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观念与城市空间——以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北京为例

现代城市中,生者与死者的空间被截然分开,但这一区分在1950年代以前的北京是不明显的。清中期以后,北京市民的葬礼不完全遵循《朱子家礼》的规定,其民间实践有很强的系统性与稳定性,一般会经过三个阶段。相应地,亡者要逐次面对三种危险,生者需通过送别亡魂、暂厝和下葬三种手段来帮助亡者顺利过渡。这种死亡观念决定了尸体在下葬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会与生者完全隔绝开来。送别灵魂的地方通常在水边,尤其集中在北京城内最大的水体:什刹海边,这一区域因此是黄泉之路的入口,是保留给鬼魂的空间。近百座暂时停放棺木的寺庙,同时也对外出租房屋,是生者和死者共享的"旅馆"或"廉租房"。而与此同时,坟地不仅属于死者,它也是重要的景观,是生者休憩、娱乐、团聚,或者回归祖先怀抱以"新生"的地方。处理死亡的方式深刻影响了人们对环境的感受和认知,并进一步影响了人们规划和使用城市空间的方式。日本入侵带来的现代性变革,从根本上颠覆了人对待死亡与尸体的态度,生者与死者的空间被严格隔绝开来,最终形成现代性的城市空间景观。     

文明办丧 荣神益人

殡葬礼仪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传承下来的一种文化,各个民族的风俗虽有不同,但丧礼都是缅怀逝者、寄托哀思的一种表达方式。活着的人为逝者办个葬礼,举行悼念仪式,以表哀思,无可非议。     

作为超越的时间——列维纳斯的历时性概念如何为形而上伦理奠基?

时间问题是列维纳斯他者伦理的地基,其核心是历时性(Diachronie)。历时性揭示了时间的异质性结构,同时也奠基了精神自我揭示和伦理的基本关系。历时性指出了时间的断裂与非连续:过去是不可追溯和不可弥补的过去,当下是不断破裂的瞬间,未来是纯粹的未来。时间作为一种绝对的异质性在他人的到来中进入意识,构成了精神全新的经验。关于他人的经验既是时间本身,也是基本的伦理事件。在无限的视域下,时间指向一种没有神的神学。不同于胡塞尔、海德格尔和罗森茨威格,列维纳斯通过时间的历时性指出了一种精神与上帝关联的途径,而这个途径最后在伦理的他人那里获得了实现。     

略论制度伦理与德性伦理的关系

制度伦理的核心是伦理 ,其对德性伦理起作用的方式也应该是制度中的伦理因素而不是强制性规范。制度伦理以其内涵的伦理精神以及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来影响个人德性。制度伦理与德性伦理相互作用并相互转化     

伦理世界"预定的和谐"--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为学术资源的研究

在严格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中,伦理与道德代表着两种“理一”而“分殊”的生命过程,这就是伦理世界与道德世界的生命过程。在这两个世界中,伦理与道德的生命形态,在黑格尔看来,都是“精神”,即伦理的“精神”与道德的“精神”。伦理的精神本质上是实体的精神,或诸伦理实体的精神;而道德的精神则是一种道德的自我意识或“伦理世界观”。但是,无论在伦理还是道德的生命世界中,都内在一些基本矛盾,这些矛盾是伦理或道德“精神”发展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但伦理精神和道德精神的本性都是扬弃矛盾,实现和谐。如果将“伦理世界”当做“精神”的“…     

“发展”观念的伦理诉求

发展,是人类历史持续自我否定、进而逐步实现其自由精神的过程。这一过程内在地要求发展的伦理法则、伦理律令与相应的伦理义务与之相配套。发展的伦理法则扬弃功利与道义之冲突,把人类历史的绵延作为绝对命令。为此,它内涵三大发展律令:消极律令、积极律令与主动律令。发展的伦理律令把人类提升为对人类历史负责的伦理主体,要求人类始终如一地承担维系人类历史绵延的伦理义务。可见,发展的伦理诉求亦是人类自由精神的彰显。     

关于死亡的沉思

死亡有三种意义:一是死去的那一刻,这是一个物理事件;二是死后的不在场状态,这可以叫做"亡";三是遍在于存在状态的否定性。第三种意义表明,死亡有程度与性质的差异。离别、伤残、局限、绝望、精神上的限隔,都是死亡的一种,故死亡无所不在,对于死亡的体验亦可时时进行。作为否定性的死亡使得我们对于生的认识愈加深刻。作为物理事件的死亡只可以推迟或者延后,却不可以超越。只有在精神的领域才能实现对于死亡的超越。掌握语言、跨越界限、打通限隔、舍生取义、修辞立诚,都是对于死亡的超越,故自觉而积极的人生无时不在超越死亡。     

伦理病灶的癌变：“贱民”问题

从道德哲学与精神哲学角度考察马家爵事件以来的校园恶性事件,可以看出,它们既是社会事件,更是精神事件,其根源是伦理病灶的癌变,解释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性概念是"贱民"."贱民"哲学地内在于"伦理世界-生活世界-道德世界"的精神发展过程中,其癌变的精神哲学轨迹是:卑贱意识-贫民-贱民-暴民.由"卑贱意识"到"贱民"的异化,是伦理及其精神链断裂的结果;由"贱民"到"暴民"的恶变,是"伦理出局"的结果.必须在消灭极端贫困的基础上,透过"伦理安全"体系的建构和"精神援助"的实施,从根本上消除产生"贱民"以及由"贱民"向"暴民"恶变的精神土壤.     

《四书》伦理精神与民族道德现代化道路的选择

本文采用元点考察的方法,把《四书》作为民族伦理精神的元点和本体,旨在通过对《四书》伦理精神的剖析,探索民族道德现代化的现实道路。 本文对《四书》伦理考察的层面是伦理精神,而侧重点是其内在结构与理论形态。伦理精神反映民族人际关系的设计、组织和结构方式,体现人们社会生活的价值趋向及调节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与性格特征。《四书》伦理精神具有四方面的结构:第一,伦理人。这是《四书》伦理的为人之道。伦理人具有辩证的精神结构。(1)人的确立:“二人”。即在“二人”关系中准确地说是在五伦关系中确立道德主体。“五伦”是《四书》对民族伦理实体的规定,其自在状态就是所谓“礼”。“礼”是以血缘为基础、等级为特征的社     

公共卫生监测中的伦理问题及其借鉴意义

公共卫生监测作为公共卫生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伦理问题,通过介绍有关监测的各类伦理问题,包括个人利益(和权利)与集体利益之间可能的冲突,知情同意的问题,网络数据的收集和保存中的伦理问题,死者数据利用问题等,揭示了公共卫生监测伦理学与临床伦理学的差异,以帮助评估公共卫生监测的伦理可接受性。随着监测项目日益增多且伦理要求越来越高,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监测的伦理指南》,希望通过总结和梳理这些问题为相关的伦理培训提供信息,为伦理委员会提供参考,并提高从业人员的认识。     

“我们”的世界缺什么

“我们”的世界缺什么?这一问题的真义是:“我”成为“我们”的精神世界缺什么?缺“伦理”,缺“本性上是普遍的东西”的伦理!这一缺失历史地根源于对人类文明原初经验和童年记忆的误解和误读,因而必须进行中西方民族精神发展的宏大叙事.苏格拉底之死是古希腊文明的集体记忆,作为一次伦理事件,其深远精神意义使它成为西方文化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记忆;“制礼作乐”的西周维新是中华民族的原初经验,礼崩乐坏是中华民族的童年记忆.带着“伦”的世界和“神”的世界的原初经验和童年记忆,中西方民族开启了各自的精神之旅.20世纪初,中西方哲人以不同的话语形态和问题指向诞生了同一个文明觉悟,这就是“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学会伦理地思考”的“伦理觉悟”.行至当代,中西方民族、中西人的精神世界“同是天涯沦落人”,面临同一个难题:伦理缺失,伦理家园失落.由此,“我们如何在一起”的道德追问,便演化为“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追寻,最后演变为一场关于人类文明前途的信念危机:“我们能否在一起?”     

企业环境责任的伦理考量

责任伦理是面向未来的一种伦理概念.企业责任伦理的缺失是我国环境污染日趋严重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企业作为环境污染中的主体,必须为其行为后果承担责任.当我们强调作为集体的企业的责任伦理,强调企业对其行为所导致的后果负责时,其实质即指企业在责任伦理下的社会责任承担问题.     

探求心觉之路:儒家心学伦理精神研究

儒学具有心学传统,以为人处世作为立论基础,其方法论"反求诸己"。儒家心学伦理以心为本体,以中庸为德性,通过养心、治心求得放心而建构起内在的主体性和伦理精神。     

论“忠”与“信”的政治伦理意蕴与当代转换

“忠”与“信”作为传统的政治伦理范畴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赋予特定的内涵 ,对整个民族精神的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信”作为一种道德之德 ,在古代的道德体系中 ,从属于作为伦理之德的“忠”。要实现二者的当代转换 ,根本的途径是既要保持二者的核心价值 ,同时将作为伦理之德的“忠”转换为个体的道德之德 ,而将作为道德之德的“信”普遍化、制度化为全社会的伦理之德 ,赋予“忠”、“信”新的内涵从而使其具有恒久的道德价值。     

政府环境伦理责任论

作为一种特殊经济主体,政府承担着必不可少的环境伦理责任。政府的环境伦理责任是指政府在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过程中应该为环境保护事业承担的道德责任,它主要是通过政府制定和推行环境政策、法规、规划、标准的情况得到体现的。为了有效地开展环境保护工作,我们应该实行“政府为主,市场为辅”的环保机制。     

论儒家经济伦理——韦伯引议

经济伦理是指人们基于某种宗教、文化心理而对经济行为进行的道德判断。一种文化体系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经济伦理来实现的。韦伯认为资本主义萌芽首先在西欧发生是由于基督教经过宗教改革,产生了以“天职”观为核心的新教伦理,孕育了以工具合理性为实质的“资本主义精神”。而中国儒学中存在的则是价值合理性精神,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本文引申发挥韦伯两种合理性的思想,系统分析了以“义利观”为核心的儒家经济伦理及其产生的文化背景,指出其对小农经济的适应性和对商品经济的排斥性。最后,又根据东亚儒学文化圈其它诸国经济起飞的事实,探讨了扬弃儒家伦理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何怀宏"底线伦理"思想刍议

何怀宏以一种普遍主义的底线伦理学的视角,对中国传统的心性良知理论进行了高蹈道德与基本伦理的区分与剥离。这一学术努力不仅让我们从道德伦理角度看到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资源和局限,更让我们看到了在一个现代法治社会中建立和维护"底线伦理"的有效机制的重要性。而其后何怀宏以其持续的伸展到社会正义和精神信仰的学术努力,为他的"底线伦理"理论建构了一个基本完整的思想体系,在这一富于思想意义的架构中,"社会正义"是现代个人伦理的制度保障,而"个体信仰"则成为支持和提升底线伦理的一种力量。     

印度沉思

在德里一座色彩耀眼的神庙里，灯光辉煌，宾朋满座。一对青年男女低眉端坐，祭司把一滴滴圣水洒在他们身上。然后，这对新人在乐曲和歌声中，绕着火堆，走了7圈。这是印度教徒的结婚仪式，象征人生正走向欣欣向荣的时期。在宋木那河边，一堆架立起来的干柴下面放着逝者的遗体。法事作完，逝者的长子从祭司手中取过火种，绕着柴堆走了7圈，将柴禾点燃。一时间．烈焰熊熊，不久，遗体与火光俱灭。焚烧后剩下的灰烬撒人奔流不息的河中。一个人就这样走完了人生之旅，不在世上留下任何痕迹。这是印度教徒的葬礼。印度有8亿多人口，其中80％信奉…     

基督教伦理与当代精神重建

本文认为,在发展经济、追求财富的同时,当代亟需精神重建。而作为一种天启的宗教伦理,基督教伦理在呼吁公平公义,唤起良心的过程中应当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儒家伦理的角色化之误

安乐哲提出"儒家角色伦理"范畴,是对儒家伦理的一种误读。角色伦理强调人在社会整体中的地位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义务,因此,它是一种消极的义务伦理。儒家伦理则经常突破人的社会地位和礼仪规范的限制,自愿地承担为他者的责任,因而是一种积极的责任伦理。安乐哲误读产生的根源则在于他没有真正把握住儒家伦理学中内在于生命的仁心,而在人生外部寻找儒家伦理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