗变;而他对管子的接受与评价,也因此成为管子学史上一个颇为独特的现象。     

Heidegger on Luther on Paul

Abstract : When it comes to how Heidegger understands theology, Martin Luther was instrumental in his early formulations. Heidegger's interpretation of Luther leads him to descry theology as a discipline best left unfettered by metaphysics and this attitude is carried right through Heidegger's career. By explicating Luther's influence upon Heidegger's early Freiburg lectures from 1919‐1923, we can raise important questions about the nuanced way Heidegger construes Luther's theology in the hopes of inspiring key insights for Luther's appropriation in current post‐Heideggerian the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