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医学视角下《只有医生知道》之叙事特征探析

结合《只有医生知道》这一"医生叙事"的具体案例,探析了叙事医学的叙事特征。研究发现,叙事医学的叙事特征体现为以下几点:独特性使得患者和医生开始有意识地专注个体,包括自我与对方,发掘个体的生命意义,弥补医学对普遍性和可复制性的追求所冲淡的对独特性和创造性的认识;主体间性或互文性说明亲密的医患关系产生于话语中,是基于医生和患者之间分享的复杂文本;叙事医学的伦理性使受众通过阅读知晓如何处理、维护好医患关系。     

叙事医学助力医患共同决策

医患共同决策是理想的临床决策模式。它强调医患之间是一种合作伙伴关系,医生与患方之间应彼此交流,相互分享信息,双方同为决策主体,共同选择诊疗方案。但在现实环境下,医患面临诸多的决策困境。叙事医学让医生重视叙事的价值,并要求医生通过关注病人叙事来关注全人、见证病人的痛苦,与病人同在,最终与他们建立归属关系。叙事医学的临床实践有助于化解决策困境,对顺利实现医患共同决策有重要的作用,但需要不断在地化发展。     

医患会话中的叙事——聆听患者的故事

医患会话是医疗过程中的重要活动,对医患会话进行文学叙事的剖析,可以观察发现医生和患者的叙事风格以及医患双方不同视角下的疾病阐释方式。在会话中患者的叙事是涵盖过去、现在及将来的全过程叙事,是包括社会背景与心理状况全方位的叙事。而医生的叙事是此时此刻的现实叙事,是纯医学的、直白的和普遍性原理的叙事。对于掌握临床实践的医生来说,要全面了解患者,获得完整的叙事信息,必须要先学会聆听患者的故事,理解"故事"在医患会话中所占有的重要位置。     

“医患冲突”背景下医学伦理教育的检视与重构

从教育学意义上理解,"医患冲突"现象的发生关乎医患关系主体行为养成的教育环境,其形成是医学伦理教育在育人与形塑社会教育功能上双重阙失的直接后果。"医患冲突"现象折射出当下医学伦理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尴尬"的教育定位与关系"错置"、教育"知识化"倾向与能力教育的偏废、理论课程设计不合理与实践课程流于形式、教育方法单一与教学关系的失衡等。以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为目标,通过医学伦理教育的再定位、教育模式的转换、课程设计的合理化以及教育方法的创新,可以提升医学伦理教育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医患冲突"。     

论叙事医学的根基与价值

"叙事"本是语言范围内的一种现象。在这里,它是一种"隐喻",一种与理性科学相并列的认识世界的方式,一种哲学观的体现,现代性世界的诸多问题源自对它的疏离与遗忘。后现代哲学的"叙事转向"即对"叙事"的重新发现。叙事医学是在现代性反思的大背景下,医学所进行的自我修正与完善,阐述"叙事转向"的现实依据与理论资源为解读"叙事医学"做好铺垫。之后从叙事之于医学的源始性与优先性、生物医学对叙事的拒斥和遗忘、叙事医学的价值期望三个方面解读叙事回归医学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中医与文学：《醉花窗医案》的叙事反思

叙事医学视阈下《醉花窗医案》中的反思现象,具有明显的"文学多维化"特征,且反思路径具有"多视角"特色。王堉通过汉语言修辞的运用,对文史学典故的援引以及对民俗文学体裁的融合等,实现了在传统文化背景下对"医生自身、医生与患者、医患与社会"等各层面的叙事反思。多视角叙事反思的医事路径,主要呈现"医生与患者"视角和"医生与同业医"视角下的多篇典型医案中:前者以"医理共通和医患关系、诊疗依从性、知情同意、转诊及其影响"为路径关键词展开表述;后者聚焦对"妥善处理诊疗分歧"的关注。     

医患叙事中的模糊限制语研究

叙事语言是叙事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而模糊限制语则是医患叙事中常见的话语表达方式。医患叙事中的模糊限制语的运用与医疗的本质和特性具有直接的统一性,是医学模糊性、医疗不确定性的客观反映。正是基于表达医学、医疗这一特性的需要,模糊限制语发挥着维持医疗科学性、医患和谐性与人文性的社会功能,即在特定情境中表现为增强医患话语表达的精确性、科学性,表达医患之间礼貌、关怀的人文性以及实现医患自我保护的功利性等。恰当运用模糊限制语对实现医疗活动顺利进行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叙事医学的“对话”图式

叙事医学绝非本在医学之外却于当代被人为强加的异物,它的凸显是医学的自我完善。作为照顾人身体的一门艺术,医学在本质上蕴含着叙事医学和科学医学共同生发的潜质,实际样态则服从于特定历史阶段人们的认识能力和水平。通过揭示在医学真理中科学真理与处境真理的结构性关系以说明叙事医学和科学医学之间的关系实为一个经常性的医学景象。当下叙事医学成为"显学"具有必然性,它是对科学医学"独语"现象的反动,促使将二者关系重构为一种富有活性的"对话"关系,科学医学在拒斥寻求优越性之诱惑中与叙事医学相互融通,医生在这个历程中亲身实践,也收获鲜活、细腻的叙事体验。     

尊重患者的故事及对叙事医学实践的思考

医学除了具有生物科学性外,更有着社会和心理的特性,同样的疾病、不同的患者就会衍生出不同的故事版本。本文通过对一位直肠癌患者的诊治经历进行叙述,尝试着通过“叙事医学”实践来进一步认识、吸收、解释、回应患者的故事,通过医患之间心与心的交流从而加强患者的优质体验。本文还从医患双方、医院管理以及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就叙事医学更有效可持续发展需要提供的支持做了思考。     

医患之间的共情与病痛叙事——青海莫多寺曼巴扎仓的医学民族志研究

曼巴扎仓作为藏传佛教寺院的医学教育和医疗机构。它在教育过程中贯穿着公益价值和医学人文教育思想,在医学实践中把藏传佛教的身、语、意概念用之于医疗叙事,从而使安多藏区的曼巴扎仓成为雪域高原的医疗中心。病痛叙事和共情是通过藏传佛教、民族医学教育和文化传统而习得的一种能力和技巧。恢复藏族传统文化,并在医学教育中增加礼仪训练,有助于病痛叙事的展开和医患共情的产生。曼巴扎仓的医学叙事及其实践虽然不适于在藏区以外的地方复制或推广,但其医学共情的实践为消解当下的医患紧张关系提供某种思考路径。     

临床工作中的叙事伦理

兴起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叙事伦理旨在弥补原则主义伦理学的不足,在"以病人为中心的医疗"时代建立医患同盟关系而非对立关系。讨论了叙事伦理兴起的背景,并通过分析临床医学知识的叙事本质、医学实践的叙事特征,以及临床决策中叙事的重要性,认为在临床工作中采用叙事伦理的方法是合宜的,呼吁医务工作者掌握叙事伦理方法作为日常伦理决策的手段。叙事医学的培训特别是细读法的培训是医务工作者掌握叙事伦理方法的手段,也是推进我国叙事医学发展的关键一步。     

叙事医学:从工具到价值

关注叙事医学,必须廓清其学科建构的特质与历史逻辑,从叙事医学创始人丽塔·卡伦的精神发育入手探究叙事医学的创生路径,如何从文学叙事到医学叙事,从叙事疗法到叙事医学,探究了生命书写理论的模式与方法、意义,通过对叙事医学五大特性(时间性、独特性、因果/偶然性、主体间性、伦理性)的分析揭示出工具(实用)的叙事疗法朝着价值(理性)的叙事医学逼近的精神蜕变历程。     

医学专业精神教育的生命叙事维度

生命叙事不仅要求从"人"的角度倾听患者的"故事",而且要从人的完整性方面对患者进行综合的理解。医学专业精神内涵中彰显的叙事特征反映出医患互动中双方主体共存性。叙事把"患者"引入医学专业精神教育的场域,不仅在实践层面强化了医者的专业责任,而且体现了职业到专业跨越式的自我改造。所以,生命叙事一方面使医患关系中"人"的主体价值重新显现,另一方面又消解医疗实践中的异化现象。异化现象作为医学专业精神构建中的绊脚石,人的主体性价值回归是战胜它最核心的利器之一。     

叙事医学质性研究方法探讨

叙事医学也可以作为一个质性研究工具来使用,从理论层面介绍了其四种叙事类型,病人叙事或经典的患病叙事、医生叙事、医患相遇的叙事、元叙事。从具体操作层面介绍叙事医学质性研究步骤,一是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介绍,二是研究设计,三是研究分析,四是综合分析讨论。从叙事医学质性研究来看,其将疾病治疗中的病患经历置于中心,从身体、时间、主体间性等各方面加以把握,同时关注不同叙事形式所处的社会、文化、历史情境。这些都是叙事医学研究无法为其他生物医学研究所取代的优势。     

医学伦理学视角下探讨叙事医学的平行病历

医学界已经意识到现代医学的非人性化倾向,以患者为中心的生物心理社会的医学模式已经被广泛接受和认可,叙事医学应运而生。但是叙事医学存在空壳化的危险,而平行病历的出现使叙事医学出现新的转机。推行平行病历能够结束病历的"千人一面",有利于增加医生对患者的共情和对诊疗过程的反思,能够促进良好的医患沟通,缓解紧张的医患关系等。但推行平行病历存在潜在的伦理问题,应该用医学伦理学不伤害、尊重、有利、公正四原则为指导,在书写平行病历的前期、中期和后期规范书写行为,使平行病历更好地发挥作用。本文从医学伦理学的视角来讨论平行病历,是对叙事伦理学本土化的一次尝试。     

疾病叙事阅读：医学叙事能力培养

在叙事医学和医学人文的情感转向这两大理念基础上,提出将医学叙事文本按照创作方式分为虚构疾病叙事和非虚构疾病叙事两大类型,按照作者身份分为文学疾病叙事、自我病情书写和医生病理书写（平行病历故事）等,并提出将元病历叙事作为医学院校叙事医学能力培养的重要阅读材料,在此基础上,增加阅读与某种具体疾病相关的叙事作品,如神经叙事,癌症叙事等。同时探讨如何将叙事学基本知识融入疾病叙事阅读中,切实引导医学生提高医学叙事能力,达到医患视域融合和医患沟通效果最佳化。     

当医生成为病人:受伤的故事讲述者与元病理叙事

在叙事医学语境下,以医生为第一人称叙事者的非虚构疾病自传叙事作品出版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当医生成为病人,医生关于疾病的生命医学视角不得不与疾痛的个人视角合并,产生某种张力,激发他们寻求疾病书写这一媒介来反思医生职业和医患关系。"生过病的医生"可以类比为荣格的"受伤的治愈者"。"受过伤的故事讲述者"更能"病吾病以及人之病",他们比没有生过病的医生更容易与病人达到共情状态,更能将自己的患病经历化为协助病人战胜疾病的精神力量。因而,生过病的医生所撰写的疾病自传叙事可视为一种"元病理叙事"。     

叙事医学在中国：现状与未来

叙事医学的精髓在于愿意去倾听患者的叙事,并为之采取各样的行动,产生对医患都有益的结果。鉴于此,叙事医学近几年来在我国得以迅速发展,以叙事医学为方法的实践、为内容的教学和研究都有一定的发展,但其数量、质量和深度都有待进一步提高。当务之急是要研究各种情境中实践叙事医学的临床路径;探讨在现象学、叙事诠释学和社会建构论指导下医患互动中的关联性,在医学教育中加强细读训练,探索利用叙事进行临床教学的方法,多管齐下,以实现叙事医学在我国的扎根落地。     

叙事医学“要旨”之追问:努力“复原真相”?

叙事医学的本质是对注重充分搜集患者信息的临床诊疗传统之回归。其最核心要点在于尽可能探寻"疾病真相"。叙事医学之诞生,与20世纪现代主义盛行,一切讲究证据的纯科学主义思潮有关,它源于历史学的"宏大叙事"和"叙事理论",直接承启了20世纪80年代叙事心理学之学派。要发展叙事医学,可以分通俗路线和专精路线,前者类似于"通俗"唱法,鼓励临床医师为了探究疾病真相,不拘一格,学会听故事、讲故事;后者则类似于"美声"唱法,讲究一定的仪式/程序(如平行病历等),遵循学院式的范本。叙事医学强调当今似应大力促进临床医师注重对话交流(问诊)传统,不拘仪式/程序,学会听/讲故事,借此更好地了解具体到每个人的个性化疾病故事,甚为重要。     

论临床医生医学叙事能力培养

叙事医学是对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诉求,是医学的伦理精神体现。临床医生叙事能力培养是叙事医学实践的关键。叙事医学的能力可以分为人文关爱意识能力、叙事技能技巧能力和临床执行能力三个方面。医学叙事能力的培养,可以从理论上分为教育层面和训练层面。教育层面是对医学叙事能力的养成,它需要贯穿在医学教育、医疗实践、医学研究的方方面面;而医学叙事能力的培养是进一步落实在临床实践中体现出的医学人文关爱,是叙事医学的伦理精神的实践。医学叙事能力的培养需要医学教育养成的贯穿和叙事技能的训练,叙事阅读、倾听、写作、境遇结合是医学叙事能力培养的具体落实。